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近代西方经济学中财富思想的演变

　　摘要：财富问题是贯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条主线，如何创造、使用和积累财富伴随着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从经济学说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正是由于将财富作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经过中世纪，再到近代，思想先驱不断探讨什么是财富、财富的来源和增长等问题，丰富了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对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学；财富；思想；演变

　　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具有历史继承性。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经过中世纪，再到近代，思想家们对财富问题不断进行探讨，他们从自然经济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充满伦理意蕴的财富思想。这些天才的见解奠定了古希腊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本文对此进行研究，以揭示西方财富思想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向、基本特征和主要的理论流派，从而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构建提供学术参考。

　　一、古希腊的伦理财富观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进入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为了保证奴隶主财富的不断增长，思想家试图通过给财富的追求以伦理的限制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合理化。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财富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一)色诺芬的效用财富论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出财富是指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也就是人们所拥有的一切有用的物品。他说：“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凡是有利的东西就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即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们会不会使用它”。物品的“有用性”，取决于所有者的主观评价，即同一物品对于知其用途的所有者是财富，对不知其用途者便不是财富。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色诺芬的财富观是以人为中心，人是财富的尺度，财富成立的条件是人的存在和需求，财富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必须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

　　在回答货币是不是财富的问题上，色诺芬也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说明的。他指出“对于不知道货币用途的人，它不是财富。如果货币所有者不知道使用货币的方法，就应把它从自己的财富中排除出去。货币只有对深知其用途并由此得到利益的人才是财富”。在色诺芬看来，货币只是积累财富的手段而非财富本身。人们对白银不厌其多，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买到所需的物品，进而交换来另一种效用，财富的本质依然是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因此，货币不是财富的代表，它仅是完成财富积累并实现“使用价值”的手段。色诺芬还强调财富获取的公正性，他认为“能用公正的方法来增加我的财富”。由此可见，色诺芬把公正的方法看作是获取财富的正当途径。他还认为农业是财富之母，是其他行业的基础。因此，只有农业昌盛，奴隶制经济才能发展。色诺芬重视农业，对手工业则抱着鄙视的态度。他把手工业看作是“粗俗的技艺”，认为这种职业使工人和监工弄坏身体和精神，应该让外邦人或奴隶去做。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古希腊时期，由于奴隶制自然经济占据社会发展的主体地位，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即物的有用性。在当时社会，奴隶主的剩余产品主要来自农业，所以，农业生产被视为财富的基本源泉，也是财富增长的最合理路径。这种立足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效用财富论，在古希腊居于主导地位，它体现了思想家对财富最直观的认识。

　　(二)柏拉图的财富观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战争频繁，政局混乱，社会上层强取豪夺，劳动者纷纷破产。面对这种衰败景象，柏拉图反对毫无节制地聚敛财富，他主张在财富的追求中要符合道德伦理。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首先肯定物质财富的基础作用，指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他说，“人人皆知财富是个巨大安慰，而且人人爱钱是因它所具有的有用性”囚。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财富是维持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如粮食、住房、服装等，如果不能满足这些生存条件，就会引起变革D。因此，财富是保证国家稳定的必要条件，只有解决了温饱，人们才有讲求道德的可能，“吃饱饭以后应该讲道德”。柏拉图还赞同人们对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和拥有，以保证城邦的正常运转。然而，获取财富必须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财富的价值要依据所有者的德性和是否能贤明的使用”。伦理道德成为衡量财富合理性的标准，获取财富要有伦理道德的制约。德性和财富是本和末的关系，在追求财富时，不能本末倒置。柏拉图认为，人要安分守己、各尽其职，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战士是国家的守护者，这两个等级的人要供养和保护哲学家，并由哲学家来统治。人民需要哲学家的指引，就像欲望需要知识的启迪一样，如果没有哲学家领导，人民就是一群毫无秩序可言的乌合之众，国家也会出现危机。而哲学家也要加强自己的知识修养，以国家大事为自己的职责。由此看来，所谓“美德”“正义”不过是符合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这是柏拉图财富思想中所带有的阶级色彩。他们“如果嗜好金钱与财产，他们必将腐败”离“覆亡也就为时不远了”。柏拉图视私有财产和金钱是邪恶和腐败的根源，容易滋生出人类最劣等的品质，并导致威胁社会均衡的内讧。因此，只有他们“不得碰触或管理金库，不得佩戴金银饰品……如此，就能拯救他们自己，也就能拯救国家”。那时“彼等决不复有我的与非我的之谬见使国家有分裂之害”。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废除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国家正常发展的目的。

　　(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财富观

　　亚里士多德沿袭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等级财富观，他指出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自身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善。善有多种，依目的而定，而幸福是最高的善-。作为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幸福的实现需要多种“目的善”。亚里士多德提出物质财富是实现幸福的基本条件和必要手段，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更不可能生活美好”。可见，相对于幸福而言，财富是必不可少的，它是通往幸福的奠基石，“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财富的拥有者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培养良好的德性，完美地使用财富。财富的最佳使用是给予适当的人，因此，在财富上的德性就是慷慨、大方。由此出发，亚里士多德对财富的获取途径进行了区分。他指出人们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这是正当的合乎德性的；而通过商业行为获得财富则是不正当的，不道德的。因为商人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来牟取利益，要受到指责。亚里士多德还对高利贷、抢劫等攫取财富的手段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都是卑劣的、不合乎道德的致富途径。亚里士多德对财富的分配也极其关注，他提出财富的分配要公正，以使人的幸福得到满足和实现。分配公正主要体现在人们按照等级差别获得应得的份额，这是因为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是先天决定的。亚里士多德主张通过推行私有制来引导人们对财富的使用和德性的伸张，他说：“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的范围，即可消除人们间相互争吵的根源，各人注意自己范围内的事业，更易于改进各家的情况”。

　　如前所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试图通过树立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来缓解社会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财产所有制度。但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幸福”与柏拉图所提倡的“精神财富”不同，它是一种立足于实际物质生活、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换言之，柏拉图的精神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鄙视、超越为前提，将道德凌驾于具体的经济行为之上。而亚里士多德则从人的现世幸福出发，建构起财产私有制度，并以之为基础达到个体和城邦的共同幸福。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所倡导的公有制思想的质疑和扬弃，也是其财富思想的独到之处，奠定了西方经济伦理中理性的个人利益可以形成和谐社会秩序的思想基调。

　　就整体而言，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对于财富问题的探索，具有明显而直观的自然经济特征和伦理意蕴。思想先驱们将实物产品及其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看作财富的表征和内在要素，财富被概括为包括粮食、衣物等消费品在内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货币不是社会财富的代表，它只是完成财富积累并实现使用价值的手段。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相对匮乏的奴隶制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财富总量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提倡无限度地获取财富，必然导致争夺的加剧和社会动荡。因此，思想家们试图凭借道德的力量，完成对现实社会秩序的重构。因而，崇尚伦理道德成为古代财富思想的基本特征，奠定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的基本走向。

　　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是一个靠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奴隶制国家，在经济思想方面相对逊色。当时流行的基督教劝导人们注重个人行为的道德性。他们宣扬人的欲望是虚空，“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1”，因而，获取财富的唯一正确途径是信仰上帝。先有信仰，才有道德，由道德而获得财富是善行的表征，由不道德而获得财富则要受到诅咒：“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这种在信仰规范下的财富观，其根本目的还是论证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中世纪的调和型财富思想

　　中世纪封建社会代替了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教会取得了万流归宗的主导地位，财富思想同样受到基督教伦理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稳定而持续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活跃使世俗财富大量增长，安贫乐道的生活模式受到冲击，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教会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而向时代的需要让步。许多神学家开始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力图对商业意识和宗教道德进行调和，重构商品经济秩序下的财富观念。

　　阿奎那是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广泛吸收、改造前人的观点，以迎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将现实生活与基督教教义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财富问题上，阿奎那作出了较为新颖的阐释。在《神学大全》中，他说：“人们必须保有一些超过生存水平的物品，以便于实现社会需要他们进行的适当职能”，为此，要求“行不逾矩”并追求物质利益的充裕。可见，物质财富不再是灵魂的对立因素，而转变为有助于灵魂完善的手段。安于贫困非但无助于灵魂的完善，反而会妨碍这一完善过程。对于世俗生活的肯定必然导致对财富问题的关注，由此，阿奎那进一步修正了古希腊以来的财富观。他把财富分成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前者指土地、食物、牲畜等，后者指货币即金、银，“货币是一种非自然的人为财富，不同于食品、衣服等能够直接服务于人们的自然需要”。为了论证世人攫取货币的合理性，阿奎那认为：“利润本身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阿奎那对货币积累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反映了教会思想家对经商获利的看法，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否定转向妥协。

　　当然，作为中世纪的思想家，阿奎那仍然把维护自然经济放到首要地位。他说：“一个国家最好能够从自己土地上生产丰足的财富。如果人民的需要是要靠商人来维持，那么在战争时期，当交通线被堵塞时，他们就会蒙受损失。而且，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不过，阿奎那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商人和商业利润，他将赚取利润的行为进行了区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他为经商取利留下了许多出路，只要商人的行为合乎道德，在交易中获利就是允许的。这种调和式的财富思想折射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经院哲学的自我调适和自我更新。它一方面要维护传统教义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承认日常经济生活的合理性。为此，阿奎那选择了一条中庸之路，试图给宗教戒律以适度的灵活性，使其尽可能接近变革中的世俗社会。概括地说，阿奎那的折中性财富思想是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时代产物，它带有过渡时期特有的二元性，即传统因素和新生因素兼而有之，进而彰显了中世纪财富思想中无法弥合的裂缝。正如胡寄窗先生所言：“阿奎那及其后继者的经济思想无疑存在着不少根本性缺陷，……却给近代经济学的兴起搭起了一座不很坚实的桥梁，如果没有这座桥梁，近代经济学者很难由此岸达到彼岸，并由此对世界经济思想有所发展”。中世纪末，与日俱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也得到肯定。观念的转变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重商主义思想正是这一伟大变革的产物。在这一时期，对货币的肯定和赞扬构成了财富理论的核心，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支配财产和求利致富的强烈愿望。

　　三、重商主义的货币财富观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对外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展，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到16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使西方挣脱了鄙视经商牟利的思想禁锢。对于货币理直气壮的追求，不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激发了人们对财富源泉及增长途径的探讨。这一时期，提倡最大限度地获取黄金、白银的重商主义思想迅速崛起，在欧洲各国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重商主义思想家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竭力追求货币财富，如法国思想家孟克列钦认为“金比铁更有威力”。柯尔培尔也认为，“法国为了致富，就必须从其他国家掠夺货币”。德国的贝切尔认为“一国最必需、最昂贵的物品是货币。因此，货币无论如何应保持在国内”。从这些观点不难看出，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等同于财富，黄金和白银就是财富的象征，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效用财富观已经不再适用。重商主义者将货币视为财富，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货币的积累和增殖。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购买任何一种商品。这种重金主义或拜金主义的财富取向，适应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生产方式的特点，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货币资本的渴望，对于推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意义。他们认为，商业是获得货币的唯一源泉，外贸使货币得以增长-。

　　为保持有利的贸易差额，重商主义者倡导国家干预经济。托马斯·孟提出国家要“对输入的外国货物，凡是要再运出的应予以照顾，不要课以过重的关税；而对外来货物要在本国消费的，就可以课以重税。”柯尔培尔在当政时期，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对外国商品课以重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是商业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它为政府介入商业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成为推动和扶持经济发展的“拐杖”，不仅直接催化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也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起来看，重商主义代表的是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初期商人阶级的观点。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序曲，重商主义不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培育了理性精神，而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一时期的商业资本，尚未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从属于产业资本，它还凌驾于生产之上，通过控制原料、加工或包买等方式控制生产。同时，重商主义对财富的认识仅局限于流通领域，把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将对外贸易视为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所以，如果将资本原始积累看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那么，重商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作者：魏悦，魏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