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发展主义的研究进展

　　摘要：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的发展主义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人、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进入后工业文明时期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在中国既占据神坛之位又饱受质疑。通过梳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类别和进展，提出国内对发展主义研究存在界定模糊、结合国内发展理论不足、国家发展战略分析和社会变迁阐释不够深入等问题，但以发展主义学说研究农村社会的视角具有开创性意义，值得深入探索。

　　关键词：发展主义；发展研究；国家；社会；农村研究

　　中图分类号：C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42-03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同时兴起三大浪潮：新自由主义、对发展的反思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弃置二战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开启了市场主导经济政治发展的新篇章，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家中的胜利。当强调“市场万岁”的新自由主义突破国家和政治的界限时，就出现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化的全球化。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全球化，抑或是它们取而代之的强调国家作用的各种理论学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发展”这个宗旨。发展被神圣化、信仰化，甚至成为一种“主义”，被奉为人类生存的圭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统统是发展的代称，GDP、资本、利润全部是发展的符号，而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性异化却无疑成为发展的代价。因此，在各国纷纷追求高速发展之际，西方一些学者踏上了反思发展的征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主义愈加现形，经济迅猛发展，精神文明远远滞后、生态环境日渐破坏。在西方社会开始反思发展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开始审视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社会问题。本文旨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更好把握国内对发展主义的研究进展。

　　一、发展主义的概念界定

　　早在1999年《读书》杂志刊登了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一文，这是国内最先涉及发展主义概念的文章。“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1]将发展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他指出发展主义是源于西方特定时期经济增长产生的思维定式，它忽视了复杂的文化、社群及偶然性因素，排斥了本土人们的生计与文化实践，将发展锁定在工业、技术与生产上。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对发展主义的解释为“特指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一种经济发展思想。1949年拉美经委会领导人普雷维什发表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重要论著，为发展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2]这一解释追溯了“发展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正式使用在何种语境下，这一语境即六七十年代拉美诸国在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下采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叶敬忠等在《发展主义研究评述》中把发展主义划分为拉美型、东亚型和西方型三类，这一概念代表拉美型发展主义[3]。

　　黄平在《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中谈了“23点”，思考了西方中心论、经济增长论、线性进步观等理论问题和失业与劳动力市场、资源、人口、贫困等社会问题[4]。在这一基础上，他给出了定义：“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5]这一界定体现了发展主义的行动性、实践性，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都是在“开发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周穗明认为发展主义“是继战后‘马歇尔计划’之后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也是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种种关于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等不同版本的发展学说的总称。”[6]这里涵盖发展理论、发展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论。并且他通过比较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指出发展主义在哲学、理论、观念等层面存在的种种缺陷，提出发展应尊重文化差异、坚持多元文化主义，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类发展道路。

　　雷龙乾从哲学层面描述了发展主义的特征，认为“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为本的实践价值观，是发展主义哲学的价值旨归；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追求认识的客观有效性，是发展主义哲学的思维原则；而经济主义或资本主义反映经济发展、资本增值的自发机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格局。”[7]这一对发展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解为反思发展主义的哲学层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尽管学者对发展主义的理解有几点认同：源于西方工业化，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把经济增长奉为社会进步的标尺；有多种学说；“新发展主义”是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解构。但因涉及领域之广，其概念仍相对模糊。只有对概念认识上统一，才能深入研究理论问题。

　　二、对发展主义的理论研究

　　刘森林和陈向义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关系。二者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发展主义有不同的观点，但对当今发展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共识。刘森林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代替“弱发展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重建发展理念的新方案[8]；陈向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会导致发展主义的实践的”，但“当前中国也确实存在着朝向发展主义的趋势”，因此他强调要坚定落实科学发展观，避免真正陷入发展主义的陷阱[9]。

　　相较于刘森林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张光君和彭新武走得更远。张光君认为，唯发展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增长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也将发展等同于进步，仍然沉醉于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不能自拔，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欠缺全面性、协调性和科学性的发展模式”[10][11]。彭新武不仅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弊病，而且提出建议一种以“人—自然”系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在这种文明观念中，人类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的首要特征应是基于自然整体及其生态平衡尊重的可持续性，而不是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12]。

　　从发展的价值目标角度质疑发展话语，邓万春指出“发展主义倾向则把财富的增长看作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其结果就是隔断经济增长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联系，使发展的价值功利化、物化”。因而批判发展主义重要的是正确定位发展的价值目标，只有在“尊重、自由、公正、以人为本等更为全面、深层的价值诉求”下才能更好地引领发展实践[13]。

　　上述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发展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对探索中国发展理论、警惕西方发展主义理论侵蚀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理论探索处于起步阶段，理论分析的现实性仍不够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