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餐实验还在告诉我们什么

李向民 张 君

2014年第21期《读者》中有一篇题为《餐桌上的心理》的短文。该文记述了国外的三位科学家曾做过的一个旨在调查人们道德观的实验。

科学家首先在常态下进行实景调查。他们安排四组人到餐厅用餐，每人分给20美元：A组的被告知“需要自己买单”，B组的被告知“需要与他人平摊账单”，C组的被告知“免费用餐”，D组的被告知“各自只需支付总额的1/6”。结果是，A组的最节俭，C组的最奢侈，B组和D组的夹在中间，且两者情形差不多。随后，科学家又请了另外四组人，把该项调查在实验室里进行了一遍。结果是，各组的情况（调查结果）非常接近。

该项实验向我们展现了大众内心隐存着的“大家都想占便宜，结果往往都吃亏”这一人性中的恶元素，同时让我们了解了“某个让人们必须要为各自的选择负责任的制度，一定会将人们的选择引向最高理性”这一管理学原理。

作为教育研究者，读了该短文后，感觉受益匪浅。当然，还有一种由衷的慨叹。这种慨叹来自于先后两次实验及其结果的巨大差异。第一次用餐实验可以说是在常态下进行的。科学家为了掩盖调查的真正目的，假装调查他们的情绪，让他们在饭前、饭后分别填写一份各自10分钟内情绪的问卷。从各组迥异的用餐情形上看，本次调查的结果是比较客观真实可信的。而第二次则是在实验室进行的。从各组非常接近的用餐情形来分析，显然有些被试者受到了“实验”的暗示，产生了心理防范意识，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肯定是故意隐匿了自己真实的意向，选择行为“慎重”了。

由这个失真的“实验室”调查结果，我联想到教育领域中的某些非正常研究行为。

自从新课程改革以来，行动研究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研究方式进入基础教育改革领域。但是，原本应是“不挑选师资”“不选择生源”“不改变环境”，在自然教育环境下开展的行动研究，在某些学校、老师的行动中，却往往成为了倾情的组织、倾力的投入——调配素质好的教师，安排生源齐整的班级，提供有别于“非实验班”的优厚支撑……如此“情”“力”，却使得行动研究变了性质——成了不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更有一些不可否认的不良趋向是，某些学校、老师“术业专攻”——打破学校的常规工作格局，改变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其他一切都要为“实验”让路，紧急时刻宁愿让学生舍弃乃至牺牲其他，以便集中精力搞“突破”，可谓真正的“全力以赴”地打造。其目的只有一个——为的是“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如搞“大量读写”，课余时间几乎都规划成“读写”主题内容，其他活动一律暂且搁置，“读写”成了学生学习乃至生活中唯一的中心词；开展“珠心算”实验，校内校外，数学教师、班主任、家长，都要围着它转……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出“好成果”，有“臻善臻美”的“实验”效果，让领导满意、令专家折服。

从积极推进教育改革的一面分析，这些学校、教师的初衷及其行为，好像是无可厚非的，最终的“实验”结果也肯定是“居于区域内同期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肯定是“填补了某研究领域的空白”。但是值得审视的是，那种非常态的过程，是否具备了教育研究应有的“科学”特质？是否真正是值得肯定、效仿和提倡的？那些“特别理想”的成果，具备了怎样的效度和信度？是否真正是值得褒奖和推广的？我不由地想起一位专家曾经的质疑：“国人搞教育研究鲜见有宣布失败的报道。可谓项项成功，个个圆满，且成果非凡、影响深远。事实真的如此吗？”——问得好，值得深思。

教育是直面人的事业，容不得半点的虚与假；教育是慢的艺术，其效果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同时，科学性是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的，办实事、说实话是教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专业素质。做教育研究，需要全力以赴、奋力攻坚，需要不遗余力、潜心投入，但是，不能急躁，不能冒进，不能速成，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夸大其词，更不能弄虚作假！

（作者单位：山东莱州市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