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探析针灸“调神”

　　摘要：人体内在细胞、组织、器官和外部的人际关系、环境等多种因素互相影响而形成了疾病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针灸作为一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有着悠久的理论支撑。基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分析针灸“调神”发现，二者在内在核心和基本特征方面存在着相关性，在分析过程中明确针灸调神的重要性，呼吁针灸医生在诊疗中应当重视“调神”的精神内核，并且号召社会和医生共同构筑良好的医学秩序，为针灸“调神”的实现提供适宜的外在条件。

　　关键词：针灸；调神；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关性；黄帝内经

　　“凡刺之针,必先治神”出于《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灵枢·本神》又言:“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针刺核心之处在于治神，古籍中不吝笔墨进行大量描写，足以见针刺之时，治神之关键。

　　1 神的含义

　　神字从申，“申”比喻为天空中的闪电，变化莫测，威力巨大。《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最初意指天地之神，后衍生出了人格神，正所谓“天地生万物，物之有主者曰神”。于是出现了物物有神的泛神论，如自然神、人神等。《黄帝内经》吸收、整合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思想，因此天地之神的界限逐渐清晰化，天地之神就代表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及其规律性，其神性表现在各类事物的不同征象。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内经》中之人神分有广义与狭义，广义之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和总体现，狭义之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情感等精神活动。所有衍生出来的神的涵义与中国古代文化当中的整体观念密不可分，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整体观念包括着以五脏为中心的形神一体、人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相统一。

　　2 调神之要

　　整体观念贯穿于调神的整个过程。“调”有调理、治理之意，“调神”也可理解为“治神”。《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灵枢·九针十二原》：“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粗守形,上守神”。治神被视作是上工之境，是针灸的重要治疗原则，其中，“治神”包含着治医者之神和患者之神。因此治神对医生和患者都有着具体的要求，《灵枢·终始》“深导静处”,“闭户塞牖”,以使医者能“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其强调安静环境更有利于医者“入静”，此为人与环境相融合之体现。如《灵枢·官能》中提到：“用针之要，无忘其神……徐语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在针灸操作前，要充分与患者沟通，消除初次针刺者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这是医患通过语言方式达到二者的契合[1]。针灸治神作为最基本的治疗原则，不仅立足于古代的理论基础，在现今的疾病诊疗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孙远征等采用“调神针法”联合电针治疗对于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不适症状改善效果优于单纯电针治疗[2]。奚晗清等[3]通过临床实验发现“通督调神”针法可能作用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降低相关激素水平，从而改善慢性失眠症患者睡眠状况。庄礼兴教授利用针刺手法和施针顺序调帕金森病患者之神，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4]。由此可知，从古至今，关注“神”与“治神”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

　　3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医学模式，随着医学的进步，一些由生物因子(细菌、病毒、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已被控制，而另一类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精神病等，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1977年，GeorgeL.Engel教授发表开创性的论文提出生物医学面临的挑战——缺乏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研究方法，因此为了适应医学发展，他以系统理论和生物的等级组织为基础，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5]。随着理论逐渐完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越来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发现生物-社会-心理干预可以明显改善乳腺癌幸存者的生活质量[6]。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充分体现在功能性胃肠疾病，其发生尤其与饮食、情绪等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脑-肠轴的功能失调是其发生机制之一[6]。大量文献表明人格特征和情绪模式在影响肠易激综合征的自主、免疫、炎症和内分泌功能方面起着关键作用[7]。综上所述，心理因素在心身疾病的治疗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

　　4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与针灸调神的相关性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在科技和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中所形成的。调神是在针刺治疗时需要医者所掌握的精髓，当比较两者内在核心和基本特征时，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

　　从内在核心来看，“调神”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精神内核始终是一致的。《黄帝内经》之言神是将人本身看作一个整体或者人体通过外在的生命活动，从而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整体，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是将生物、心理、社会活动等因素视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整体观念在二者的内涵之中得以窥见。

　　就基本特征而言，《灵枢·终始》曰：“深导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无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古籍当中的论述表明古之调神对于医者、患者以及环境都具有较高的要求，需要“闭户塞牖”以使针家“无闻人声，以收其精”，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医生“入静”，专一其神[8]。调神的过程是医生通过针刺的方式将医者与患者之间形成一种连接，调动患者的内在能量，帮助患者调整自身的病理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强调,生物因子、人的心理及社会因素对疾病而言缺一不可。在针灸调神过程当中，医生的调神不仅仅只针对生物因素，还囊括了心理层面，同时调神要求周围安静，对于社会层面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三者相互协调，从而有助于疾病的治疗。

　　5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与针灸调神的理论依据

　　《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再到荀子言“心者,形之君,神明之主”，心与神总是紧密相连，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调神”可视作为调节患者思维意识，也可看作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当中的心理部分[9]。

　　针灸治神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有古籍理论的支撑，更有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1977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由美国恩格尔教授提出，认为疾病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系统在多层次上相互作用的结果[5]。随着医学的进步，这一模式的内涵也逐步得到丰富，胃肠功能性疾病的发生越来越表现出与社会及心理因素的相关性，如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所表现出的疼痛及功能障碍与生物、心理、社会以及环境之间互相作用有关[9]。临床研究显示，遗传因素、文化和环境等因素可以影响包括肠易激在内的功能性胃肠病个体的心理社会因素、生理功能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脑-肠轴)之间的关系[10]。肠神经释放、传递神经递质，形成神经-内分泌系统并作用于脑-肠轴，从而影响胃肠功能，而胃肠道的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又反作用于人体的情绪[11]。孙建华团队实验证明调神健脾针法明显改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和不良情绪，其调节的机制可能与情绪、内脏感觉脑区的功能连接相关[12]。现代研究从生理通路上对于针灸治神、调节情绪上做了解释，用现代语言使得“治神”这机制清晰化，也展现了针灸“调神”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间的紧密联系。

　　6 讨论

　　《后汉书·郭玉传》中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13]。诊察疾病，当细致谨慎。针灸作为疾病治疗的手段之一，是针家与患者进行能量交流的通道，调神是这一环节当中的制胜法宝，针家承淡安先生提出“针之所以有伟效，乃包含物理、心理、哲理三者而成……轻重强弱之刺激，乃属物理疗法，仅占三分之一耳。凭此三分之一，决不能收惊人之伟效”[14]。除去针刺之时所产生的物理效应，还有被忽视的心理和哲理所构成的三分之二效力，若将“神”之具化，“调神”恰好是针家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思维和意识之间形成的统一、心理层面上的沟通。医者作为医疗体系当中的引导者，当知“任重而道远”之职责，在调神过程中，细细体察患者的情绪波动，适当予以抚慰以及聆听，并结合心理疗法，这有助改善疾病，并强化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实际运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今时已不同往日，古之医疗手段虽少，技术水平远落后于现在，但社会价值导向崇尚医学，读书人有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伟大志向，因此医患关系较如今和谐，古之针家施针需闭牖塞户，这更有助于为医者营造调神的环境，使医者“入静”，这样的行医环境在今日之医疗体系下是远不能达到的，每日高负荷的接诊量、医患矛盾和纷争使得针家应接不暇，如此之境况又如何让针家静心静气，以期气来呢？况且“调神”要求不仅仅针对于针家，患者当静卧，与针家相配合。如此一来，“调神”虽是针刺之基本原则，却在现实中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也逐渐为针家所摈弃。医和患都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如今重申“调神”之重要，探讨古之针家所言针灸调神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的联系，是希望针家与患者重新重视“调神”之重要性，学习古籍当中所描写的良好医学氛围，患者和社会能给予医生以包容和理解，在治疗之时，配合针者从而形成良性互动，为针家营造一个更适合“调神”的环境。

　　本文仅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对针灸调神浅作探讨，认为针灸调神其实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具体体现，未来也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如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探析针灸调神[15]，以及在现代医疗体系之下，如何更好地使医患关系和谐化，构筑一个更完善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解决病人之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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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锂，裴丽霞，卡丽比努尔·依马木，陈璐，陈昊，孙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