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噶礼的盛衰荣辱及其原因

　　[摘 要]噶礼，姓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康熙时期颇有名气的官员。其人有才干能治事但贪婪。作为清王朝开国元勋何和理的后代，其以荫生授吏部主事，仕途顺畅，后出任封疆、官至山西巡抚、两江总督。其历经荣辱盛衰，此既有其自身原因，亦有诸多因素掺杂其间。

　　[关键词]噶礼；盛衰荣辱；表现；原因

　　一、山西巡抚时期

　　噶礼巡抚山西时可谓“殊荣异宠”。一是噶礼于三十八年，被擢升为山西巡抚。山西省地位重要，关系社会的稳定，“天下最紧要处在山、陕，此二处人心固结，天下任有几处叛乱，皆可平定。”[1]总督与巡抚是作为管辖一省的封疆大吏，于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不言而喻。若“都抚居官清廉，则属员交相效法，皆为良吏。”[2]“安抚黎民，在于巡抚、司道之为首官员”，[4]因而朝廷对督抚一级的官员的选拔十分重视。此外，噶礼上任前，康熙以温保、倭伦劣迹训谕他“尔到任后，务要勤劳爱民，居官若好，朕即超擢。否则，即行罢斥，惟尔自取，朕断无所瞻徇也。”[6]冀其引以为鉴，到任后爱护百姓、廉洁自持，为官民之表率，令山西焕然一新。二是噶礼家人，屡蒙恩宠。噶礼任职山西期间，如其所言“奴才全家仰赖皇上洪恩，衣、食、用俱全”[7]。噶礼母及兄弟亦多受康熙眷顾，皇上屡屡关切垂问其及其家人安好，并赏赐御书诗扇、鹿尾野鸡等珍物。对其兄弟、子亦是优待。先是噶礼弟、子蒙皇恩，免裁笔帖式，其后，三弟噶尔弼食俸不久，便升为副都统。噶礼为长子、次子奏请效力后，长子被特授工部主事，后为牛录章京。当噶礼为家事所困时，康熙言“尔之家事容易，必代尔完结。”[8]其后，特颁御旨解决困扰噶礼甚久的家事。三是噶礼遭受弹劾，屡蒙庇护。噶礼于山西任上未能慎守无过，其刻剥民财，纵容下属官吏残害百姓，虽遭受弹劾，但都在康熙的庇护下安然无恙。

　　噶礼曾上疏举荐霍州知州李绍祖，绍祖自刎，噶礼匿不奏报。大学士等议将噶礼革职，康熙命降两级留任。监察御史刘若鼐疏论“疏论噶礼贪，得赃无虑数十万，太原知府赵风诏为其腹心，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事”[9]。康熙命噶礼回奏，其辩驳为因仇参劾终免罪。四十五年，“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庇贪婪知县王绶，走京师诣巡城御史袁桥列诉。桥疏闻，并言：‘噶礼通省钱粮加火耗十之二，分补大同、临汾等县亏帑，余并以入己，得四十余万；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抚印簿勒捐；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迫富民馈遗；又以讼得临汾、介休富民亢时鼎、梁湄金；纵汾州同知马遴，庇洪洞知县杜连登，皆贪吏；隐平定雹灾。’”[10]康熙又仅命噶礼回奏，此事被辩解为原按察使与袁桥等诬参，加之山西学政邹士璁代太原士民题留噶礼，康熙否决了吏部“请差大臣察审”[11]的建议，且严斥“首告之人皆系从前罪犯，不知九卿以为当差官往审者何意？”[12]结果郭、袁等人分别治罪，噶礼未受任何惩罚。

　　噶礼巡抚山西十载，莅位之初能勤敏治事，几年后虽因贪虐等致怨声四起、弹章交加，但其仕途上却继续高升。此荣宠非单一的因素所致，而是众多因素交织：

　　其一，康熙与噶礼的特殊关系。噶礼的母亲与后宫有着“近戚”的关系，《啸亭杂录》记载，康熙“会问安于孝惠章皇后宫，礼母固后近戚”[13]。而康熙曾云：“裕亲王身体不好很久了，尔母借见其别子为名来看视似应当。”[14]噶礼母可以“别子”之名去看视康熙的兄弟，喻示者噶礼之母的特殊身份。又康熙曾责问噶礼“想尔为妃母胞弟所生之子，凡所思所行，应向着裕王我二人，而为何向着索额图。”[15]此处的“妃母”便是顺治帝的宁慤妃，裕王福全的母亲，噶礼的姑姑。这些特殊关系难免不会令康熙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不心向着噶礼。

　　其二，噶礼本人确有才干，办事老练，具有一定的治理地方能力。其莅位之初，革除旧弊、提出切实可用的建议，并得到康熙的肯定。三十八年，噶礼查访民情刊示通传禁革私派及火耗横征弊病，使“年景甚丰……米价亦减，故军民安居乐业”[16]。康熙亦觉“山西民命似得苏矣”劝其“以后益加勤勉，必使家给人足，闾阎熙攘。”[17]此外，噶礼反复训诫司道府各官共同清除旧弊，不可仍蹈故辙。虽然此举并不能将山西私派旧弊革除殆尽，但对预防官吏的私派举动有着一定作用，于钱粮征收完纳方面亦有所成效，康熙三十九年，噶礼奏报“各官无不畏惧，遂禁绝私派，停止火耗横征。”[18]而针丰年谷贱则民不知爱惜，肆意浪费的情况，噶礼“劝谕民间，撙节繁费，加意积贮”，[19]此加意积贮之举，未雨绸缪，既对钱粮征收有益，亦可使百姓虽遇饥年，不致仳离，也可相对减轻朝廷在赈灾方面的负担。为解决山西近数年拖欠致仓库亏空的难题，噶礼建议实行调补，认为“若不酌简一二贤能谨慎之员，奏请调补，则于征收钱粮、查守仓库皆无裨益。”[20]被允准实施。其治理地方能有所成效，康熙深感欣慰，望其勤慎如一，“益加勉之，不要输给直隶、河南巡抚，望尔成器”[21]。

　　其三，噶礼擅逢迎、且善于辩驳矫饰。当田禾丰收、或朝廷蠲免钱粮之时，便言军民老少无不称颂皇恩。对于康熙所赐御书匾联，其称赞为“圣主御书神奇宝字，超乎各名家，下笔不胜辉煌”[22]，奏请建造御书楼，让远近闲员、士绅、年长之民皆可前瞻仰，盛赞御字绝佳。噶礼还常表明自己只知效忠皇上，“惟知皇上之仓库，凡所参劾劣员、奸商丝毫不避怨恨，亦未徇情。”[23]噶礼善逢迎，且擅于辩驳。每当被参劾时，其总能针对所参条款一一辩驳过去，使人不得不信服。

　　其四，噶礼在地方上结党营私，瞻徇庇护，形成庞大的地方势力。噶礼与赵凤诏等沆瀣一气。噶礼曾对康熙言：“赵凤诏材技、操守皆好，不惧于人……黾勉效力，爱民，人甚称扬之。”[24]赵凤诏亦称噶礼“为山西第一清廉官。”[25]四十五年，噶礼被袁桥等人参劾时，便有山西学政邹士璁为噶礼大造舆论，“代山西士民疏留噶礼”[26]。

　　其五，康熙为政“尚宽”，认为“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27]尤其是晚年，“大约在康熙四十二、三年，即康熙皇帝五十岁以后，他一改中期的严厉惩贪政策，开始允许官吏有所染指，对揭发出来的贪污犯也放松了追究。”[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