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在对近十年来我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分别实证考察了人口迁移和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省域)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各地区间人口迁移相对平稳,而人口流动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且空间流向极不均衡;(2)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中国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3)户籍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起到了人才沙漏的作用;(4)对于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人口输出大省,伴随人口迁出而引起的人力资本流失对当地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出来,人口流出虽然基本出现一个正面影响,但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明显。

　　【关键词】人口迁移;人口流动;变系数面板模型

　　1、引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浪潮堪称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作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重新优化配置和消费群体的空间重构,这种人口转移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重大变革的产生而产生;另一方面它也反作用于经济,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国际人口科学联盟将人口迁移定义为人口在不同地区间进行的地区移动或者空间移动,主要包括从原住地(迁出地)到目的地(迁入地)的永久性住地变动。与国际通行的人口转移只有人口迁移的状况不同,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人口转移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人口的转移伴随着户籍的相应变动,我们称其为迁移人口;另一类是人口虽然转移到异地但户籍没有相应的变动,称这类人为“流动人口”(段成荣、孙玉晶,2006)。因此,我国的人口转移形式有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两种形式。除了一些专项调查之外,现行的多数研究都将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统称为人口流动。这样笼统的做法是在流动人口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和数据较难获得情况下的一个较好近似。

　　但是,这种近似往往忽略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一些本质差异。例如,能迁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主要为学历、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都较高的高素质人才,而流入这些地区不能取得户籍的人群则主要是文化素质、学历都相对较低的农民工或者不发达省份的低层次技术工人,这两类人群在社会地位、消费行为、所从事的行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考察人口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有必要对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分别进行研究。

　　2、文献简要述评

　　本文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统称为人口转移。人口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就业或劳务,相应的,人口转移问题主要体现为劳动力转移问题,学术界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这一领域。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

　　其一,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框架,说明劳动力转移引起的要素优化配置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巨大的贡献。

　　例如,Temple和Wobmann(2006)利用跨国回归估计了劳动力转移引起的结构转变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Hsieh和Klenow(2007)通过实证发现劳动力转移引起的结构转变是中国和印度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Vollrath(2009)发现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由于资源错配(农业部门劳动力要素太多)而被大大的降低,他利用一个简单的两部门分解模型估计了资源错配对国与国之间收入分布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解释力度;其中,对人均收入分布的解释力度为30%～40%,对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解释力度甚至达到80%,从而说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率和国民收入;Landon-lane和Robertson(2009)在两部门模型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利用数值模拟的办法说明如果资本的投资增加1倍可以显著引起部门间劳动力的再配置,并且利用两部门模型时,投资率增加引起的人均收入的增加相对于单部门模型增加25%～50%。

　　其二,设定生产函数,利用间接估计的方法研究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早期蔡昉等(1999)和世界银行(1996)估计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不同所有制结构之间转移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其三,以产业发展为桥梁,劳动力流动首先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差距产生影响。例如,敖荣军(2005)认为中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集中推动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集聚,这一集聚引致的东部地区就业机会的增多又增强对中部地区劳动力的拉力,在这种动态累计循环中,中部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日益拉大,中部地区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范剑勇等(2004)的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加剧了我国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从而扩大了地方经济差距;姚林如等(2006)应用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得出随着劳动转移率的提高,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差距可能出现持续扩大态势的结论。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在如下两方面有一定的欠缺:一方面,关于伴随着户口变动的人口迁移和户籍没有随之变动的人口流动没有严格的区分,大都将其作为“人口流动”来处理。如前所述,伴随着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是两个具有较大差异性的群体,他们在转移动机、形式、从事行业、享受的社会待遇等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我们需要区别对待,分别考察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或人口转移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影响的差距上,对于各个省份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纳入考虑,分别研究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对省域经济的影响。

　　3、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时空演变格局考察

　　综合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1997～2008年《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和1997～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对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口转移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目前,暂住人口在时间上的统计口径有:1个月以下,1～12月和1年以上3种。为了说明人口流动的劳动属性,我们假定1～12个月的暂住人口在暂住时间上是均匀的,将这些人数除以2换算为平均居住1年的有效劳动人口加上暂住时间在1年以上的人口得到年有效暂住人口(为了通俗易懂,将其称为年有效暂住人口),1个月以下的由于居住时间较短,对于劳动贡献和消费贡献都相对较小,我们不予考虑。

　　可以看出,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迁移人口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而流动人口则逐年持续增加,尤其在2000年以后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说明我国人口转移浪潮主要体现为没有户籍变动的暂时性转移。进一步计算各个省份的年有效暂住人口与户籍迁入人口的比例,我们发现,流动人口相对迁移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浙江4省(其余各省该比例在1997～2008年间变化相对较小,在此不再呈现)。变动最大的上海地区从1997年的约5倍增加到年的35倍左右,这一现象说明:我国人口转移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没有户籍变动的暂时性流动,尤其是流入上海、北京等户籍管制严格的地区更是如此,这清晰的表明用迁移人口代替整个“流动人口”来研究人口转移问题存在较大的偏差。

　　在考察人口转移的空间变动格局时,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不再区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转而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的现住地和5年前常住地人口流动矩阵作为依据研究人口流向问题,利用5年前在其他省份而现居住在本省的人数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作为这5年平均人口流入份额。同理,利用5年前住本地而现住其他省份的人数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作为这5年平均人口流出的份额。

　　可以看出,中部成为我国人口输出的主要区域,占了全国约一半的份额(48%),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北等5个人口输出大省均处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输出现象相对缓和,主要集中在四川和广西两省,东部发达省份没有出现大量劳动力流出现象。两个5年间人口流动的地域分布大致相同,说明我国最近十几年来,中西部地区作为主要人口输出地的状况较难在短时期内逆转。图4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人口集聚式流入东部发达省份的图景,占了全国30%～40%的流动人口流入广东,其次是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和福建等5个东部地区的发达省份,东部地区吸引了占全国流动人口80%以上的份额,人口的地域流向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各地区迁移人口数量相对稳定,而流动人口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流动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东部地区的发达省份;在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上,中部地区是人口输出地区,占全国一半左右的输出人口,西部的人口输出大省是四川和广西两省,这些中西部地区的输出人口集聚式的流向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人口流入和流出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这种大规模的集聚式人口流动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而产生,同时它也必然对整体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特征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之后,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对省域经济的影响。

　　4、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