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的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壮大，其经济效应的研究逐渐丰富。现有实证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有助于出口门槛和成本降低、出口贸易增加和出口品质提升。同时，跨境电商出口为品牌国际化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和挑战。跨境电商进口提高了居民消费层次和生产企业的进口中间品质量，其福利效应明显。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其对企业生产贸易、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等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跨境电商；贸易成本；出口规模；进口中间品

　　经过海淘、个人代购等早期“跨境电商”的萌芽，到2007年淘宝“全球购”上线，再到2010年中国调整进出境个人邮寄物品管理政策，2014年海关增列代码规范跨境电商发展，中国跨境电商经历了探索、起步、发展和成熟阶段[1]，并扶摇直上。根据跨境电商数据库的统计，2020年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达到9.7万亿元，占总出口的比重为56.27%；进口交易额为2.8万亿元，占总进口的比重为19.55%，跨境电商贸易成为中国外贸重要的组成部分。跨境电商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基于这种模式的改变，生产者与国际需求者之间直接沟通带来的是生产者对国际市场信息的及时了解和应对，从而对出口成本、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带来一系列影响，并直接带来更高品质的进口中间品和消费品，进而对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同时，微观企业和消费者层面的变化也会带来宏观区域层面和中观行业层面的连锁反应。全面梳理跨境电商的经济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跨境电商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其福利效应，并寻找未来需要完善的方向。

　　一、跨境电商的贸易效应

　　(一)跨境电商的出口贸易效应

　　第一，跨境电商的出口成本效应。马述忠、郭继文和张洪胜(2019)较早地指出跨境电商能够降低交易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贸易成本，然后采用阿里巴巴后台大数据编制的ECI跨境电商连接指数和国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跨境电商可以显著降低贸易成本，而且该效应在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中更加显著[2]。鞠雪楠、赵宣凯和孙宝文(2020)则采用“敦煌网”2013—2016年的数据，从出口目的国和生产地两个维度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不同贸易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能够有效降低国际贸易和生产中的固定成本(如市场规模)，但对可变成本 (如关税和劳动力成本)更加敏感[3]。张洪胜和潘钢健 (2021)则以2012年中国跨境电商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考察了跨境电商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且对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降低效应大于对进口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还显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应更大[4]。综合来看，现有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跨境电商对各阶段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较为直接和明显。

　　第二，跨境电商的出口规模效应。马述忠等 (2019)研究指出贸易伙伴的互联网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地理距离的制约，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增长[5]。随后，马述忠和房超(2021)研究发现2012年后多项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实施使中国相关类别出口增长约4%~9%，具体而言，跨境电商产业政策能够促进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实现增长，前者源于信息成本降低，后者源于规模经济强化，但对扩展边际的作用更加显著[6]。宋颜群和胡浩然(2022)使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我国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升了试验区企业出口，且该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高互联网普及率地区和二、三产业更明显[7]。跨境电商对出口存在促进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促进作用大小和影响路径的判断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明晰，这关系到跨境电商政策的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尤其是当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随着跨境电商相关税收、支付制度的健全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配套政策完善，跨境电商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浪潮，并很可能产生更大的出口促进效应。

　　第三，跨境电商的出口质量效应。魏悦羚和张洪胜(2022)基于2009—2016年高度细化的中国海关交易数据，利用2012年跨境电商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8]。这为跨境电商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直接有力的证据。贸易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寻求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一项紧迫而关键的任务。跨境电商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这意味着跨境电商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二)跨境电商的进口贸易效应

　　与跨境电商出口相比，学者们对跨境电商进口的关注明显偏少。魏浩和王超男(2021)指出中国跨境电商进口发展经历了缓慢增长(2000—2011年)、快速增长(2012—2017年)和稳定发展(2018年至今)三个阶段，跨境电商进口规模和占比不断提高，但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滞后、平台运营风险逐渐增加、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和因贸易碎片化加大监管难度等因素制约了中国跨境电商进口的发展[9]。张洪胜和潘钢健(2021)注意到跨境电商通过促进进口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还促进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4]。魏悦羚和张洪胜(2022)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能够显著降低进口中间品搜寻成本，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8]。由以上研究的结论可知，跨境电商的进口成本降低效应和进口质量提升效应都很明显。遗憾的是，现有关于跨境电商进口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附着于出口效应的研究之中，缺乏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这可能是缘于中国跨境电商进口发展相对较晚、规模相对较小，学界更偏向于关注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对跨境电商的进口贸易效应进行细致的专题分析，以充分挖掘其机理，并探究更多维度的贸易效应。

　　二、跨境电商的生产消费升级效应

　　从跨境电商出口角度来看，魏利平和邢文祥 (2019)指出跨境电商出口可以提升品牌国际化的速度，为品牌国际化提供科学依据以及降低品牌国际化成本，从而为品牌国际化带来机遇，但配套体系不完善、缺乏国际品牌化战略可能制约其发展[10]。从具体实践来看，李田、王晓晨和刘阳春(2019)围绕广东百事泰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企业借助跨境电商平台获取了新的战略性资产，并通过与消费者、供应商、平台服务商和员工等多个主体的价值共创实现了资源补充与能力更新，从而助推和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11]。但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张夏恒和赵崤(2022)基于大规模实地调研及访谈获取了692家企业数据，该调查发现，传统产业的企业认可跨境电商业务的必要性，也具有一定的转型意愿，但对跨境电商的认知存在差异，而且缺乏相关人才、政策、资金和营商环境等条件的支撑，实际转型存在困难[12]。这意味着，跨境电商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门槛。总体而言，一方面从外部市场环境角度，在跨境电商海量卖家的选择中，买家的期望和要求会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从跨境电商平台角度，以亚马逊为代表的跨境电商平台纷纷设置了卖家门槛，偏向于大型卖家，这都将倒逼跨境电商转型升级，品牌化是跨境电商长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要手段。然而，品牌化也是中国制造相对薄弱的环节，品牌的建立和推广需要以产品的质量为基础，辅之以标志性的标签，才能够在众多卖家和众多产品中脱颖而出，中国跨境电商的品牌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从跨境电商进口角度来看，唐红涛和胡婕妤 (2021)研究了跨境电商进口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实证分析发现跨境电商进口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规模，降低非生存型消费结构占比；从进口品类看，跨境电商进口对食品、衣着、教育娱乐和其他消费支出的影响表现出替代效应，而对医疗保健支出表现出互补效应[13]。即跨境电商进口可以助推居民消费升级。从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起源来看，海淘和代购本身就是源自消费者对发达市场更高品质产品即消费升级的追求。时至今日，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为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优质和多样化的产品提供了极大便利，产品质量也得到了较高的保证，居民的消费潜力也相应得到极大释放。2022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要求，跨境电商领域的服务标准要进一步健全。由此可以预见，跨境电商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还将进一步发挥。

　　从宏观角度来看，王利荣和芮莉莉(2022)采用2001—2019年的城市层面数据，评估了前两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第一批杭州综试区对地区经济增长、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第二批综试区则仅对对外贸易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跨境电商通过直接影响出口也间接影响到了总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14]。李国鹏和王绍媛(2018)还较早地提出跨境电商通过网络化制造可以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15]。该推断若能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则有助于进一步明晰跨境电商的升级效应，这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张夏恒(2022)还分析了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实际作用、核心要点和具体思路[16]。综上可知，无论对微观生产企业和消费者，还是对宏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跨境电商都体现出明显的质量提升效应。也正是基于跨境电商的广泛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和扶持跨境电商的产业政策，来继续加大其发展力度，产生更大的辐射效应。

　　三、未来研究展望

　　按照中国海关数据库的统计方式，B2B模式的跨境电商贸易被按照一般贸易计入数据库，海关提供的跨境电商贸易数据是B2C贸易信息，现有的B2B贸易数据主要来自一些数据公司，权威的、全面的跨境电商数据可得性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关于跨境电商的学术研究。现有关于跨境电商的实证研究，第一类文献采用大型物流公司的跨境电商物流单据数据进行分析，第二类文献以2012年跨境电商政策密集出台作为政策冲击进行识别，第三类文献则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政策冲击进行识别。以上第一类数据的信息细致程度较高，但可得性偏弱，大多数学者无法获取。未来关于跨境电商的学术研究可能更多沿着第二类和第三类处理思路来展开。

　　关于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尤其是关于其贸易效应的研究，但是关于其生产升级、管理效应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另外，根据跨境电商数据库的数据测算，2000—2020年间跨境电商进口交易额占总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按照这一发展趋势，跨境电商进口对中国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势必会加强，比如跨境电商进口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跨境电商进口的用户数量增长和消费特征转变等，都需要研究者们加强对跨境电商进口的关注。同时，B2C模式的贸易占比也在不断增加，其与B2B模式贸易的影响差异也需要得到分类研究。此外，随着跨境电商品类数据的可得性提高，学者们可以进一步关注跨境电商贸易产品的类别，从而根据产品和行业特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现有关于跨境电商伙伴的数据也主要是区域层面的数据，若能获取企业-产品-区域多维度的细化数据，则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会大大加强。

　　正如陈波等(2022)所总结的，与传统贸易模式相比，跨境电商在参与主体、贸易方式、中间成本、消费者福利和产业关联等方面表现出巨大优势[17]。国务院已经分5批设立了105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覆盖到30个省份，涉及132个城市和地区，这充分表明国家对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之大和重视程度之高。随着跨境电商的持续发展壮大，其经济效应的程度和范围都将提升，这需要学者们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夏恒.跨境电商类型与运作模式[J].中国流通经济，2017(1)：76-83.

　　[2]马述忠，郭继文，张洪胜.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机理与实证[J].国际经贸探索，2019(5)：69-85.

　　[3]鞠雪楠，赵宣凯，孙宝文.跨境电商平台克服了哪些贸易成本?——来自“敦煌网”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20(2)：181-195.

　　[4]张洪胜，潘钢健.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21(9)：141-156.

　　[5]马述忠，房超，张洪胜.跨境电商能否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J].财贸经济，2019(8)：116-131.

　　[6]马述忠，房超.跨境电商与中国出口新增长——基于信息成本和规模经济的双重视角[J].经济研究，2021(6)：159-176.

　　[7]宋颜群，胡浩然.跨境电商改革对试验区企业出口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J].现代财经，2022(4)：20-35.

　　[8]魏悦羚，张洪胜.跨境电商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进口中间品搜寻视角的分析[J].宏观质量研究，2022(3)：79-91.

　　[9]魏浩，王超男.中国跨境电商进口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国际贸易，2021(11)：44-50.

　　[10]魏利平，邢文祥.跨境电商出口对我国品牌国际化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2019(12)：19-26.

　　[11]李田，王晓晨，刘阳春.从代工到自创品牌：跨境电商助推OEM企业升级——基于多主体价值共创的视角[J].产经评论，2019(5)：31-45.

　　[12]张夏恒，赵崤.含墨守成规还是化蝶重生：跨境电商对传统产业转型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2(5)：42-54.

　　[13]唐红涛，胡婕妤.跨境电商进口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促进或抑制？[J].消费经济，2021(11)：44-50.

　　[14]王利荣，芮莉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J].南方经济，2022(3)：53-73.

　　[15]李国鹏，王绍媛.基于跨境电商的网络化制造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J].国际贸易，2018(6)：14-19.

　　[16]张夏恒.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全产业链集聚的价值、要点与思路[J].当代经济管理，2022(1)：76-80.

　　[17]陈波，王晗，孙立.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J/OL].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2022-05-1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1.1391.C.20220510.1502.008.html.

　　作者：易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