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屈胜飞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兼具思想政治理论与历史课特点的课程，鉴于授课对象是历史专业之外的学生，这就决定了在该门课程教学过程中，运用史料时应特别注意政治性、可信性、生动性三个原则。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史料；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7-0023-04

收稿日期：2014-10-11

作者简介：屈胜飞（1981—），男，河南南乐人，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授课对象是本科院校除历史专业之外的学生，这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授课方式不同于历史专业，而须兼顾文理科学生的学科差别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时，90后已成为了大学生的主力，他们的思想特点、行为方式、知识结构等明显地烙上了当前时代的特征，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手段亦趋于多样化。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授课方式不仅要注重于学理性的分析，而且要牢牢把握内容之难易适当，及课堂的生动活泼化，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为达到以上要求，教师除须具有扎实的历史知识功底外，还须具备调动学生情绪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采用何种史料、如何运用史料就成了调节课堂气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史料的政治性

从时空观念上说，中国近现代史距离当前时代较近，加之近代化意识的逐渐形成及近现代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形成并保存了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这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最根本的原始依据。整体而言，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可分为两部分：文字记录的史料与非文字记录的史料。文字记录的史料包括各个时期各种政府机关、政党团体、工厂企业和重要人物的档案、文件、账册、电函、信札、日记、笔记、文集、族谱、家谱等，以及各种报纸、期刊、布告、传单、地方志，也包括某些图书、诗文、歌谣、碑刻、碑文等。非文字史料则包括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影音史料等[1]。

历史研究的论著写作注重以史料为基础，历史教学亦是如此，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历史研究写作无须考虑资料的生动与否，而历史教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在强调史实的基础上，还须着重于资料的生动性。因为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生动的史料，不但具备强大的论据说服力，而且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此外，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政治课性质，这又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所选取史料的政治倾向。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过程中，史料的选取须具有三点标准：政治性、可信性与生动性。

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目的十分明确，对此，高教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开篇的话”里讲得明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主要是要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2]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过程中所选用的史料首先应该强调它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主要表现是：以事实为基础，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符合科学发展观，符合中共中央精神，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教师在教学内容上避免犯根本性的政治错误，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唯物主义史观。

例如，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关系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其扑朔迷离的前因后果又长期困扰着史学界，甚至是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史学界在较早的著作中大多持相反的观点，一方说是“蒋介石的阴谋”，一方说是“共产党的阴谋”，争执不已[3]。对于此一问题，教学过程中选取史料时就必须注意它的政治性，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方的材料为依据，而应以唯物主义史观的态度，综合各方档案资料，不偏不倚，做出符合党性要求的正确判断。因此，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上述两个“阴谋说”是不成立的，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同时明确地告诉学生：就蒋介石误信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但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说，又有其必然性[4]。而这样的表述是与代表中共中央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载相一致的，符合了史料选取的政治性[5]。

然而，从教学效果与受众的兴趣点来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又具有历史课的特点，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一门兼备思想政治理论与历史课特点的课程，它要通过历史知识的传授，使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与道德素质得到提高[6]。这就在强调它的政治理论课性质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历史课的特点，因此该课程的教学所选用的史料还必须强调可信性。

二、史料的可信性

可信性强调的是史料的真实性，即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选用真实可靠的史料，而对于有争议性的史料则应谨慎使用。一般而言，由各种政府机关、军队、政党团体、工厂企业等形成的档案文件，以及往来函电、信札、影音资料等，属于原始的一手资料，其可信度比较高。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过程中，采用这种原始的档案资料较为稳妥，也能最大限度地令人信服。即使如此，在利用上述史料时也应注意与其他材料相结合，防止堕入所谓的“原始档案”有意或无意设置的陷阱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事略稿本》是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它是由蒋介石指定秘书编纂而成，但其参阅了相关函电令告及节抄了蒋介石日记，“仿《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编撰”，从而使其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7]。自2003年以来“国史馆”将这批资料陆续影印出版，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在利用《事略稿本》过程中，有学者发现它亦有记述错误之处，并据此再次强调：“在史学研究中‘孤证不立’是至理名言，无论来源多么权威的史料，其中都有可能有记载错误的地方，研究者在引用时，均须加以甄别、考订，与其他史料互证，方能不被误导，得出严谨科学的结论。”[8]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没有任何文字可查对的‘孤证’，一般说只能做参考”，这适用于一切史料[9]。

日记是个人记录自身每天行为、思想甚至社会重大事件的重要载体，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亦有少数日记的主人在记录时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这在应用时需要区别对待，必要时利用其他资料加以佐证。举例来说，自从蒋介石日记公开后，它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依据的重要史料之一，为人们理清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参考。然而，诚如有学者所声称的那样：蒋介石日记“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但也并非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而是有“选择性”的。该学者认为：“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10]

口述史料、回忆录等是补充原始档案文件不足的重要资料，但限于记忆力、个人主观、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难免会有错讹之处，同样应小心运用。例如关于“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问题，此一材料较早出现于一些人回忆性的文章里[11]，后来为很多人所接受，成了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的重要证据，甚至被作为原始资料收录在了相应的档案资料汇编中[12]。然而，有学者对于“铣电”的真实性及存在与否提出了疑问，认为：“除洪钫的回忆外，包括其他相关人的回忆、档案馆库藏的档案及蒋中正个人资料等，几乎没有其他资料证实此电的存在，而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13]因此，面对“铣电”的这种争议，在教学过程中涉及蒋介石等的“不抵抗主义”时，应谨慎使用其作为论据，否则会予人以口实，误导学生，则罪莫大焉。

三、史料的生动性

生动性强调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应选用一些语言文字、影像录音比较活泼，能够吸引学生、调动学生情绪的史料。一般而言，严谨的文字史料通常较为中规中矩，缺少活泼，特别是调研报告、统计数据等，总给人以枯燥的感觉。更有一些史料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这些史料只要真实可靠，那么利用其进行历史研究自然不成问题，但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上讲解则未必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且这也不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主要教学目的，故建议尽可能避免采用缺乏生动性的史料。如果非用这些史料，那么最好是借助其他教学手段使其由枯燥而为生动。例如，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华所制造的最大的惨案，是反映日军残暴行为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使该事件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抗日战争”一节应讲述的重点内容之一，其中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对此，笔者通常是在介绍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30万左右的错误观点时，罗列一些相关的南京市人口统计数字来加以反驳，主要为1928至1937年间南京市历年人口统计[14]。另外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估计1937年沦陷前经过大规模的迁徙之后南京市尚有常住人口50余万人[15]。进而说明在日军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南京市人口为25万人[16]。两相对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就不言而喻了。然而，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于这种枯燥的数字多不感兴趣，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为此，笔者借用电脑技术，将这些数字编辑成了可以变化的图像，并加上配音，实现了这些数字的形象化，从而引起了学生对该问题的关注，也使这些数字留在了学生的记忆里。

除此之外，使枯燥的文字史料生动形象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尝试，即直接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复印分发给学生。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授课对象为非历史专业学生，他们接触原始档案的机会微乎其微，采取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获得直观的感受，一方面认识了档案的面貌，另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于相关事件的印象，同时亦可以使学生对于档案原文进行直接的分析，训练学生阅读档案并进行解读的能力。举例来说，在讲到中日近代关系时，琉球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为了使学生对于中琉之间的关系有直观的印象，笔者将复印的部分中琉关系档案分发给学生阅读，很受学生的欢迎，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如其中有一份档案为道光十八年翰林院修撰林鸿年关于奉命册封琉球回国的奏折，该奏折所包含的信息理非常丰富，首先它使学生了解了清代奏折书写的一般形式，了解了皇帝朱批的一般形式，这是最直观的感受。从奏折的内容来看，林鸿年叙述了其出使琉球并进行册封礼以及归国等的详细过程，使人们能够在头脑里形成较为清晰的册封琉球的画面，令学生更易于明白历史上中琉之间的关系[17]。

与文字史料相比，图片、影音等档案资料则生动形象许多，也能够使受众直观地感受历史现场，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过程最常被运用的资料之一。近代以来，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照片进入千家万户，同时也为政府、社会组织团体、个人活动留下了永恒的图像记忆。有些照片为私人所藏，有些照片登载在报刊上，有些照片进入档案馆成为了历史档案，但无论其归属如何，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换言之，任何一张照片都承载了历史的记忆，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历史面貌，亦是人们了解历史场景最直接的通道。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已故的孙中山先生举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当时的人们通过镜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如《良友》画报就为此登载了多张奉安大典的现场照片，使后世的人们可以了解到奉安大典的流程、参与人员等。另外，通过那些照片也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奉安大典在国民党构建自身政权合法性中的作用[18]。与此相较，1936年《良友》画报所登载的有关鲁迅先生逝世的照片，则说明了人们对鲁迅的爱戴[19]。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过程，将这些照片向学生作一一展示，可以带给学生视觉上的冲击力，配以教师的讲解，就可以达到相应的教学目的。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照片资料数量极为丰富，可谓是汗牛充栋，教师应根据教学的需要而选取恰当的照片资料向学生展示，多多益善。

影音资料主要涉及原始的历史影音资料、口述影音资料、纪录片以及客观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电影、电视剧、影视节目等。对于影音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问题，有学者著文专门进行了讨论，指出影视剧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可以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感染力、说服力、实效性[20]。有鉴于此，笔者对于影音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作用及教学技巧等问题不再赘述，单就影音资料的历史价值与客观性问题略作论述。

在上述影音资料中，原始的影音资料历史价值最高，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往往得到普遍运用。如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约翰·马吉就曾用私人摄像机拍摄了许多日军暴行的影片，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重要参考。更难能可贵的是，与马吉同时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些影片资料的镜头说明[21]。笔者曾在课堂上尝试着放映马吉所拍摄的影片，其中关于日军暴行的镜头深深地震撼了学生，使他们对于日军暴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也油然而生。

当然，如前所述，历史研究不能仅仅依赖于孤立的资料，对于原始的影音资料同样如此，在使用时也应辨别其反映事件的真伪，甚至还要注意辨别影音资料本身的真伪。此外，教师个人所能够搜集到的原始的影音资料毕竟有限，更多的时候恐怕只能借助于纪录片了。相较而言，纪录片虽然也采用了一些原始的影音资料，但经过二次加工后，其客观性略逊于原始的历史影音资料。只不过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纪录片的数量更多，也更易于寻到。所以，在原始历史影音资料欠缺的情况下，纪录片就是最好的替代品了。在教学过程中，播放纪录片同样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至于口述影音资料，虽然也可以调节课堂气氛，但一般情况下应将其作为口述史料谨慎使用，关于此点不再赘述。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影视节目如百家讲坛等，从吸引观众的角度来说，其精彩程度可见一斑，但它是经过了讲述人加工后的资料，带有讲述人的个人观点与主张，此类资料可作为参考而不能完全依赖。电影、电视剧最为生动形象，也最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但其文学性质降低了它的可信度，不能一概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需要有选择地使用。

综上所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过程中运用史料是最基本的教学手段之一，而史料的选取与运用则应根据课堂教学实际需要进行，同时应注意史料选取上的三个主要标准，即政治性、可信性、生动性，配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师良好的教学技能，如此这般，该课程成为学生受欢迎的课也不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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