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学术论坛”综述

　　2022年7月9日，“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学术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30余所院校以及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20余家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通过不同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这一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母题。

　　此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共分为三个环节。首先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王雪松老师介绍与会嘉宾，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文学院副院长余一骄、文学院教授王泽龙先后致辞。大会发言环节共分两场：第一场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何锡章教授主持、湖北大学文学院刘川鄂教授点评；第二场上半场由《湖北大学学报》熊显长编审主持、《江汉论坛》刘保昌教授点评，第二场下半场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王毅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冀老师点评。最后由李俊国教授进行总结发言。

　　此次论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召开，如何站在“与古为新”的立场推动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我们今天重新检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键。古代传统是现代文学的源头、远水、远传统，现代文学是支流、新传统、近传统。与会专家学者们从学理问题意识、文化传承意识、社会现实意识出发，对此展开深入研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建设性、指导性的命题。

　　一、寻史问脉：从文学传统到文化传统的视点开拓

　　如何系统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复杂流脉，既是已往学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老命题，又是本次论坛予以重要拓进的新贡献。老一辈学者们以宏阔的理论视点、深邃的文学与文化功底对“传统”寻史问脉，为论坛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以实证材料与理论阐述的视野，还原历史流脉。他以《友爱的政治学：现代对传统的重写——从〈石秀〉与〈铸剑〉说起》为题，指出现代文学在想象、改写、甚至重写古代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将传统文学“幽灵化”。他通过具体文本进行解读，认为施蛰存的《石秀》是将《水浒传》传统中的仁义英雄，彻底降格为集欲望与邪恶之美于一体的形象典型；鲁迅的《铸剑》在改写“干将莫邪”传统神话原型时，塑造了决绝向死的眉间尺形象，以及其背后英雄向死的暴力杀戮之同盟。陈晓明籍此得出，“五四”一代以怀疑、涂抹、根解、荒诞的态度看待传统，并借由“传统的幽灵”复活了一批叛逆、反抗性的形象典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所以显现出前述夹带着时代痛楚的、血腥的审美表达特质，是因为它是由“向死觉新”的深层意图所促发，在犀利解构的眼光中审视与召回古代文学传统。这实际上再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近传统”继承古代文学“远传统”的解构模式。

　　不同于前述探究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承变内涵，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更注重现代对传统的建构方式。他在《传统是在动态中建构的》一文中，特别列举了既往学界对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两种论断，即“一刀两断”与“藕断丝连”，并通过“五四”史料中并没有表述“打倒孔家店”，而是“打孔家店”的一字之差，证明了与古代文学传统“藕断丝连”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创新的，更是继承的”。由此，他认为“传统是在继承中不断建构、发展的”。针对文学传统如何具体地、动态地在继承中发展这一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继凯将视点拓进至文化传统。他在《略说文化磨合视域中的“后古代”中国文学》的发言中，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告别古代的中国文学的纵横视域中，提炼出“斗而不破”的“文化磨合”过程，并设想了“大现代”“后古代”的理论及方法论视野。其中，“大现代”即为“后古代”，特指近代、现代、当代的“三代整合”。在此之上，李继凯将传统的“和而不同”文化原则，引申至“异而有同”的文化磨合思潮。

　　面对这种“异而有同”的文化磨合思潮，有学者反思长久以来将中国与西方文化“对立”的思维误区，指出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文化是世界多维文化中的一维，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认知为基础的。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福贵在《两种文学与一个传统》中谈到“大文化”理论，认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不仅是一个审美性的传统话题，还是一种文化性的传统话题。这种“大文化”可通过文学特有的表达个体人格崇高的艺术感染力，在人类文明所共通的“普遍性”之维，实现超越族群差异的“人类文化大传统”。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视域中，重新检视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指出我们应重视古代、现代文学都处于人类文学大传统中的文化属性。这些研究，实际上为我们重新反思古今线性时序、中外族群空间等视野下的刻板印象，具有启迪作用。

　　二、古为己用：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关系新探

　　“断裂说”是长期以来主导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关系研究的思维范式，尤其鲜明地表现为新旧二元对立，论坛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新华文摘》的陈汉萍老师以《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关系刍议》为题，通过三个方面系统地回应了“断裂说”的诸种问题：一以救亡图存语境下的启蒙、革命姿态解答了“何以现代”；二以语言变化与五四先驱对待传统的“病理学”态度回答了“何时成为问题”；三以当前文学评价应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激活传统，深入回应了如何破解“现代与古典的断裂关系”。陈汉萍认为，“五四”代表的现代文学，完成了对传统进行现代更新的使命。今人在走出“断裂说”后，既要批判性地汲取“五四”对传统文学的负面性教训，又要以立足现代、面向外来的乐观姿态，赓续“五四”所开创的现代文学“近传统”。值得关切的是，本论坛在破“断裂说”之“旧”的同时，亦树立了一种“新”的关系说，即“古为己用”。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新”的关系界说，出自文学史实践的事实本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在《发现经典的另一面》一文中，从对文学史实践与文学经典解读出发，提出“古为己用”的关系原则。他以周作人、茅盾、毛泽东等人对“水浒”传统经典的创造性接受为例，从现代文学史实践的个性与共性之维谈论此概念。比如，毛泽东之前对“水浒”传统中的“群众创造历史观”表示赞赏，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却基于现实，集中对“封建王权的投降”色彩展开了激烈批判。这在事实上也关涉着文学经典“古为己用”中的接受问题，由此投射到了我们当下文学教育中的经典问题，他认为我们应以“古为己用”的理论自觉地还原经典的复杂性，并在个体的“己用”中实现对承载着多重传统的文学经典的超越。

　　现代学人如何在“古为己用”中，通过激活其心目中理想的古代文学传统，回应时下艰难的诸种现实关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以《“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也谈郑敏晚年强调“传统”的逻辑与意义》为题，对此做出了生动演绎。她以郑敏晚年文章《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为出发点，指出其经由传统重新阐释当代的内在意图：郑敏不仅从语言与艺术的角度思考传统，尤其反对胡适等五四新文学者们用“新”代替“旧”，以“西”代替“中”的二元思路来对待传统。她还渴盼从哲学的角度重新激活古典的文、史、哲传统，并借此建构起当下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道路。张洁宇认为，尽管郑敏的想法可能比较天真、简单，但她站在现实和哲学的角度重识古代文学传统值得我们深思。显然，这也正是现代学人郑敏在现代文学“近传统”的历史现场中，对古代文学“远传统”古为己用的真实写照。

　　三、与古为新：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的转化与方向

　　如果说“古为己用”揭示了现代文学“近传统”，对古代文学“远传统”继承、接受的生成机理，以及我们当下回顾文学传统的立场与态度，那么“与古为新”则系统展示了古代文学“远传统”。如何在现代文学“近传统”的河流中实现现代性转化，并成为我们当下直面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如何“与古为新”，专家学者们从不同层面挖掘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一是宏观地从占据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史主流的左翼文学着眼，建立了现代文学对传统遗产的“转化意识”。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述桥在《略论古代文学传统对左翼文学的影响》中，就左翼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割裂”进行反思。他借由汪晖的“短20世纪”说①，一方面回顾了早期左翼文学理论家在对古代文学传统“绝对拒斥”的姿态下，实际上隐藏着古代文学传统“影响的焦虑”。这种普遍的文化心理，也促使左联时期的左翼文学家逐渐觅得“文学遗产”，并在“文学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口号的倡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与古代文学传统之间实现“平衡”与“转化”。另一方面，他也反思了既要将“短20世纪”与左翼文学放置在古代文学传统中考察，又要认识到其对古代文学传统的重建，诸如“人民性”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民本”思想的重构与转化。

　　二是微观地从“文体”的古今演进入手，细读其机理深处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的李彦姝老师在《从〈霍小玉传〉到〈黄衫客传奇〉看中国小说古今之变》中聚焦小说文体，她从唐传奇《霍小玉传》对近代小说《黄衫客传奇》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后者从人物性格、叙事现代性、情感风格三个层面对前者进行了现代性转化，进而在小说文体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范畴中，提炼出三个层面的文体转化经验：题材层面、美学层面、思想层面，并重点反思了我们应重视作家的历史意识与小说文体传统的密切关联。武汉理工大学叶琼琼老师在《论穆旦诗歌里的自然》发言中，关注到诗歌文体背后所映射的“自然”古典理念的现代性转化。她从穆旦不同时期的诗歌文本中，爬梳了其文体背后由古典自然，到浪漫自然，再到客观自然的现代转化过程。这实际上也触及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性转化面向。

　　三是从“古典文论”的演变深入开掘，打捞其现代性转化的真实印记。《河北学刊》的杨程老师，以《从混沌中苏醒：晚清民初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认识》为题，从传统文化中的“身”为“心”所拘役出发，系统论述了晚清民初特别是粪自珍与魏源所肇启的“身体解放的先声”。尤其是以身为本位的“身心一元论”的形成，以及身体“由虚入实”的过程，共同揭橥了古代文学理论嬗变的背后，一场波及身体感知、思维理念、美学态度的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化。

　　所谓“与古为新”，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近传统”中的光辉足迹，还应是今人化用文学传统的重要方向。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国恩在《对古代文学传统的审美继承问题》的发言中，一方面指出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的审美继承是“历史生成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也提到我们当下面对“中国文学的复兴”等问题时，应争取回到“传统的具体状态”。总而言之，我们在意识到审美的领会，以及传统的接受中充满着“再创造”与“个人主体性”时，要注意到在共同的审美基础上的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四、回归本体：语言本体的古今演进与现代启示

　　文学传统的复杂形态突出体现在文学语言形态方面，文学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动态演进呈现出复杂的场景。文言与白话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的，白话是在向文言、方言、西方语言的借鉴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此次会议中，专家学者们着重探讨了文学语言的演进问题。王泽龙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语言有文言传统，也有白话传统，文言传统是古代官方体制的正宗，白话是民间流行的边缘。“五四”推举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代表的是走进大众的语言。白话把文言与日常口头语言分离的阶级分层打破后，实现了文言一体的现代转换，这一转换不是简单的文白分离，其间互为渗透，互相影响。现代白话既有古代白话，也有传统文言，既从翻译中吸收了大量外来词汇，也从国语文学中吸收了大量的现代文学的国语，创造了大量新生词汇，特别是在向外借鉴中，完成了汉语语法体系的现代建构。中国文学由此进行了自由发展，更在与外来文学的广泛交流中获取现代新机。

　　在文言与白话的转换初期，新文学家们对文言的态度并非完全否定，他们的观点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言关系论》的发言中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倡白话文，但他们并不反对文言文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不主张完全废除文言文，白话与文言的关系在他们的表述中也不是绝对对立的。高玉介绍了胡适、陈独秀初期的语言观念，勾勒出新文学家白话文言观念转换的动态过程。如1916年8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到：“正不必全用白话。白话乃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试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当时胡适认为白话是他一人要作的试验，态度非常温和。高玉指出，胡适在1917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除最后一条“不必俗字俗语”外，其余七条都是批评当时的语言文风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文言文的问题，也是白话文写作所存在的问题，并非仅针对文言文。即使当时态度激烈的陈独秀对文言的改革也留有充分空间。如他1917年8月1日给钱玄同写信：“《新青年》……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可见，他们的观点从“文言是半死的语言”到“文言是死的语言”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除了探究白话与文言的关系外，学者们还从文体形态上寻找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本体承变，并以此寻找现代文学发展的契机。其中，诗歌在文学体裁中的变化最为显著，成为新诗形式变革的关注焦点。《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的陆路老师在《诗歌题材的拓展与诗歌新体裁成熟雅化的关系》的发言中指出，早先诗歌体式以四言为雅正，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言：“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之后汉人将私人化的情感内容写入五言，五言诗地位提升。齐梁时期，永明诗人将咏物、闺情、颂德、谈佛论道等内容引入新体诗，新体诗一时蔚为大观。至唐代，新体诗的地位提升，杜甫运古如律，将原本用于应制、交往的七言用来论政、抒怀。宋代苏轼则认为在词中，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以此提升词的地位。总之，陆路从古今文学规律的相通之处，寻找现代诗发展的渠道，他认为旧体诗格律凝固，章法定性，而新诗在改变了诗歌体式后，可以通过表现新的内容来提升新诗品格。《学术月刊》的张曦老师在《现当代诗歌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发言中，以张枣对《诗经·小雅·何人斯》一诗的改编为例，证明新诗确实可以通过体式的变化，融入更丰富、更现代的内容，为新诗带来新的境界与品格。张枣对《何人斯》的现代改编，将诗歌主旨从“道德批判”转为对“个人福祉”的追求，并使诗歌显现出现代性况味的阴郁和苦涩、古怪与苍凉。

　　五、边界拓展：文学“长尾”与学科融合的动态关注

　　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的承续，广泛地触及了文化精神、文学制度、文学语言、文学作品等方面。此次会议中，有学者关注到之前不曾作为主流而出现的文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金宏宇在《文学的“长尾”》发言中，提出文学的“长尾”概念，此概念引自统计学与经济学，用以喻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杂文学”。如果说以小说、诗歌、戏剧、美文等为代表的“纯文学”是文学的主身，那么以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游记文学、杂文、自传、序跋、书话、书信、日记等为代表的“杂文学”则是“尾部”，它们从销售量、阅读量、影响力来看，都足以与纯文学的作品比肩，称之为“长尾”。这些“长尾”，以其实用性、真实性、交往性等特点，表现出对现实的介入、对文学性的追求。在此意义上，《南通大学学报》的顾金春老师以《新文学书评对于传统书评的继承与发展》为题，具体谈论“长尾”中的“书评”，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批评者的评论方式主要是感悟式、印象式，他们以读后感、杂谈、短评的形式，对作品的局部问题进行评点。他认为，这种书评继承了早期古代文学批评中重视欣赏、领悟、意会的解读方式，而不太注重运用逻辑思维和理论进行分析。

　　“杂文学”是一种“长尾”，但在“纯文学”之中，也存在着“长尾”现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凯成老师在《现代时期“附骥式”新文学史中的新诗观念与经典建构》发言中指出，“附骥式”新文学史在文学史中作为古代文学的“尾巴”而出现，在章节设置上占比较低，由此影响到其所讲述的新诗。由于其时的新诗在文学史中处于弱势地位，以新诗为代表的新文学便作为古代文学的对应物或“附属物”而存在。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文学史并不否定新诗的变革作用，“附骥式”新文学史在讲述新诗时，表现出其与古代文学的“断裂”意识，赞扬其试图抛置古代文学的限制与束缚，于现代的社会语境中“另起炉灶”，建构新的表达空间与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此现象也揭示出作为“附骥式”新文学史中出现的新诗，其变革仍然隐含在古代文学的变迁历程之中，新诗对古代文学的“断裂”存在限度，继而表明新文学无法完全摆脱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这其中包蕴着传统观念与传统意识，并呈现出对传统的内省。

　　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传统问题是在学科内部进行的对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的发言主题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四种范式》，注重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叉融合，提出研究的四种范式：第一种是在现代文学研究时期，关注仍然存在的古典诗文词、章回小说与戏曲等的创作；第二种是牢牢确立现代文学的主流，再研究主流是如何应对古典文学的；第三种是现代文学作家在应对古代文学传统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某种群体性的差异及其背后可能的规律；第四种是正视现实，合理预测未来中国文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大趋势。学者们尤其强调在向古代文学借鉴的历程中，不应局限于某个文体内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在谈论新诗对传统资源的汲取时指出，以前讨论新诗和古典资源的关系，是在某种纯文学的视野中讨论古典诗词传统对新诗的观念。但是传统不能局限于，也不仅意味着古典诗歌，而应指向古典诗歌传统在内的、更为广阔的、涉及经史子集等文本的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延申。

　　除在文学学科内部进行融合外，也有学者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中考察文学的古今承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以《诗教的古与今》为题进行发言，将文学与教育学结合，从诗歌教育的话题看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古代诗歌教育重视诗歌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位置，它与政治、伦理、风俗、文化、个人修为、气质等因素相互联系，承载着重要的教化功能。而现代诗歌则把诗歌作为教育的材料，这种教育着眼于诗歌文类本身，关注的是诗歌作文文类的合法性问题，如现代诗歌能否进入课堂、以何种标准选取篇目、以何种方式教授等。他也指出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一是现代诗歌本身作为一种文类，在诗体、语言、表达、传播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二是诗歌与人的生存方式、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发生了改变；三是诗歌教育理念的变化。孙羽津老师以清华大学新办的《国际儒学》杂志为例，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展示了当前儒学思想资源与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融合的前沿动向。他以《红灯记》研究为例，从阶级情谊、家国情怀等儒家文化视角，着重探讨了现代文学经典的研究思路。

　　此次论坛对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传统的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梳理，基本确立了从传统中寻求现代资源以达到“古为己用”“与古为新”的学术共识。特别是论坛中涌现的“大文化”观念，有助于我们在理论认知与文化自信的宏观视野上，识清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发展的方向，从而真正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认同。在具体文学问题的研究中，本次论坛亦体现出回归本体与拓展边界的鲜明底色，既要深挖文学内部的发展演变，又要注重文学外部的交融对话。概而言之，在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思考与选择上，我们既不应失掉固有之血脉，又要面向浩翰之未来。

　　注释：

　　①汪晖主要将中国的20世纪界定在1911年至1976年，并捕捉到这一时段“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即“漫长的革命”的“短20世纪”。参见汪晖：《短20世纪》，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薛雅心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