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与高质量现代化:地区国别经验、教训的视角
2022-1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应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不仅要揭示中国走向贸易自由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实践及规律,而且应在借鉴吸收相关经济学理论、国别地区实践及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使其升华为继续指导实践的成熟理论。
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的理论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七大上“开放型经济体系”概念正式诞生,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随后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党的二十大则确立了中国未来五年应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任务。
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从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都离不开对外开放、经济结构升级、体制转型和经济安全等话题。因此,一个完整和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在立足中国的同时,毫无疑问也需要借鉴世界上典型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转型、经济开放等进程中的有益经验、教训,吸纳、综合世界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一般性经验规律和相关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合理养分,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一、典型国家(地区)现代化建设与开放型经济发展
放眼世界、环顾历史,我们选取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颇具特色的四类典型国家和地区作为检视对象。一是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它们后来居上实现了现代化,二战后又经过多次经济开放转型,颇为成功;二是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作为后起之秀,它们通过开放创造了“东亚奇迹”,成为世界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典型;三是中东欧转型国家,它们在转轨和对外开放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其背后存在的发展软肋值得关注;四是拉美国家,它们曾一度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最终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执行的开放政策和追寻现代化的路径同举世瞩目的债务危机一样,引人深思。
1.发达国家———德国及日本
(1)现代化建设的路径相似,“防御”与“自强”的相异追赶。德国在19世纪国家统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均是通过追赶实现了现代化,后又被战争中断,战后再逐步开放、重建现代化的国家。与英法相比,德国直到19世纪国家统一之后方启动现代化建设。承受战争、国内政治经济不协调的双重压力,德国开展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即“防御型现代化”。德国大力发展重工业,多用政治干预手段,在对内设置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的同时,向外派遣人才引入先进技术,最终完成现代化建设。而日本现代化起步更晚,通过明治维新,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主张全盘复刻欧洲现代化路径,属“外源型现代化”。日本创造廉价劳动力,保护并促使投机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大量投资基础产业,成功追赶欧洲实现现代化。然而德日均过度重视经济,忽视政治和思想现代化,致使两者显著落后。加之一战后,德日财政均难以为继,受军国主义影响,德日发动战争掠夺资源,最终反噬现代化成果。二战结束后,两国依托留存的现代化成就继续发展,最终修复现代化。
(2)宏观调控政策侧重不同,经济开放成效优劣分明。二战前,德日两国均已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达成现代化目标;二战后,德日两国均进行出口导向型开放以恢复经济,再创奇迹。20世纪70至80年代,两国同时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等冲击,德国选择深度融入欧洲一体化,开放金融和市场,日本也选择了贸易及金融自由化。但是此后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于近三十年内发展疲软,德国虽受到两德统一等冲击,却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究其原因,一是日本开放时,其政府、财团等始终带有被动、干预倾向,日本的政策选取、技术创新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后续国际竞争力下降;二是日本在国际协调环境中处于被动位置,在美国压力和《广场协议》作用下,日元被迫持续升值、降息,这加剧了日本的衰退。从德日双方《广场协议》后的宏观调控也可看出端倪:德国合理调控通胀稳定币值,调整经济结构,利用净出口拉动经济,从供给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增加公共建设费用,大起大落调整央行贴现率,利用内需中的固定资本拉动经济,从需求侧管理加以大幅调控,与德国成为鲜明对比。
2.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
(1)适时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走上合适的现代化之路。历史上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长期受殖民统治,且经济发展比较落后。20世纪60年代,“四小龙”的前期改革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上人口红利的助力,“四小龙”承接了国际分工中的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四小龙”工业加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然而随着“四小龙”劳动成本的提升,《广场协议》后其与美国贸易摩擦加剧,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工业化进入停滞期,难以进一步支持现代化。“四小龙”面对这一困境,根据自身情况、资源和产业基础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分头突围,促使其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持续。其中,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面积较小,但地理位置优越,着重向服务业转型,专注贸易、金融等服务业,成功打造国际货物中转中心、全球金融中心。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台湾与韩国则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20世纪80年代起到90年代末,中国台湾高新技术密集型商品占出口比重从低于20%提高到40%。
(2)出口叠加转型不断开放,转型后续投入影响发展。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援助下,经济结构逐渐升级,劳动力成本随之提高,原本位于日本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开始偏移,亚洲“四小龙”及时转型,迈出了出口导向开放的第一步。20世纪60至80年代,“四小龙”以出口为导向,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包括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欧美提供的国际市场和技术转移,二十多年的发展使“四小龙”占全球GDP的比重由0.5%上升至2%。但是“四小龙”在进入中等收入序列后发现自身的传统竞争优势弱化,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促使“四小龙”迈出了产业调整促开放的第二步。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或专注服务业,或专注制造业,助力经济开放。然而中国台湾转型的后续表现却不如人意,经济大幅落后于转型方向一致的韩国。这是由于中国台湾转型后未进行科研教育投入与新兴产业培育,产业和出口过度依赖电子行业,影响开放效果;而韩国则与之相反,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培养高端人才,在创新自主研发的大力推动下,将先进制造业发展为支柱产业,从而收获了经济开放红利。
3.中东欧转型国家
(1)经济转轨未尽达预期,现代化转型之路任重道远。苏东巨变后,中东欧国家在1990~1999年间进行了经济转轨,大多数国家摈弃计划经济后,采用激进的市场经济转轨战略,少部分国家主动或被动走上渐进的市场经济转轨道路,希望能够拉动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然而中东欧国家进行经济转轨后却出现了“转轨性衰退”,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转轨后的降幅接近50%,直到1999年,仅波兰、斯洛伐克及斯洛文尼亚的经济水平恢复至转轨前。2000~2009年,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多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在制度改革以及欧盟激励的作用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均低于欧盟原成员国。随着美国金融危机传导至全球,冲击中东欧国家经济,2010~2019年中东欧国家经济尽管仍保持增长势头,但似乎已至极限。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使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萎缩,现代化转型仍在途中。
(2)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资,长期行稳致远尚缺保障。1990年后,中东欧国家实施经济转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欧洲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以期发展经济进而支持国内现代化建设。中东欧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加之本身具有的廉价劳动力,成功吸引了西欧跨国公司的投资。西欧跨国公司进入中东欧市场后,中东欧国家最终形成了出口导向的外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东欧国家也成为欧洲工厂,进入欧洲供应链,推动了自身经济的发展。这一增长模式导致中东欧地区出现“二元结构”,优质外国公司与低质本地公司共存,中东欧当地企业受益颇少。中东欧国家只能依靠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承担低附加值的分工,然而压低劳动力价格、产业分工的固化都不利于中东欧国家的长远发展。此外,中东欧国家过于依赖外部投资,极易受到外部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已放缓,外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空间颇为有限。
4.拉美国家
(1)各国之间发展差异显著,社会动荡拖累其现代化。拉美国家长期受到西方国家殖民统治,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可谓是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起点。拉美各国独立的时间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种族、文化多元,其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政治背景混乱、社会分化程度高、文人与军人政权交替出现、市场与政府混合干预经济等特征,但成功与否受制于拉美国家的差异化国情与改革成果。例如,墨西哥开始现代化后,不仅进行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成功地处理了种族及阶级关系,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协同稳步推进,逐渐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资源丰富的秘鲁出现了寡头政权阻挠其工业化转型,种族、社会和地理的分裂导致其难以推翻这一寡头,秘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落后,20世纪末进入世界银行“下中等收入国家”名单。同为拉美国家,墨西哥和秘鲁的现代化建设成效天差地别。
(2)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激进,诱发拉美严重债务危机。拉美国家的开放型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20世纪50至70年代,拉美实行严格的对内贸易保护、进口替代战略。面对二战后不利的国际环境,拉美各国先后走上了进口替代模式的发展道路,通过加强外汇管制、调整关税和汇率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依靠内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进口替代战略过于强调保护民族工业,导致本国生产率低下,产品成本高,竞争力低。第二,20世纪70至80年代,开始推行激进的贸易金融自由化,同时大量举债,进入负债增长模式,但这个模式实际上并没有走通,最后导致债务危机爆发,许多拉美国家并没有迈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20世纪90年代至今,特别是债务危机以后,整个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二、典型国家(地区)现代化建设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1.现代化建设经验及教训
总览上述四类现代化历程,现代化总以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起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正确的改革策略都是现代化建设能够持续的必要条件。同时,无论是“内源型”还是“外源型”现代化,其现代化始终无法与对外开放分割。(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经济开放已经成为多国开始现代化的第一步,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是现代国家步入现代化之路的“入场券”①。为实现现代化,政治经济社会应稳定统一,避免动荡,德国、日本和拉美国家的教训正是如此。同时应积极对外开放,以帮助国家进入全球贸易、投资与金融体系,借助外部力量改变自身产业及经济困境。
推进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就是创新。高端科技、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积累等都是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经济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开放转型比较持久和成功的国家,其平均的研发投入也都处于较高水平,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现代化建设效果更好。例如德国始终重视自主创新,其制造业的一系列发展有目共睹。
在现代化进程中还应避免经济体制和策略部署的大幅、剧烈变动,同时灵活调整经济结构,以顺应一国不同时期比较优、劣势的转换。
2.经济开放战略经验及教训
(1)开放政策基于国情,宏观调控审时度势。对外开放必须从一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契合本国经济发展,适应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等相关因素,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发挥开放政策的效能。同时,为保障开放政策的顺利运行,国家需及时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应当审慎适度,及时调整,把握好扩张政策与紧缩政策的配合,避免过度消极或积极的调控以及激进的政策大幅转向,影响经济发展。
(2)渐进式贸易自由化,平稳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贸易自由化使国内外贸易市场高度结合,催生国内外竞争,激励本国企业降本增效、引入新技术,提升经济体整体竞争力与经济发展速度。在此过程中,与激进式贸易自由化相比,渐进式贸易自由化会逐步放开市场,企业具有充足时间加以升级并做好竞争准备,逐步融入国际经贸体系,使经济开放平稳而有力。20世纪60年代,日本正是实行慎重、有序、有计划的渐进式贸易自由化,逐步回归国际经贸体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3)重视市场改革和政策配套,避免激进金融开放。经济对外开放离不开金融开放,从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需要相关的财政、货币、贸易、银行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套。一方面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涉及汇率政策、资本项目开放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等;另一方面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即境内外金融机构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的放开,以及对境内外居民从事金融市场交易的放松。因此,如果忽视相关政策和市场配套以及实施的先后顺序,强行实施激进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政策,极易造成诸如拉美当年的情形,即大量外资、热钱涌入,造成币值高估、资产泡沫,恶化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经济一蹶不振,导致其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4)重视经济安全,避免过度对外依赖。经济对外开放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一国自身的经济安全问题,无论是原材料、粮食、能源,还是供应链、产业链、金融风险、科技瓶颈和经济政策的自主性等,均应避免过度对外依赖。例如,中东欧国家、拉美国家过度依赖外资的后果有目共睹;日本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在“广场协议”后长期经济泡沫化。
三、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等,以外向型经济融入全球市场。同时,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立自贸试验区,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缔约RCEP,申请加入CPTPP,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持续深化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日臻成熟。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未来的五年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中国更应当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应当在“一带一路”、自贸区的基础上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打造面向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网络;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与布局,降低准入门槛并缩减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开放之门;维护双边及多边合作协定,持续深度参与多方国际合作,避免形成特定依赖;积极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把握国际协调的主动地位,踊跃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与此同时,必须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创新驱动型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提高开放的水平与层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倡导开放时,经济安全问题也应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当世界遭遇全球化逆流,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美西方对华奉行脱钩断链和强调摆脱依赖之际,中国应当特别关注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等供应情况,防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此外,开放型经济下金融风险的传导速度快、破坏能力强,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必不可少。
作者:丁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