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都柏林人》中的爱尔兰人形象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置景于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以写实和讽刺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都柏林中下阶层的生活,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弥漫于整个爱尔兰社会的麻不仁、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被乔伊斯定义为“瘫痪”，而乔伊斯用十五个生动细微的故事深入到人内心深处，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爱尔兰人民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生逢不幸却意识不到自身的不幸，这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精神瘫痪；生逢不幸却没有勇气逃脱，这是由于归属感的缺失和内心深处的怯懦造成的。本文将从该短篇小说集出发分别从虽生犹死的瘫痪和归属感的缺失与不幸的怯懦性两个方面探讨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爱尔兰人民所展现出的形象。

一.虽生犹死的精神瘫痪

乔伊斯在致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说：“我的意图是一章关于我国的道德历史，我选择了都柏林作为地点，因为这个城00是其社会与人民瘫痪的根源。

在本书的开篇《姐妹们》中的第一段就出现了“瘫痪”这个词语，由此奠定了全文的麻木混乱的氛围。当老柯特说出“那样对孩子们有害，因为他们的心灵很容易受到影响。孩子们看见那种事情时，你知道他就会产生某种效果......”[1]这样明显不尊重已经死去的神父弗林的话语后，与神父是老朋友的“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为其打抱不平，而是怨恨老柯特把“我”当做小孩子。神父弗林“教给了我许多东西”“他教给了我拉丁文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地下墓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向我解释不同弥撒仪式和教士穿不同服装的意义”“他的问题使我明白了教会某些规章制度是多么复杂难解，而以前我总觉得他们是最简单的条例”[2]，神父弗林这么做的意义正是希望“我”成为和他一样的神职人员。可是文中的“我”却疑问“不知道为什么竟有人有勇气去承担它们”[3]。“我”这么做实际上深深辜负了神父弗林对“我”的殷切期盼。在为神父弗林祈祷的时候“我佯装祈祷，却心不在焉，因为老太太的喃喃低语使我分心。我注意到她的裙子在后面笨拙地扣住，布鞋的后跟儿踩得歪倒在一边”[4]。上述几个事例都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主人公“我”精神世界的瘫痪，对待这样一位不幸离世的老人虽有伤心却依然麻木不仁。

在《两个浪汉》中，两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终日过着困顿的生活、生活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搞上各种各样的女人。爱尔兰未来的希望——青年人生活混乱与自甘堕落、不思进取，终日沉迷酒色之中。这种种一切都生动地展示了爱尔兰人民精神世界的混乱与生活状态的瘫痪。《死者》一篇中我们可以看到盲目崇洋的男高音达西先生与盲目排外的大学教师艾弗斯小姐。达西先生“虽是有名的歌唱家，对本国老一辈音乐家却从来连听都没有听人说起过”在半推半就同意演唱一首具有爱尔兰古典风味民歌时却“似乎对于歌词和自己的嗓子都缺乏把握”“不停跑调还推脱自己因感冒弄坏了嗓子”[5]。和达西先生对本国文化一无所知相比，艾弗斯小姐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她热爱着自己的土地，极力维护自己的民族。但她过分固执，完全不愿意接受外来的先进文明[6]。这两个青年人盲目的崇洋媚外与排他主义正是一种精神禁锢的表现，他们的思想也同样是瘫痪、麻木的。

《泥土》在《都柏林人》整部小说中似乎是较为温情的一篇，但细细读来我们却可以发现其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阴郁与黑暗。女工玛利亚在一个和谐友好的工厂里工作，受到同事的喜爱；下班后服务的家庭把她当作家人，万圣节的宴会也邀请她参加；她为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感到高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下层的女工在游戏中却摸到了死亡的象征——泥土。有了死亡与演这个写作背景，整个故事的基调瞬间颠覆为阴郁——这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底层劳动人民死亡前的悼词！这样一来前文看似杂乱的情节安排就立马有了深刻的寓意：丢掉的糕点暗示玛利亚一生的贫苦；与绅士无果的相遇暗示玛利亚一生的地位低下——她始终与中产阶级隔着一条隐形的鸿沟，无法逾越（这点也可以从玛利亚”不明白为什么乔对他回答经理的话如此大笑不止”[7]看出,这一点恰恰反映出了她与中产阶级主人之间隐约的生活差异。）而在后文中作者也暗暗点明了主题：结尾的颂歌实则是棺盖上的最后一抔泥土，乔的眼泪实则是悼念玛利亚的悲伤与无奈。这样一个看似温馨却暗藏无奈与悲伤的故事正恰恰反应了爱尔兰当时社会的瘫痪与人民命运的悲惨。

而从该小说集中的女性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虽生犹死的精神瘫痪。

《两个浪汉》不仅描写了爱尔兰青年人混乱无趣的精神世界更包含了对种种女性的间接描写，展示的是爱尔兰社会一些无知的女性，她们放纵自己的生活，以为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但实际上却沦为了男人手中的玩物，对于自己这样一个悲惨的身份却又不自知、不自救，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另一篇文章《一小片阴云》中的“浓妆艳抹的女人”[8]也有所体现，乔伊斯把他们比作“像是受了惊讶的阿塔兰达公主”[9]，这样一种讽刺手法更具感染力。其实这种种一切关于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错误认知的刻画实质则是为了表现爱尔兰人民精神世界的混乱与生活状态的瘫痪。

本部小说集的其他文章中，也不乏对不幸女性形象的描写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公寓》中的珀丽以一个附属品的形象出现——一个男人的附属品。关于珀丽的场景描写一共有四处，其中三处都有关于珀丽的哭。她从没想过要亲手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将自己的命运罗盘交与一个不愿负责而又怯懦的男人手中。可以说珀丽是一个美好的少女，她天真烂漫、美丽善良，可这样一个美好的少女却不愿掌握自己的命运。作者对她的态度可能也有一丝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与此相反的一个女性形象——穆尼太太也出现在这篇文章中。与本篇小说集中出现的女性不同，穆尼太太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女性。她在遭遇婚姻不幸之后勇敢的同丈夫离婚，并用自己的独立与智慧拥有了自己的事业——“一家提供膳食的公寓”[10]并独自将自己的一双儿女抚养长大。可以说，穆尼太太这样的女性更带有一种现代独立女性的色彩。而这种独立精神是作者乔伊斯所赞扬的，但这种独立精神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则是少之又少。所以穆尼太太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乔伊斯对未来爱尔兰女性的一种期许。

　 二.归属感的缺失与不幸的怯懦性

爱尔兰是西欧极少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民生活在贫困与麻木之中。由于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贫困乏味的生活，人们灵魂深处埋藏着一种归属感的缺失，因此“逃离”是这本书中一个主要的主题。正如《伊芙琳》中所描写的那样“如今她和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她母亲也已过世。蒂茜.邓恩死了，瓦特一家已迁往英格兰。一切都变了。”[11]伊芙琳在毫无生气的家庭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犹如保姆般的生活，同时还伴随着父亲暴力的威胁，这样的生活使她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所以她想要逃离这样一种生活。可是即使当她找到了爱情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何处，这正反映了她及所处时代的人们内心的迷茫。

而与此同时人们向往自由的思想也被枯燥乏味的生活紧紧束缚住。《一小片乌云》中的主人公小钱德勒幻想漫游世界、想要成功，而他也明白自己想要完成自己的理想必须要逃离这个压抑麻木、死气沉沉的社会。可是却有“一种淡淡的哀愁笼罩着他。他感到与命运抗争毫无用途，这是千百年来历史留给他的智慧的重负。”[12]他失败了，是他的小家拴住了他，是他不幸的怯懦性拴住了他，使他成了生活的囚徒。他悔恨，他也无奈；他想逃离，却无法逃离。

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种奇怪情感来填满内心归属感缺失的空档----虚荣感。在《赛车以后》中，主人公吉米的满足感来自于“他的许多朋友都看见他刚和这些大陆来的人待在一起”、“被人们用肘臂轻轻推着，投以羡慕的眼光，真可谓是一件快事”[13]。而在《一小片乌云》中有这样一段对考莱斯酒店的描写“人们看完戏后常去那里吃牡蛎喝酒，他还听说哪里的服务员讲法文和德文”。那里的女人们“浓妆艳抹”、“穿着鲜艳刺目的衣服配着多种多样的衣饰”、“她们脸上敷着粉，脚刚一着地便提起曳地的长裙，像是受了惊吓的阿塔兰达公主。”[14]不论是吉米还是出入考莱斯酒店的女人们，我们都可以说是极度缺乏自我归属感的，他们只能在他人艳羡的眼光下才能安抚空虚浮躁的内心。

在《痛苦的事件中》杜菲先生与西尼考太太的相识正是因为两人共同拥有孤独的灵魂，两人归属感的缺失，而导致西尼考太太死亡的却正是杜菲先生不幸的怯懦性。他以所谓的自己独有的精神生活麻痹自己对西尼考太太的感情，直接导致了西尼考太太生活的堕落，间接导致了其死在冷冰冰的机车车轮下。这给我们读者留下了一种萦绕不去却又难以言说的哀伤。杜菲先生与西尼考太太虽不属于爱尔兰的底层人民，但其的精神世界是贫瘠的。即使杜菲先生有着自己所谓的精神生活，他仍然孑孑一人生活在幽暗深邃的个人世界里。没有信仰也没有陪伴，孤独就似他看似强大实则脆弱的保护伞，直至他邂逅一位中年妇女——西尼考太太，并决定约她出来。西尼考太太也是一个孤独的灵魂：丈夫常年离家并失去了与她寻欢作乐的兴趣，女儿也有着自己的社交圈。她是一个逐渐陷入黑暗的人，她恐惧孤独却又无法逃避孤孤独可怕的笼罩。这样两个孤独灵魂的乍然碰撞产生了光亮的火花，犹如突然点明的灯光照亮了阴冷黑暗的灵魂深处。随着他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的纠缠越来越深那束光也就越来越亮。西尼考太太渴望光明的温暖，越来越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直到“她激动地抓起他的手，紧紧地把它贴在她的脸上”[15]。这样的举动使杜菲先生“大为惊讶”——这将他隐藏极深的个人世界暴露在光亮之下，所以他选择了逃避。因为他骨子里的怯懦，杜菲先生离开了西尼考太太。这是两个小人物的悲剧，是一个孤独的人杀死另一个孤独的人的故事。但这却给我们生动地展示了爱尔兰人民内心缺乏的归属感与不幸的怯懦性。

《何其相似》中的法林顿终日面对着上司奥莱恩先生的非人性的工作压迫。整日枯燥无味的机械工作也无法改变法林顿贫困的生活。他渴望逃离，渴望自由。所以文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匆匆跑下摇动的楼梯”。他出了临街的大门，沿人行道的内侧，偷偷摸摸地走到接口的拐角，然后窜进了一个门廊。现在他安全地来到奥尼尔酒店昏暗的私室，激动的面孔带着浓酒或腐肉的颜色......”“他渴望在酒吧里度过这样的夜晚，在明亮的煤气灯下，觥筹交错，与朋友们开怀畅饮。”但是他的命运注定是无法改变的，无论他如何渴望自由快乐的生活，他都得回到现实的工作中：“而自己像进来时那样，悄悄地溜出了酒店的私室。”“法林顿走过一幢幢房子来到办公室的门口”。这样的生活重重地压迫着法林顿的神经，使其原本就空虚的精神世界濒临崩溃：“他的身体极想干点什么，想跑出去与人打斗一场。他一生中所有的屈辱都在激怒他......”“他的冲动达到了顶点，似乎非得来一次纵情的发泄。”“法林顿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恨不得挥拳砸向面前这个矮子的脑袋”[16]。这种看似疯狂的描写正是法林顿真实的心灵写照，也是底层所有受到资本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真实心理状态。在这样一种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下，法林顿终于发泄了：“你不该问我这么一个不合适的问题”[17]——这样一句话使他失去了工作。失业的法林顿也没有获得他想要的自由——他迎来的是雪上加霜的贫困，需要钱满足的酒瘾以及5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是法林顿发泄不满的无辜对象）整篇文章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自尊心极强却无法改变艰难现状的底层小人物，他在实际的世界中无法寻求到一丝丝的归属感，他想改变，却又因为其不幸的怯懦性而甘于现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与《一小片阴云》中的小钱德勒的故事十分相似。小钱德勒与他的朋友，一个生意成功而且生活自由的朋友，加拉赫在生活上的巨大差异而深感沮丧。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婚姻的束缚：暴躁的妻子与哭泣的儿子。这个向往自由向往外面世界的男人无可奈何只能默默留下悔恨的泪水。

《伊芙琳》中的主人公伊芙琳长大后面对母亲的死亡、父亲的暴力以及感情冷淡的弟弟妹妹使她极度缺乏归属感，因此她考虑到了离开。但在离开故乡时却又恋恋不舍、不知所措。对伊芙琳来说“去还是留，这是一个问题”[18]。在文章的最后伊芙琳看向自己的爱人“没有显示出爱意、也没有显示出惜别之情，仿佛是路人似的”，她在此刻产生了幻灭。在男性社会下长大的伊芙琳缺乏自己的思想，不知归处在何方。也许她会和母亲一样“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19]，也许她会毅然踏上离家的征程，去远方寻求自己的归宿。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唯一确定的就是伊芙琳与她的母亲早已沦为男性社会的牺牲品。

三.结语

乔伊斯通过其辛辣讽刺的手法揭示了处于大变革时期的爱尔兰人民的精神状况：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导致了人们的麻木与瘫痪：无知堕落，怯懦盲目。有的人对自身的不幸毫无意识、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有的人意识到了不幸后却又没有勇气逃脱，让怯懦性束缚住了他们的一生。而对女性的物化和女性自身对不幸的不自知更展示了爱尔兰人民对女性地位的态度和传统。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对其故乡爱尔兰的深切关怀。他一生都在逃离爱尔兰，但一生却都在热爱着爱尔兰，其作品中也时刻透露出爱尔兰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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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雪,宋颖.从《姐妹俩》浅析《都柏林人》的主题[J].芒种,2013,(04):185-186. [2017-09-24].

[6]伍光琴.虽生犹死的精神瘫痪——乔伊斯短篇小说《死者》主题探析[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8):32-34. [2017-09-24].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