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间词话》中透析李煜词的“真情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永观，晚号观堂，海宁人。其《人间词话》有手稿一百二十五则，其中已自删十二则；自定发表于《国粹学报》六十四则，未刊稿五十则。我们今天所引用为“国粹”本，文章以传统的词话为形式，结构上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思想上引入西方哲学及美学中的概念。文章提出“境界”说，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主要指词的艺术境界，也可以成为意境，可以理解为诗词作家通过主观把握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存在，他不是单纯的“景”，而是强调情与景的交融、意与象的统一、隐与秀的结合，即客观的景物和主观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鲜明、形象的表现。它还强调的是真景物、真感情，即强调再现的真实性。文中第六则“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作者在文中肯定了只有写真景物、真感情的作品才是有境界的，否则便是无境界。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后五十五则中就是围绕“境界”为论点，“真情论”为价值标准，品评历代词人的。他最欣赏的就是南唐后主李煜，认为他“贵自然、重真情，倡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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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词话》第十四则：“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句”指诗词的表面，即结构辞藻。“句秀”是说温庭筠的词有华丽之美。“骨”指诗词的风格脉络，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所举的风骨，言作品具有端直有力的气韵与感染力，具有充实直截的思想内容与真挚的感情。“骨秀”是说韦庄的诗词多直抒胸臆，在篇章结构方面，由于不一味地刻画实景实物，不用大量的辞藻堆砌，而是用词简洁连贯，上下一气，显得脉络分明，层次清晰。“神”指诗词的主旨风韵，内在的思想感情与景物相会，即《文心雕龙》所说的“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既能表现景物的精妙，又能纵横想象，把写物图貌与喻理抒情紧密结合，达到超越现实的境界。句、骨、神实际上是文学创作上的三重境界。王国维不满温庭筠词的镂金雕玉、堆砌词藻，在章节结构上脉络不清，仅时有佳句，所以认为他只是“句秀”。韦庄词注意内容与情感，多故国之思，语重心长；在写作上以简驭繁，运密入疏，情景兼到，所以评为“骨秀”。李重光即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号钟隐。他的词作风格闳大高远，善于把客观的自然现象与主观的情思结合，以真情凝结为词，因而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在表现上，又以白描见长，语言鲜明，形象生动。他的亡国之作，造句清隽，自然率真而又声情凄恻，一字一泪。王国维对李煜词最为推赏，在这里以“神秀”相许，只是一个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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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词话》第十五则：“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种气象耶？”

　　这条文论可以看作是对李后主在词的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论述。词起源于民间，隋唐的燕乐词及民间的曲子词，是词的初期，大部为乐工、伶人所作。文人创作的词，现存最早的见于唐玄宗时，如李白的《菩萨蛮》与《忆秦娥》，稍后有张志和的《渔歌子》、刘禹锡的《忆江南》等。晚唐五代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崛起，及冯延巳、李璟、李煜等南唐词兴盛，标志着词进入了成熟阶段。早期的词以合乐为主，供人演唱，所以词的内容多歌颂升平或写闺情。温庭筠的词尽管影响很大，但也是为供乐妓歌唱而作，如他的《菩萨蛮》十四首，就是著名的流行歌曲，也是典型的艳词，很少有自己的情感。韦庄的词，也多为歌楼传唱之用，写闺情为多。到了李煜，他的词摆脱了五代花间词派充满脂粉香气的狭窄境界，开始抒写沉重真实的亡国之痛，感慨悲凉的人生苦难，使词从供伶人乐工于花前月下青楼勾栏娱乐的工具变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李煜对词境的开拓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极为深厚的基础。以高深的文学修养与艺术修养为根底，又身经“天上人间”的变故，身事、家事、国事齐涌笔端，才形成了自觉地用词的形式抒发情感，打破了“诗言志”的单一格局，使词由“代言”变“自言”。因此，王国维在系统讨论李后主词时，首先针对周济的排名提出异议，为李后主争得地位。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出自于《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作于国亡被俘之后，全由愁苦结撰而成，景致凄凉，情思飘忽。作者以难以承受的现实，与梦中片刻的欢娱形成强烈的反差，在鲜明的对比中揭示自己难以抑制的愁苦，感人之至。王国维所赞赏的末句，以流水落花比喻往日欢情，浅中见深，生情凄恻；以“天上人间”作今昔对比，结的神完气足，毫无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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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词话》第十六则：“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