《左传》“不朽”思想探微

还有一些著述对《左传》中“不朽”观念偶有涉及，如《〈左传〉生死观及其叙事表现》iv和《从〈左传〉看春秋时人的生死观》v都是从“不朽”观念来看人们的生死观，前文主要探讨《左传》的文学性并简要梳理了《左传》中生死观产生的背景、表现和影响，后文则用列举的方式大致展示了春秋时期人们的生死观。其他涉及“不朽”的论文还有如从人文思潮来看“不朽”的《春秋时期人文思潮思想评述》vi和从儒道两家生死观对比来看“不朽”的《先秦儒道生死观研究》vii等。

“三不朽”是一种伟大的观念，透过对这一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人们对生命的严肃思考，他们秉持着对生命负责任的态度努力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价值。那么这种可贵的精神为何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其背后又反映出来怎样的社会思潮？因此探讨《左传》中的“不朽”有其意义。

一.“三不朽”观念及其践行

《左传》是反映我国春秋社会的重要史料，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之间的历史。通过《左传》我们可以看到那时人的生活观念，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个重要节点，是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极为关注的事，一个人如何对待生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生活理念与生命质量。从《左传》中透露出来的贵族的生死观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不朽”的观念。该观念源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viii

“不朽”观念的产生很早，但是他的含义到了春秋时代似乎已经不甚明朗，因此才有范宣子的问，范宣子的回答代表了当时关于“不朽”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尚局限在自己宗族的范围内。穆叔可能认为古老的“不朽”观念已经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诠释，因此穆叔在范宣子说完他的见解后进行了反驳，穆叔所诠释的“死而不朽”就是“三不朽”即是指“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件事，“死而不朽”是说一个人只要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中的一件即使身死也能够永垂不朽，仿佛还活在历史的长河中。而那些保全子孙绵延不绝、世代接受封地没有绝祀的人只不过是世禄中大的，与不朽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一段话揭示了在古时候人的观念里他们渴望超越死亡，永垂不朽，但是肉体上超脱死亡是绝无可能的，在穆叔这样的人看来真正的不朽是活在后人的传诵里，因此要通过塑造高尚的品格、建立功业、树立言论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不过，在“不朽”之中也有区分，最上等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最次是立言，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将这三者截然分开ix，然而不论是立功还是立言都是复杂的行为，不应当与德界限分明地分开来看，“立德”是贯穿于后两者之中的，人们不论是选择“立功”还是“立言”背后的精神支撑都应该是道德。这里的“立言”也并非指的是成一家之说，春秋时私学尚未兴起人们可能没有意识或是很难独立形成自己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学说，因此言论应当指的是针对具体事件发表的一些见解，“立言”是依附于“德”与“功”上的，它可以被视为人们在做有德、有功之事时被人记录下来的话语。不论怎样，德处于最上层是毫无疑问的，可见春秋时期贵族的道义观念深入人心。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将这句话解释为：“到死而名声不被人家称述，君子引以为恨。”x关于这句话的理解有争议，如果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正确的话那么它就代表了孔子等许多贵族阶层的人生要求——活着的时候要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有一个好形象，这样便死而无憾了。不仅是孔子有这样的言论，《左传》中随处可见按这样的方式去活的人。

《左传·文公二年》记载了狼瞫的死亡哲学：

“战于殽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xi

在狼瞫心目中人须得死得其所，《左传》中很多地方都透露出来人们重死轻生的倾向，有些人甚至主动求死。但这并不代表春秋时期的贵族轻视生命，他们只是轻视死亡本身而重视生命的质量。因勇敢而得名的狼瞫不因为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作乱或是自尽，因为这是不合乎道义的，上级不了解他他便用死国的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最终带领晋国军队取得了胜利。狼瞫因而被当时的人评作“君子”也被载入史册，他通过立德与立功得到了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崔杼弑其君”这轻轻五字记载了历史的真相，真相背后的代价是一家两位史官的生命，即使明知生命受到威胁仍然抱定必死的决心前赴后继维护历史的尊严与史官的尊严。后来的史学家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史德》篇中将刘知幾的“史学三长”加上“史德”扩充为“史家四长”，秉笔直书是史家最基本的德，他们面对生死的态度有一种“人谁不死”xii的精神。齐国的史官通过笔立言、通过自己的热血立德，最终做到了不朽。

二.“不朽”精神产生原因

“三不朽”是“不朽”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春秋时期的人对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的新的阐释。除“三不朽”外，“不朽”一词在《左传》中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僖公三十三年：“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xiii第二次是成公三年：“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xiv第三次在成公十六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xv第四次是昭公三十一年：“若弗杀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xvi“死且不朽”连用出现的频率之高，大概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当时的成语。从内容上看，前三次背景都是臣打了败仗，其中前两次是臣被敌国俘虏后放回而说的，第三次是子反战败，楚王并未怪罪他，他却认为苟活是不义而自杀。最后一处是季孙被怀疑不守臣道，向君主表忠心时所说，其中“弗杀弗亡……死且不朽”从字面上难以理解，根据张觉先生在《〈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误解辩证》xvii中的考证为错简，应当为“赐之死，死且不朽”，那么这一段表示的就是和之前一样的意思，即以国家的名义被戮名声永不磨灭。从这三段话中可见，春秋时贵族流行“死且不朽”的观念，并且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是不逃避君主根据国法以正当的理由来杀戮自己。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武士打了败仗就应当为自己的失败行为负责，既要对得起国君的信任又要对得起士兵和百姓，这是一种诚信的体现，因此国君如果下令杀了他们，他们不仅不会逃避反而会欣然接受，因为这能体现他们的道义。他们勇于为失败负责，虽然战争的失败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是作为主帅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为了那一份象征性的责任不避死亡是“立德”、“立功”的体现。

（一）文武合一的教育

从以上几例中，我们可以管窥到《左传》中人们的生死观，人们不以死亡为遗憾，反以“死且不朽”为荣誉。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春秋时期贵族们为何会形成这样一种不求生只求“死而不朽”的观念呢？在春秋时期人的观念中，大概死是最容易的事，而活着就要积极有为，有所建树。这种生死观念的产生与春秋时期贵族的尚武精神关系极大，那时的教育是一种“武士教育”，这是封建时代的普遍情形xviii。孟子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xix当时的学校即是训练射、御的场所，其实非特“序”为肄射之地，他三名皆然xx。“武士教育”下的贵族由此普遍产生了轻视肉体之生命的倾向，他们的观念里死亡是人的必然，既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死亡，那么武士要体现出与他们地位相称的德就要对死亡无所畏惧，死亡能够体现他们的勇武。武士教育不但使得贵族们勇敢面对死亡而且能培养出了贵族们效忠君主的精神，因此贵族们才会为了自己的君主或上级英勇征战。

古代贵族所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xxi贵族在武士教育之外还有“礼乐”的传统，否则一个贵族就只会一味勇武轻生。“终春秋之世，未见贵族不能武士者，亦未见文武确实分职之痕迹。”xxii将礼乐文明的教化赋于射御上，便使贵族们在力量、勇敢之外产生了另一套对人的评判标准即不单纯以野蛮的体魄来判定一个人的高下，武事上加上了道德规范，不符合于这个精神的即使勇武也会被人不齿。这个规范使贵族们具有了是非、羞恶的道德之心，应当说对贵族君子精神的培养造成了“不朽”精神的另一方面——注重名誉之生命。《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责也。德义，利之本也。’……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可见连选拔一国元帅也并非单纯以武功为标准而是评判其在诗书礼乐上的功夫。一个贵族要想获得其他贵族的尊重，公认的方法便是证明自己有更高的品格。贵族阶级的人在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后便去践行它，然而社会毕竟是复杂的，在面对这样的两难局面时，有些人不得以违背了自己一直以来坚信的信念而感到于是不得不选择自杀解脱自己同时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襄公二十二年的弃疾因忠孝难两全而自尽就是一例，不能用正常方式不朽便选择用最为悲壮的方式向世人表明自己并非无耻之徒。有了德，他人才会来归附，若是做了失德的事则只好选择以死来明志补救。“死且不朽”中更透露出来贵族把选择死亡的无畏也视为“德”的体现，这样即使他们在生前建树有限没能为国家立下功劳，一死也可以体现他们的节操。

（二）生命短暂

《左传》“三不朽”的精神反映在当时人对生死的观念中就是不惧怕死亡，只恨不能有“德”、“功”、“言”来流传，贵族把自己生活着时能做的事看得比活着本身更重要，他们很理解生命的长度无法延长，而只要他们的言行能够传之典册为人称道便不算最终意义的死亡。春秋时期战乱频仍，根据《中国古代战争辞典》统计这一时期共发生大大小小战争共710次xxiii。春秋尚处于全民战争时期到来之前，承担作战任务的主要是贵族，庶民和奴隶基本没有正面作战的资格，主要承担辅助任务，“‘士’即武士，为主力军（车上甲士及车下甲士），‘庶人’则为徒卒或供杂役”xxiv。加上该时期正处于二级封建化过程当中，诸侯国内部斗争消耗明显，贵族的生命更加得不到保障，甚至还有许多贵族被灭族，像晋国九大卿族在与国君和他们彼此之间的惨烈斗争中直接造成了六卿被灭，只剩韩、赵、魏三家。“孟子曾对春秋时期这种贵族与公室之间的斗争、贵族之间的斗争以及贵族与其陪臣之间的斗争有过很好的概括：‘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xxv不仅卿族之间较量异常激烈，公族内部也是刀光剑影，“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xxvi可见他们对权力的争夺也十分残酷。由于生活条件落后和战乱的原因，那个时代人的生命如舜英朝发暮落，由此引发了生命的紧迫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自己有可以不朽的资本成为贵族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生命的短暂与不朽的愿望促使贵族格外重视自己的职责履行，在必须完成的义务面前死根本不值一提。承担自己的责任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一个卿大夫和士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效忠国君，因此才会有《左传》中多次提到的“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一类的话。但他们的忠君与后来发展出的忠君并不完全相同，更多的是为公，先秦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天下”，忠和孝在那时是不分的，贵族的大孝在“尊祖敬宗”、“保族宜家”，“‘忠’之道德最原始之义似为尽力公家之事。”xxvii“不朽”观念体现出了贵族对自己所背负的宗族与国家的责任的献身精神，世君世禄不过是小范围的，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十分脆弱，而有自己的一番功业能惠及后世才是恒久被人称颂的。贵族藉由“不朽”来对抗混乱时期中毫无保障的生命，他们的教育又为他们指明了献身公事的道义之路。

（三）人文主义的兴起

人文主义在西周时就有所发端，《尚书》、《诗经》等文献多有反映周人把天命与民相联系、天命可以转移的观点，《酒诰》中有：“惟天降命肇我民”，《诗·大雅·文王》说：“天命靡常”，“但他们的行为的根源与保障，依然是传统宗教中的天命，而尚未达到在人的自身求得其根源与保障的程度。”xxviii到了春秋，人们重人的思想更加普遍和深入人心，长久以来发展着的人文主义成为了“不朽”的思想根基。“不朽”的观念反映出春秋时期的贵族们已然发现了“人”的价值，他们在摆脱神鬼世界中迈出了重要一步，那就是超越了只有神鬼才能不朽的理念，人也可以与天同样不朽只要他有所建树就值得被世间永远铭记。“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想法。”xxix这时，贵族们已不再在天那里寻找使人不朽的依据，他们自己去定义什么样的人可以不朽，他们去实现“死且不朽”的根源与动力也不再是天的要求而是来源于人自身消弭生死矛盾的终极关怀的需要。平民百姓需要的也不再是权威不可侵犯的天帝而是人间的圣人。“三不朽”观念强烈冲击了人们重鬼神的传统，人所以为人的地方在于人性，人性的本质是人格，人格则变现为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内涵。xxx相比世君世禄，人的价值与作用在“三不朽”观念中展露无疑，人不再是任鬼神摆布的毫无自主能力的生物而可以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能建功立业的人、做一个能传之后世的人。只有人们先确定了这种不朽的可能性，才可能注意到自己的生活理念与生活表现是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人们才会想到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朽与不朽都有可能，并且实现不朽的可能性不掌握在任何抽象的鬼神、天帝那里，而是完完全全取决于自己。“不朽”观念起源可能很早，但经过春秋时期人文主义的改造，它完成了从保证祖宗神不绝祀到实现个人价值的转变，“是直以人文成就于人类历史中的价值，代替宗教中永生之要求。”xxxi每个人都有对生命的留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不朽的理想超越了任何留恋与恐惧，为了不朽人们在活着时注意锤炼自己的品德，在战争中奋勇杀敌，在言论中秉持真理，做好了这些准备面临生死的抉择时他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

三.余论

这种重名节、重操守、轻生命的风气经过战国时期的破坏延续到汉代，因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司马迁为何会在《史记》中将《左传》中寥寥数笔的赵氏灭族演变为传奇色彩浓厚的“赵氏孤儿”故事、《后汉书·党锢列传》中为何有那么多的人为了保护党人而牺牲却倍觉光荣xxxii。可见，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是认同《左传》中体现出来的为了不违背道德而牺牲或是忍辱前行的，司马迁本人创作《史记》也正是受到了“三不朽”的启发xxxiii。《后汉书》所反映出来的是到了离春秋更远的东汉时期，即使普通老百姓也充满为了天下之正义慷慨赴死的精神。“三不朽”观念后来成为儒家民族气节的发端之一，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总是力求修身养其大体，总有着封狼居胥的意气，总爱在文字中寄托自己的志向。

害怕死亡不应表现在贪生怕死和盲目求神拜佛上而应表现在勇于不朽的不服输的精神上，“不朽”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文化形成早期人们对生死的严肃思考，其中透露出来的“以人为本”、“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

注 释

i张觉：《〈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误解辩证》，《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1期。

ii刘畅：《三不朽：回到先秦语境的思想梳理》，《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iii过常宝、高建文：《‘立言不朽’和春秋大夫阶层的文化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iv华珍：《〈左传〉生死观及其叙事表现》，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v刘蓉、白炜：《从〈左传〉看春秋时人的生死观》，《唐都学刊》，2004年5月第3期。

vi王杰：《春秋时期人文思潮思想评述》，《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vii郭荣君：《先秦儒道生死观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viii李梦生撰《左传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90页。

ix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将“立德”解释为“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则为“拯恶除难，功济于时”；“立言”指“言得其要，理足以传”。

x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7页。

xi李梦生：《左传译注·文公二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

xii李梦生：《左传·定公十四年》，同上，第1276页。

xiii李梦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同上，第330页。

xiv李梦生：《左传·成公三年》，同上，第532页。

xv李梦生：《左传·成公十六年》，同上，第601页。

xvi李梦生：《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同上，第1198页。

xvii张觉：《〈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误解辩证》，《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1期。

xviii童书业：《春秋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xix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8页。

xx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xxi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xxii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31页。

xxiii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古代战争辞典》，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1-80页。

xxiv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180页。

xxv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xxvi李梦生：《左传译注·庄公二十五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xxvii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9页。

xxviii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xxix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1页。

xxx曾毅：《文献与人事春秋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两条线索》，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xxxi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xxxii《后汉书·党锢列传·张俭传》：“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廷今日载其半矣。”钦叹息而去。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传》：“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xxxiii司马迁在《与挚伯陵书》中写道：“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功。”

（作者介绍：秦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