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源生乐坊的发展轨迹与传承现状探析

熊 艺（云南艺术学院研究生）

云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交融带。至今保存着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是诸多文化传统中的突出代表，形态各异的传承模式也一直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热门话题。20世纪末田丰“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创办及在此基础上延续、发展起来的“云南民族源生乐坊”历时20余年，是一个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及发展方面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民间组织。至今仍然在21世纪全球背景下，本土化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态势中寻求生存的空间和传播的多种可能。

由于濒危文化遗产抢救的客观时效性与紧迫性，我国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 “行动的实践”往往多于“理性的思考”。“源生坊” 经过多年辛勤的耕耘和不懈的努力，依靠云南本土的民间艺人抢救、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起到了来自于社会民间的积极作用，同时为边缘和弱势的群体搭建一个通往国际、大都市的平台。无论从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都对云南本土文化的理解、认同上做了进一步的尝试。

本文将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及传播为研究论域，通过对田丰“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回顾，延伸至“源生坊”的创立及发展轨迹现状进行论述，以此深入探究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的途径及意义。

云南民族源生乐坊的形成动因及发展轨迹

云南民族源生乐坊（简称源生坊）成立于2004年，由原云南电视台编导及纪录片独立制作人刘晓津创办。乐坊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创库艺术主题社区，其创立可以说是以田丰传习馆为“源头”的延续，本文将从一位已经逝世的中国当代音乐家田丰先生为切入点进行具体阐述。

1．田丰与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著名作曲家田丰先生不断来到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创作的许多具有浓厚云南民族风情的音乐作品，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在持续不断的村寨采风体验中发现传统文化及其传承人的急剧锐减，令他心痛不已。最终做出决定，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只身来到云南，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于1994年1月18日创建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一所以保存云南25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民办教育科研实体。

传习馆的运作模式非常独特，田丰亲自到云南边村落挑选一部分有威望的艺人、民间智者，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向青少年传授各民族宗教祭祀、民风民俗、歌舞等传统文化及生产生活方式，并以“求真禁变”来规范教学，反对旅游化、商业化表演。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领域下，传习馆独特的传承传播观念、方法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各类学者、艺术家及中外文化保护基金会的社会人士来到传习馆参观考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观点：本土文化的传承应同自然与社会环境融合，而传习馆“博物馆式”的保护传统文化就像“鱼儿离开水难于存活”；部分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田丰身为一个外地人不应该来煽动民众搞传承、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巨大冲击下， “传习馆”坚持数年后，于2000年6月陷入了经济纠纷中，被迫解散。田丰先生离开云南后，于2001年夏天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61岁。

2003年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在国内舞台上演，浓厚民族艺术表达获得巨大的成功，其中多处经典段落源于传习馆整理保存下来的云南民族艺术品种。当年在传习馆红河地区的民间老师施万恒和学员李怀秀参加中央电台“西部民歌电视大赛”，以田丰先生整理的滇南彝族海菜腔获大赛金奖；2006年7月，李怀秀、李怀福姐弟组合获第12屑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原生态唱法金奖。2003年传习馆创办10周年纪念之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新闻调查》栏目连续播出传习馆的相关内容，引起全国广泛的重视。2013年，在传习馆创办20年之际，上海、北京艺术界均举办各种演出、论坛等活动，以此纪念田丰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伟大贡献。

2．刘晓津与云南民族源生乐坊

1994年夏天，刘晓津因工作走进了田丰传习馆，用镜头记录了传习馆7年发生的一切，也让她与云南民族文化及传习馆结下了生命之缘。在记录、研究、拍摄田丰传习馆的过程中，她与原传习馆的教员和学员们结下深厚友谊。2000—2004年，由于各种原因回家的原传习馆艺人们纷纷致电刘晓津，其中施万恒说：“田丰逝世后，学员们四处散落，为了生计有的去了歌舞团、有的外出打工，大部分回家务农了，他们现在好想再回到传习馆，回到田丰老师身边”。为此她思考着自己能做点什么。

在众多民间艺人的期望之下，经各种努力于促成了“源生坊”的成立，为完成田丰先生未完成的事业。此后，2005年9月“源生坊”11位民间艺人受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邀请参加了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中国文化周”的表演活动，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赴美国巡回演出，淳朴而未加雕琢的音乐歌舞为美国音乐文化打开了另一扇天窗，令他们难以想象中国民族如此美妙的民间音乐文化。回国后“源生坊”这11位民间艺人先后受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成都“西南深处”的邀请举办了非盈利性演出。2012年10月11日晚，这些民间艺人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为第4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奉献了一台精彩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八面来风奏弦歌一少数民族专场音乐会”。近100分钟的演出让其院校师生真正感受到地道的云南传统原生民间歌舞，也让“源生坊”获得由中国音乐学院和太极传统音乐基金会共同发起“太极传统音乐奖”的提名。该奖授予在全球传统音乐表演、传承、理论和传播各领域有杰出贡献和创意性贡献的个人和团队，特别是濒临消亡的传统音乐有抢救、保护、再发现和重建功绩的个人和团队。

云南民族源生乐坊现状

通过不断努力，作为具有传承及传播传统文化功能和影响的社会资源，学者们的学术关注与“源生坊”的实践产生关联。2004～2006年间， “源生坊”曾归属于云南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4月经主管单位云南省文化厅正式批准更名为“云南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现在云南省民政厅正式登记注册为独立的非企业民间组织。

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是人类文明极为重要的智慧财产，它正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呵护。在传统多元文化的整个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化的传播、传承在具体的实践中如此的窘迫。但经多次考察，“源生坊”确立了新的可实施的有效传承方案，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认定等。在刘晓津的带领下，开始在云南石屏、红河县以普查、传承为基本目标，实施开展一些传承教学工作；2012年1月在石屏巴窝、桃园两个项目点实行彝族“滇南四大腔”；2月5日在红河垤施的彝族提高班第一期正式开始，乐器为垤施歌舞的重点为期两个月。此后，还会在建水或元阳哈尼、绿春彝族的传承工作有新的进展。但想要长期传承、传播民族民间艺术文化，“源生坊”是否还需要克服以下的困难呢？

1．资金问题

“源生坊”主要经济来源于社会资助、演出和茶坊的收益来维持。社会资助除了香港的张颂任先生外，基本没有其他稳定来源；而2008年在创库建立的小剧场，也由于观赏的人太少，最终难以维持倒闭。可以看出“源生坊”的资金周转已经远远不够，从而可能限制r它在传承、传播方面的发展。若后续资金跟不上，难以想象它是否还能继续运营下去。

2．后继无人

现在的老艺人们（岩兵、后宝云、施万恒等）年迈体衰，却很难找到接替他们的年轻传承人。后宝云的学生有上百个，几乎每个学员都会唱几句海菜腔，懂一点烟盒舞，但真正能懂其中精髓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要学起来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可见寻找传承人是“源生坊”能否持续发展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云南民族源生乐坊发展探究

曾有学者们认为“田丰传习馆”是20世纪民族文化传承最悲壮的个案。的确，传统不是生而有之的先天之物，而是后天无数创新的积淀，它对云南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探索与实践是值得肯定的，为铸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提供材料的支持。

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之所以能轰动全国，持续至今。首先不得不承认有名人效应；其次杨丽萍总结了传习馆的失败，由“求真禁变”的宗旨发展为“求真求变”的引导理念，最后形成《云南映象》的艺术加工、舞台商业化产品，实现了民族文化传播与商业效益的双丰收，与田丰模式全然不同。

“源生坊”处于传习馆主张“求真禁变”民间文化和《云南映象》 “绝对商业化”民间文化之间，一方面对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怀有虔诚的尊敬，另一方面又将传统的和时兴的连在一块，寻找自身发展的方式或规律，为发展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做了进一步尝试。虽则困难重重，但它依然坚守并顽强的前行着。“源生坊”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需要理清思绪，在此，笔者认为有3个层面应予考虑：

1．积极取得政府、民间机构的支持与合作

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传承应当是一种国家的政策行为，应促进民族文化由资源优势转化为民族文化产业优势的系统保护工程，提早培育一种有效的机制来面对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文化流失现象，这需要中国政府、社会各界关注文化消失的危险，为文化的传承制造机遇，提供环境，创立机制。

2．与高校联合．进行校园形态的传承

有意识地在学校传播本土音乐文化，这是传承、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发挥高校在民族音乐教研领域的综合优势，努力打造全国乃至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实践阵营中的重要平台，助民间艺人回忆、挖掘、记录、整理正在消逝的少数民族古老歌曲、音乐、舞蹈。在国内外组织以宣传和弘扬为目的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演出活动，推动社会对原生态民族歌舞艺术的认识，提升民间艺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3．着力探索良性社会运作系统的建立

“源生坊”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各方面所取得的各成果，已引起多方关注。社会各界、国家文化部门等对其所进行的实践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来促使民间文化获得必要认可，激活机制，达到与社会需求共生，形成循环系统，从而获得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源生坊”当下须积极思考的。

结语在中国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事象中，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独具特色，汇集了民俗、诗歌、礼仪、宗教等多种传统物种并保留至今，代代相传已成为云南文化大省创建与发展的主流，关联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中华传统民间文化之源，其根基十分深厚。虽屡经扼杀、挤压，但仍然生生不息，实现了云南民族传统文化永不止竭的生命力量。

确实，云南“源生坊”自2004年建立以来，许多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较之他们的前辈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改变并非完全因为演艺者技艺的提高，更主要是他们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社会价值观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笔者通过对“源生坊”的实地考察的发展轨迹、传承传播的现状探究，似乎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既是当今社会文化的直接源头，又是其简化与模仿，它为当今社会文化提供了大量的民间素材和民俗素材，也使自身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总之， “源生坊”应积极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层层深入，使云南民间文化的传承、传播更加明晰化、条理化地呈现出来。在坚持本土传承探索的同时，积极拓展空间，以不回避现实的积极态度，切入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另辟一径，通过“源生坊”的实例实现传统民间文化“又一村”的美景。

参考文献：

[1]程肇琳传习馆后续故事[J]滇池，2006. (11)

[2]杜庆云田丰和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J]人民音东，1997. (4)

[3]黄凌飞高等艺术院校音乐教育中的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以云南艺术学院为例[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 (3)

[4]李建军“田丰模式”的影响与评介—兼谈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J]民族民间音乐研究，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