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

　　【内容摘要】在近二、三十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可能因户籍性质、户籍地点、年轻(故而缺乏工作经历和经验)而成为中国目前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文章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框架，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探讨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模式、特点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与其他相关人群相比，该群体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是最低的，处于三重弱势地位。该现象说明，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后果可能被制度及结构性因素所抵消;同时，文章的发现也挑战了“市场经济在纵向上，一定会促进权利和法律平等”的观点，暗示社会融入的进程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呼唤打造一个更为包容、不同人群平等相处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社会排斥;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

　　1、引言

　　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及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可能处于作为农村人、外来人、年轻人的三重弱势境地，成为中国目前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与年长的流动人口不同，该群体难有归属:农村户籍使他们客观上不属于流入地，而从未或很少从事农业劳动使他们在主观上对户籍地缺乏认同。因此，即便他们乡土感情淡薄，又对流入地具有强烈的融入愿望，但很大程度上仍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面临着心理上的乡村社会排斥与事实上的城市社会排斥双重困境，既回不去农村，也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困境引起了学界(如:刘传江、程建林，2008;王春光，2001;魏晨，2007;许传新，2007)和政府机构的高度关注。201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具体明确地要求地方政府和研究者提出有效对策，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文件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了学界对该群体的重视。众多学者或从理论上、或利用地方性数据分析他们在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地位，并通过与年长流动人口的对照，判断他们在流入地的生存发展状况(刘传江，2010;王春光，2010;杨菊华，2010a;徐新林，2010;邓秀华，2010)，从而描绘了一幅幅具有代际特点的生动画面。

　　然而，社会融入问题比较复杂，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复杂性和差异性说明了两点(朱宇，2010):其一，适用于全国的结论未必适用于每个地区，故需要加强对各地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研究，以揭示地区之间的差别，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其二，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本身值得关注，表明我们对该群体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偏差，故需要全面获取有关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信息，准确把握他们的特点，并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做出更为切合实际的判断。

　　作为涵盖多个维度的社会融入的核心指标(杨菊华，2009)，经济融入是其他层面社会融入(如:行为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的基础。一般情况下，只有流动人口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收获了像样的收入，拥有了像样的居住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才能真正融入到流入地社会。我们认为，在探讨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时，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相对性，即只有与本地市民进行对比，才可判断其融入情况;二是分层性，即需要关注不同流动群体之间的社会分层(如: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差别);三是朋辈性，即不仅需要将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进行对照，而且需要将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同辈人进行对照，尽管与年长流动人口的比较可以提供额外的信息(如，时期特点和年龄队列对不同世代流动人口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以社会排斥为理论框架，以融入的相对性、分层性和朋辈性为分析视角，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并通过与其他多个相关群体的比较，探讨他们的相对融入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初步政策性思考。

　　2、研究背景

　　2．1近期中国青年流动人口状况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农村劳动力过剩、城镇企业的劳动力短缺及户籍管理制度，共同推动了农村、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口向城镇、较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以寻求更好的生存机会。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飙升至2010年的2．2亿多人(国家统计局，2011)，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6．5%。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的绝对和相对贫困。然而，大多数流动人口仍被排斥在许多公共福利之外，乡－城流动人口更是如此。由于农村和外来双重身份，即便他们在城市生活了数年，但始终被当成农村人、外来人，职业声望差、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乏、劳动时间长，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过着单调、低下的生活，与本地市民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持续增长。比如，2005年，在所有带薪工作的流动人口中，约38%在26岁以下(杨菊华，2010a);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16～29岁青年流动人口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0%。他们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在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成长，多无农业知识(刘传江、程建林，2008;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2009)，缺乏农村生产经验，总体上与家乡的感情淡薄，却强烈希望融入城市社会，真正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即使无法融入城市，他们既不打算、也不愿意、且大部分可能最终也不会回归农村。

　　然而，由于种种障碍，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却像“三明治”中间的夹层一样，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城乡间游走，在城市中漂泊，难以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无法落地生根(刘传江，2010;王春光，2010)。相对于年长流动人口而言，他们通常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期望、生活消费支出和更好的社会保障，但不能吃苦耐劳。然而，他们的职业声望、就业状况、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仍无法与流入地市民相比(杨昕，2008)，多感受到不公平的报酬待遇(许传新，2007)，社会保障更差(夏丽霞、高君，2009)。

　　总体而言，尽管有关青年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现存研究对该群体的定义分歧很大;又如，多数研究仅停留在特征描述上面，缺乏深层次的探讨，且彼此之间相互矛盾;再如，大部分仅比较青年人与年长者，未将他们与当地同龄人进行对比;最后，多仅关注“农民工”，未区分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即便杨菊华(2010a)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了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在职业、收入、保障、劳动时间和住房条件等指标的差别，但该研究也只是一般性的描述，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而且，该研究只是针对单个指标，未能把握经济融入的全貌。本文将从理论和方法上推进相关研究。

　　2．2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是与社会融合相对应的一个较新的概念，自1974年法国官员ReneLenoir提出后，得到快速完善和发展，且被广泛应用于贫困、流动等领域研究之中(江立华、胡杰成，2006;Berghmam，1995;Gordonetal．，2000;Kenyonetal．，2002;Rodgers，1995)。概而言之，该理论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群体因为民族、种族、宗教、性取向、种姓、血统、年龄、失能、HIV感染、流动、居住地点等多方面(或单方面)的原因而遭受歧视和污名化。

　　其二，社会排斥具有多维度性质，包括经济活动、政治参与、文化排斥、社会关系隔离等(Gordonetal．，2000)。不同维度的排斥相互强化，从而使得被排斥群体不仅难以摆脱困境，而且还使他们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差别不断扩大。其三，社会排斥具有累积特点(Littlewoodetal．，1999)。一方面，某个维度的排斥会导致另一个维度的排斥;另一方面，被排斥之人不仅会逐渐内化自身的弱势，而且还会通过世代传递而延续到下一代，其边缘化的困境被不断地“再生产”。其四，社会排斥源于多重因素，特别是国家、社会、团体与个体之间的多重逆向互动。排斥可能发生在任何情景之中。即便在社会接纳的宏观政策背景下，社会排斥也难以避免;主流社会总会想方设法且有效地利用现存的制度、结构、心理等多种因素和手段将某些群体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以便维系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上述种种特点使得被排斥的社会成员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不仅物质生活低下，而且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出现断裂，无法有效地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与主流社会出现隔离(Duffy，1995)，呈现系统性弱势。当前，在中国致力打造公平、公正、平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有意的社会排斥并不多见，但这并不表明社会排斥现象已经消失;相反，一些弱势群体依旧遭遇各种制度性、结构性和其他方面的排斥。

　　2．3社会排斥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分析框架

　　就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在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得不到流入地社会的接纳和包容，依旧受到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排斥。其中，在经济领域，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职业声望差、劳动时间长、收入水平低、居住隔离强的特点。在公共服务领域，他们享受不到与流入地普通人群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具有作为外来人(和农村人)的(双重)弱势。在政治上，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实际上已经从户籍地的政治系统中脱离出去，但又没有流入地户籍和市民身份，既不会在流出地行使政治权利，且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也不能参与流入地的政治生活，成为“政治边缘人”。在社会交往方面，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人际交往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主要围绕着血缘、地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同时，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边缘，与城市居民在互动层面上出现断裂，不被认同、接纳，这不仅使他们与本地市民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史斌，2010)，而且还难以享受相应的社会成果和公共权利，自身的合法权益也难以保护，从而遭遇巨大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出现相对经济贫困和精神贫困。鉴于经济融入是整体社会融入的基础，最明显的社会排斥往往最先体现在经济融入层面，故本文仅关注经济领域的社会排斥。

　　从理论上看，社会排斥主要通过二元户籍制度、流入地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及工作经验的缺乏和职业技能的低下作用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这些因素涉及3个维度:本地和外地的户籍地点、城镇和农村的户籍性质、年轻和年长的年龄队列;前两个维度属于制度性和流入地社会的结构性因素，而后者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关。其中，户籍性质将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和城－城流动人口区分开来，户籍地点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区分开来，年龄将年轻和年长人口区分开来。综合而言，这3个因素将流入地社会人群区分为6个群体。它们共同作用，强化对外来人口、特别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排斥，使他们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维系甚至加深他们与本地市民之间的隔离和断裂。

　　因此，在分析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时，必须关注相对性、分层性和朋辈特征:其一，融入的相对性。经济融入是相对于流入地市民而言的。参照群体理论认为，个体虽然隶属于某个群体，但在他们的心中往往向往另外一个群体(即参照群体)，并向参照群体看齐。融入与否和融入程度都是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的，而不是机械的绝对值。在流入地社会，本地、外来之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流动之前，人们多以当地同辈人群为参照对象，而在流动之后，其参照对象就变成了流入地市民(即便他们自己与流出地之人相比，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由于制度性和结构性要素的排斥，各地多项公共福利仅当地市民可以享有;社会福利的跨省或跨地区转移接续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相当困难的。比如，即便流动者的工作单位为其购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旦他们流动到新的地方，这部分保险金在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很难转移。由户籍地区分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分割剥夺了部分流动人口多方面的机会，使之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涉及到公共产品的领域。基于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均处于劣势。

　　其二，融入的分层性。户籍制度使我们在进行流动人口研究时，必须区分不同户籍性质，比较因户籍类型的不同可能造成的社会分层。②户籍类型将人区分为乡下人与城里人，并以此作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及其他机会的重要基础，造成对农村人的相对剥夺。农村户口劣于城镇户口，农民具有先天和后天双重劣势。自出生之日起，他们就被贴上“农民”的标签，低人一等，这是无法选择的先天劣势;同时，在中国城乡分层的宏观背景下，他们缺乏依附在城镇户籍上的各项机会、权利和福利，而这种后天劣势亦难以摆脱。进入流入地后，一方面是他们希望从事什么工作;但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较低的人力资本，具有排斥性的劳动力市场，及当地公共政策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等因素，他们能干什么工作却是另一问题。多数乡－城流动人口由于绝对受教育程度低，且在工作前后缺乏职业培训，故缺乏可以从事声望较好、收入较高职业的技能。因此，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别无选择，只能从事最苦、最脏、最累、最无望的工作，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就业，承担处于社会劳动底层的简单工作，收入水平低下，工作时间特别长，难以获得公共住房与社会保障。相反，城－城流动人口相对于乡－城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而这些因素无疑会显著影响其经济整合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本文假设，城－城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优于乡－城流动人口。

　　其三，融入的朋辈性。在探讨青年人群的经济融入时，是相对于年长流动人口而言的。尽管以往研究大多认为，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优于第一代乡－城流动人口，但我们认为，作为农村人、外来人和年轻人，他们仍就可能是最脆弱、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和福利的群体，被相对排斥的社会群体。因此，本文最后一组对比同时包含了年龄因素、户籍性质和户籍地点因素，考察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在绝对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上是否遭受三重弱势。鉴于他们职业技能较低、社会资本缺乏，故本文假定，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处于作为农村人、外来人和年轻人的三重弱势。

　　3、数据与方法

　　3．1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