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2022-12-22
中国四十多年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从1978年267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1年的114.3万亿元,增长了526倍,即使以不变价格计算,也增长了309倍,人均GDP更是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至2021年的80975元,折合为美元则是从208美元增长至当前的1.27万美元。这一切都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在中国巨大的成功实践基础上进行归纳、抽象和理论创新,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阶段,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但是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是简单的实践总结。
一、理论体系构建必须源于实践高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基础必然是基于中国的实践,对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这一过程进行理论抽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采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以前基本取消了私有企业,在经济领域内只有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按照从中央逐级下达的计划指标来执行的。在城市,各部门都围绕着落实计划而运转,企业只是生产者和计划的执行者,银行按计划指标发放贷款给企业,产品按计划销售给批发企业再逐级转售给零售企业。国有企业按照行政级别,分别属于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县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几十个部、厅、局直接管理这些企业。企业的领导人无权自行招工、解雇和决定工人工资。招工的指标和工资控制权在劳动部 (厅)手中。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所有的开支需要经过上级主管政府部门的批准列入预算后才能执行。这个体制最大的弊端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没有激励机制,效率低下。
中国农村此前一直是社会主义集体化,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构建了人民公社制度。生产队是基层经济单位,所有的家庭户在生产队从事集体劳动。劳动者出工一天获得固定的工分,到了年终按照工分除以总的劳动所得获得最终的分配。出工不出力便成为这个体制下道德风险的集中表现。生产队没有选择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的权力,他们必须按照从省政府逐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从事生产。所有的生产成果都实施统购统销,农民的自留地成为仅存的商品经济萌芽。但是,这个制度的弊端是激励机制缺失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走向市场,并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而其背后的理论机制该如何进行抽象,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构建理论体系离不开对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及其成功经验的描述和归纳,但是这些描述和归纳需要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两个维度进行。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保留了很多中国原来体制下所建立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在向市场经济转移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因此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例如,中国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数量虽然不断减少,但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此为中国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线性描述较为容易,但如何将之纳入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框架中进行抽象,则需要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在抽象的过程当中,既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核,又要将之与已成型的现有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相结合,与宏观微观国际经济学的基础性底层理论有机结合,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仅强调中国现实的独特性,而不与现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关联,那么就难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依然还是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被完全打破的话,又如何称之为市场经济体系?因此,必须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内容抽象出来,与基本市场经济理论相契合。比如,微观经济研究竞争对于价格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跳出这一理论研究价格吗?当然不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能排除竞争,也不能简单回到价格由政府制定而非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状态中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是忽视基本市场经济理论而谈论的市场经济,因此,只强调中国特色而忽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理论框架,恐怕构建出的并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也并非是中国的成功经验所展示的那一面。共产党领导、政府规划和政策强有力同样没错,但这些都是基于市场经济底层逻辑发挥作用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政府的规划和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最为关键的是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并且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要素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特色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良性互动的一个模式。
构建这样的学科理论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攻关。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领导讲话汇集起来,以讲话解释讲话。要将中国取得的成功经验上升至理论体系,必须要回答一系列理论难题,比如:经济学是否分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如果是,其核心差别是什么?若辨别不了核心差别,所构架的理论体系就很难超越既有理论。如何对其核心差别进行抽象?如何进行理论阐述?这些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多人将差别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能力强,但这只是表现形式,我们必须要探寻这一表现形式背后的理论规律。
二、对外开放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着自己的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开放经济体制或者说制度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整个对外开放过程密切相关。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实践在经济特区发端,随后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园区和开发区,其核心就是率先向外资开放。在特区试验的政策成熟后被推广到全国,随后特区不再特殊。今天的自贸试验区也并未真正推进园区内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试验,而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开放的实验。通过在自贸试验区里进行集成整合,最终引领全国朝着自主型开放的方向迈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分为三个路径和领域。
第一,对外贸易开放。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贸易是集中管理体制,只有国有贸易公司才能从事贸易,其他企业贸易均需通过国有贸易公司代理。此后逐步开放到几乎所有经济主体都可以从事贸易,民营和外资都可以获得进出口权,这为后来中国加入WTO做了准备。加入WTO后,中国按照WTO规则对贸易体制进一步调整和改革,随后不断加入WTO以外的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协定。而加入贸易协定就是加入了国际规则,贸易的开放就是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国际贸易。
第二,融入全球生产链。这主要表现为外资进入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首先进入特区、沿海,随后在全国范围投资,推动中国融入了全球生产链,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国家开始鼓励中国资本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向国际标准转型,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开放制度,中国企业走出去相应的制度体系也逐渐完善。
第三,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开放。这主要表现为银行、证券、保险及期货等金融服务业陆续开放,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
现在已经到了把三个领域或三个路径上的开放措施进行整合、集成的阶段。首先是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贸港以及临港新片区进行整合,随后则可以尝试推广至全国范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并非凭空产生的。历经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制度型开放的不同侧面和领域已在实施,现在的任务是要将其集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一制度框架里去。
但是,如何将这些中国特色的开放实践抽象并上升为理论高度,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或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绝大多数仍然停留在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总结是描述性的东西,要进行高度的理论抽象才能构成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需要研究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动因、路径、形式、利益分配以及动态的演变过程,需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价值变动给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带来的利益影响。这是国际世界经济学研究框架下已经存在的,属于规范性的研究内容。
国家的政策选择也应当在其中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分析研究。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和制度演变直接相关,与中国资源和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也直接相关。改革就是改革阻碍生产力提高的这些旧制度体系,开放就是通过在国际和全球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率,实现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生产、流通、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活动只有在更开放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其效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从这个理论思路去论证,而非简单地将很多政策进行描述,或者把取得的很多成功经验进行现象性描述。应该放到经济学研究底层经济理论规律中,基于中国的视角阐述、总结不同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规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中的开放既是条件也是制度体制的一个特征,是现代经济学的本质要求。那么,社会主义的开放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体系里如何体现?我们不能说西方经济学不研究开放。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学研究经济开放条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其探讨的就是经济体开放背景下跨境的生产要素、资源、资本的流动,以及如何实现跨国范围内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开放的制度构建、政府的作用更加显著。但是如果仅仅强调要维护国家安全,同样无法构成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开放理论要对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或后发达国家具有相对普遍意义,这一立场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抽象为高效政府或有为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为高效、廉洁、市场友好政府的制度构建的实践,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创新。
国际经济学很多原理、假设条件及理论框架均将视野和理论前提拓展至商品和资本跨境流动,这与宏观、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只是将基本规律和理论用于阐释国际间的经济活动。如果将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完全脱离国际经济学理论,那就会偏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部分中国学者在开放理论的阐释上曾试图建立起同宏观、微观经济学一般理论规律相联系,但又不同于国际经济学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强调从整体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分工规律,但是其底层经济学逻辑仍然无法脱离基本的宏观、微观经济学规律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体系还是要放到基本的市场理论体系里加以研究,而中国特色开放过程和经验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则应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规律相结合,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遵循基本市场规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特色制度和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的理论体系,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市场经济成就置于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中加以抽象,总结规律性理论,而非简单地描述现象和以往的实践过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型的理论体系
封闭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应以开放型的思维进行学科体系构建,而不能关起门来只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开放以前就开始研究,直至现在,真正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一些研究无法糅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很多内容,也无法将其应用到社会主义的运行实践上,因此难以做到很好的抽象,比如,从前的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学强调资本和资金性质不一样,资本是资本主义,资金是社会主义,现在似乎就不这么讲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信用分析得很深刻,有信用两重性的基本界定,为了区别,将社会主义信用关系称之为信贷,而将信用认定为属于资本主义。这类分析只是在名词解释上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框架嵌入进去,没有在底层逻辑和经济运行根本层面进行高度理论抽象,所以生命力不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不能把现行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体系之外。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需要开放包容的原因。
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既要从中国利益的视角加以阐释,同时要从基本价值交换、货币信用、国际分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规律和内容出发进行论证。如果仅仅研究何种方式有利于中国,如何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比如产业政策,那么在其他国家看来,将会被污蔑成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如果只强调中国视角,则无法构建开放、包容、得到世界认可的理论体系。将这一思路扩展,中国特色开放型市场经济理论应避免仅仅从中国的视角来阐释。要阐释中国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让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不能关起门来构建一个自己认可而外部不认可的理论体系,而是应当放到全球大框架下让各国认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强调这一点。这一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商品价值、交换以及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等最基本的理论逻辑。只不过实现的形态在中国特色国情的背景下有其特色和特殊性,但是底层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开放条件下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是与基本经济理论一致的,其重点是阐释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在其中体现中国的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注重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中国非常独特的特色,在西方经济学中,这方面的理论阐述存在不足,并且存在重要分歧。中国四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应该可以抽象出市场经济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政府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政府会选择干预经济?其干预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其底层理论基础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将之置于经济学的理论大框架下。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且中国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经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也与中国倡导的共同发展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相关性。国际社会在共同富裕上应当有共同的语言,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有内在的共同富裕需求,其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有重要作用。从现代经济学的底层逻辑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中国共同富裕理论与现代经济内在理论存在共同性和相关性。
作者:徐明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