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悲欢进退的思辨

黑格尔曾指出： “理性的思辨的真理即在于把对立的双方包含在自身之内， 作为两个观念性的环节” 。又说： “思辨的东西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 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或者说， 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 。他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其实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 即矛盾分析法。我们可以把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方式用于对相关文本的分析， 尤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古诗文中的悲欢进退， 深刻理解古代文人矛盾纠结背后的内心世界。下面试从三个对立矛盾进行分析：

一、 个体与社会

从存在论的视角来考察， 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有限个体而存在的。以此为依据， 悲作为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经验是无法否定的。而以道德为主的古代文化传统极力将这一点抹去， 它将人的存在定位在社会道德层面上， 以为关涉群体伦理的道德才是人的存在事实， 并进一步认定人的道德属性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孔子没有明言性的善恶， 从孟子的 “性善论” 到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人之初， 性本善” ， 国人对此已然没有疑义。于是， 个体存在的体验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直面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作品的现实， 可以发现一种特殊的艺术经验： 即大量诗词和古文中流露出来的人生如寄、 韶华不在、 “悲从中来” 的沉痛之感， 这种“悲” 情源自于人是有限个体的存在。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发现， 这些悲情不是由悲哀之事引发， 往往是“乐极生悲” 。在悲欢的矛盾变化中， 我们体味出古人对生命的热爱与留恋。

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 ， “暮春之初” ， “群贤毕至， 少长咸集” ， 于 “茂林修竹， 清流激湍” 之间，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所以游目骋怀， 足以极视听之娱， 信可乐也。 ” 然笔锋立即由乐转悲， “人之相与， 俯仰一世” ， 人生是多么的短暂。 “况修短随化， 终期于尽！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 岂不痛哉！ ” 作者将目光上移至古人， 从他们留下的文章看， 古人也为人生的变化而感叹， 因此斥庄子 “一死生” ， “齐彭殇” 为虚妄， 再将目光移至未来， 推想后人一定和古今之人的情感想通。 “故列叙时人， 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 所以兴怀， 其致一也。后之览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 ” 古人为了解决个体生命的短暂和追求永恒的矛盾， 曾有 “三不朽” 之说。“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 ” 追求三不朽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梦想与理想状态， 王羲之这里要记录诗文留与后人同慨， 应有此意。死生之大， 千古同慨， 在深沉的感慨中， 我们看到的不是悲观消极， 而是他对人生的眷恋与热爱！

类似 “由乐而悲” 情感变化的古代散文还有很多，许多古诗中也有， 如曹操的 《短歌行》 ，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 可谓乐极。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急转入人生苦短的悲叹。

二、 仕与隐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自孔子以来， 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担当， 同时对高尚的道德情操努力追求。于是在 “无道” 的 “礼崩乐坏” 的， 或黑暗污浊的社会， 不得不面对 “仕与隐” 的冲突。出入进退是历代文人士大夫人生中的头等大事， 从入仕前的教育到在朝的立身处世， 他们时刻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为之行动。

“天下有道则见， 天下无道则隐” ，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 这是士人或仕或隐， 围绕着 “天下” 而作出的不同选择。 “士志于道” ， 而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所以士人以自己的努力由读书而做官， 是为了取得一个能够经时济世、 为社会苍生作出更大贡献的平台， 为天下之乐谋福祉。道不行而隐， 绝不是对天下的抛弃， 而是为了更完善自身的德行和学养， 作好更充分的准备。所以说 “进亦忧， 退亦忧” ， 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坚守担当的责任感， 这样的忧就不是 “戚戚” 的，而始终是 “坦荡荡” 的 “天下为公” 。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陶渊明在面对 “仕与隐” 的矛盾纠结， 以及用达观自然的心态解决矛盾的方式给后人做出的示范， 使其成为真隐士的代表。在几次归于隐的反复后， 陶渊明终于下定决心。 《归去来兮辞》 中， 重返自然的陶渊明欢快舒畅， 听亲人说知心话， 以琴书为伴， 乐以忘忧。在农事闲暇之余乘兴出游， “既窈窕以寻壑， 亦崎岖而经邱。木欣欣以向荣， 泉涓涓而始流。 ” 然而 “善万物之得时， 感吾生之行休” ， 也在快乐与美景中感慨人生的短暂和倏忽即逝。面对人生苦短的命题， 作者自问自答，污浊黑暗的官场不是他的去处， 回归田园才是心灵指引的栖息之地。

三、 儒与道

一般认为， 儒家讲 “有为” ， 侧重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 道家讲 “无为” ， 强调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但这貌似矛盾的儒道思想却时常成为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兼具的哲学信仰。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一般说来， 进则以儒家思想为旗帜， 退则以释、 道两家思想为依托。即使坚定的儒者杜甫在晚年， 在他罢掉官职退居山野之后也对儒、 道两家思想进行了亲和。杜甫为自己的归隐作了说明： “满目悲生事， 因人作远游” ， “唐尧真自圣， 野老复何知” 。在杜甫的眼里， 此时的朝廷政治昏暗， 作为一个正直的士人， 已经 “无能为也已矣” 。这还是儒家的立场， 另一个方面， 杜甫还用道家思想解释了自己的归隐行为。老子主张 “道法自然” ， 强调顺应自然， 人的行为不得违背人与物的天性。杜甫在秦州期间， 所作诗中有四次提到自己的天性是 “疏懒” “懒拙” ： “东柯遂疏懒” （ 《秦州杂诗二十首》 之十五） 、 “旧谙疏懒叔” （ 《佐还山后寄三首》 之一） 、 “疏懒为名误， 驰驱丧我真” （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 、 “我衰更懒拙， 生事不自谋” （ 《发秦州》 ） 。 “疏懒”“懒拙” ， 意思是说天性粗疏， 懒于应酬， 拙于心计。恍然有 “觉今是而昨非” 之感， 不再让 “心为形役” 。

需要强调的是， 杜甫对道家的亲和并不排斥他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儒道思想不但分别在 “达” 和 “穷”的境况下调节着人们的心态， 而且他们也常形成互补。在 “达” 时， 人们以道家淡泊功名的思想使自己不为功名所累， 心态平和； 在 “穷” 时则以 “我辈岂是蓬篙人” 的豪情激励自己， 不放弃实现自我的理想， 这样人们的心态在各种环境下都能保持阳光。

作者单位： 安徽蚌埠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