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新能源开发

　　在全球变暖与国际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研究能源束缚下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大课题。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面临着本国能源枯竭、国际能源价格高企、传统能源消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三重掣肘。2015年6月10日，国土资源部发布《中国页岩气资源调查报告（2014）》表明：2014年国家累计投资230亿元，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当年产气13亿立方米，争取到2020年，中国页岩气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这标志着中国跻身于以替代能源开发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中。

　　全球变暖与世界能源秩序的重构

　　为什么说开发替代能源是一场“革命”，且具有长期重大战略意义呢？这是因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是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科技创新，其实质是能源与环保并重的绿色科技，并推动了世界能源供需格局的重构。全球原油总产量一直在40亿吨左右徘徊，“产量峰值”已经提前到来，难以满足全球能源消费需求。尽管核电仍是各国发展替代能源倚重对象，但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后，日德法等国纷纷调低了核电在本国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核电已难以承担替代能源领头羊的重任。而煤炭工业也面临环保压力与储量减少的双重困境，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因此，各国纷纷将天然气、太阳能等作为确保能源安全的生力军，大力推动能源效率的提升。其中，页岩气作为最具开发价值的替代能源，其大规模开采不但能变革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世界工业版图，还可能推动全球经济主导权的转移。

　　全球能源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仍作为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二是国际能源交易仍以美元结算。当1974年美国与沙特等“海合会”组织成员国达成“石油单一使用美元结算”协议后，全球石油贸易就与美元结成“绑定”关系，而“海合会”组织产油国则把数额庞大的石油美元转入欧洲的金融机构，欧洲的金融机构再以多元投资等方式使美元流回世界各地，从而推动美元借助全球石油贸易逐渐控制了全球经济体系各层级的规制设置。例如全球核心海运物流网络就与国际石油海运通道高度重合，原油运输的终到港往往是所在国的能源储备与炼化中心，同时由于能源贸易带来的“溢出效应”，逐渐催生了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化大都市。随着油轮而运行的国际贸易合约，也多以美元交易。因此，只要全球能源贸易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美国就能凭借美元与油气资源的绑定关系，继续主导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全球储量巨大，如今每年以12%的高速增长，成为能源行业的耀眼新星。为了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各国高度重视天然气特别是页岩气开发。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以吸附或以游离状态聚集于暗色泥页岩或高碳泥页岩中，是重要的天然气后备替代资源。在中国实施大规模城镇化的背景下，天然气比煤炭、石油更适合城市居民消费，因此极具开采价值。

　　为了挽救美元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控制力度，美国将目光投向非常规天然气领域，谋划将美元与石油与天然气的双重绑定，实现美元霸权的双保险战略。而这一次，资源与货币的主角都是美国自己。自2004年突破页岩气开采技术难关伊始，美国页岩气产量大幅增加，占到美国能源消费的四分之一，极大改善了美国能源安全结构，被称为“页岩气革命”。2011年3月30日，美国白宫发布了《未来能源安全蓝图》，指出由于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快速发展，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已大为降低，并制定了加大美国本土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力度的替代能源战略。如今，美国已经超过俄罗斯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预计到2035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47%将来自页岩气。

　　美国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正使美国从世界最大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和加拿大非常规天然气增长，将使全球天然气产能增长近一倍，对全球天然气市场和亚太液化天然气市场而言，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但问题在于，页岩气能否成为全球油气规制的改变者？对外能源依存度居高不下的中国，又该如何确保崛起进程中的能源安全？

　　对全球能源经济格局的运行态势进行宏观把握，是解读上述问题的关键突破口。页岩气革命已经震动了国际能源格局，并推动各国对全球能源经济格局的上、中、下各个环节产生新一轮的主动权博弈。

　　第一，全球能源经济的上游是原材料生产，作为其基础的资源勘探业呈现出沿海与内陆并举的态势。页岩气革命不仅使美国从能源进口国变为能源出口国，还大幅提升了天然气出口国的国际影响力。页岩气开采科技的发展与全球扩散有助于大幅降低其开采成本，优化天然气市场的竞争态势，最终推动能源地缘格局的改变。如今，俄罗斯、卡塔尔、伊朗、阿根廷、中国、土库曼斯坦等国开始高度重视本国的页岩气开发。传统的油气产业布局往往位于沿海地区，但由于俄罗斯、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田位于内陆地区，往往通过跨国输气管道、铁路等陆上运输方式，这使得国际能源地理从中东、西非、墨西哥湾沿海逐渐向北美、欧亚大陆腹地转移。

　　第二，全球能源经济的中游是原材料加工制造，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作为其基础的炼化工业展开激烈竞争。能源炼化能力与产业结构竞争力息息相关。第一次全球能源危机（1973年）之前，全球石化工业中心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美日欧的石油寡头们将发展中国家的原油运到美国、西欧、日本的炼化中心，制造出高附加值的成品油及石化制品，然后再卖给发展中国家，东西能源贸易价格结构中长期存在的“剪刀差”，使得掌握先进炼化能力的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全球能源经济循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炼油业开始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的炼油能力高速发展，云集着世界超大型的石化中心。迄今为止，新兴工业化国家掌握了全球四分之三的炼化能力，能源炼化能力的此消彼长与全球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基本一致。即使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来说，能源炼化能力仍是工业体系的基础，当炼化工厂集中于新兴工业化国家，那它们的实体经济优势必将进一步增强，既有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将再次调整。然而，美国却利用“页岩气革命”阻止了本国能源产业下滑的势头，使之通过能源与金融双重优势扭转全球工业体系重心向新兴大国移动的趋势。

　　第三，全球能源经济的下游是能源产品的消费与结算。当前存在两种形式的世界战争：一是货币战争，即欧元等国际货币对美元优势地位的挑战，二是能源战争，即抢占能源产地、控制能源的物流路线、干扰能源价格、垄断能源新兴科技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在能源经济利益的博弈不仅包括油气制成品的生产领域，还包括与能源消费挂钩的结算货币之争。欧盟、中国、俄罗斯都致力于打破美元对能源贸易的金融霸权，积极推动天然气贸易结算货币的多样化。

　　综上所述，“页岩气革命”不仅开启了国际能源贸易的“大时代”，而且将国际能源博弈拓展到新的边疆。纵观大国崛起的历程，能源是工业革命以来大国兴衰的关键砝码，“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出货币地位演化与大国兴衰之路。从这个维度来看，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替代能源之争，很可能重绘未来国际能源经济秩序的图景，但也很难再划归为国际经济领域的范畴，而注定成为推动新一轮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最大动因。能源生产大国不一定会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毕竟大国的成长逻辑存在诸多变量，但不可否认，每一次核心能源的转换都为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吹响号角，从而拉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解构与重构，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全面的、高烈度的多方大博弈，这就是“替代能源战略博弈”的真正内涵。

　　中国页岩气开发战略的五大挑战

　　页岩气能否对中国能源格局产生“革命性”影响，取决于中国页岩气战略是否高瞻远瞩、实事求是。中国页岩气产业前景光明，但道路曲折。随着对地质规律认识的提高和中国非常规油气勘查及开采技术不断创新，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新增储量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达1669.43亿立方米，占能源类气体新增储量总量的15%，目前投产地区主要包括重庆涪陵、四川长宁—威远、云南昭通等，截止到2014年底，建成32亿米3/年的产能。但开发页岩气作为中国施行替代能源战略的重要步骤，仍面临五大挑战：

　　第一，技术掣肘是中国页岩气开发的最大障碍。当前中国开发替代能源面临国产核心技术匮乏、国际科技封锁的制约。页岩气的开采技术标准很高，尽管中国已初步掌握了页岩气直井压裂技术，但水平井与分段压裂技术尚未突破。技术落后则意味着开采成本的居高不下。实践证明，当页岩气年出气量达到5000万立方米以上且开采成本在2元/立方米以下方能盈利。中国距此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正因为美国掌握了页岩气开发的核心科技，才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天然气价格。虽然中国的页岩气储量丰富，但地质构造复杂，赋存状态、开发技术参数差异极大，难以套用美国技术。例如美国页岩气层深度800～2500米以内，而四川盆地的页岩气埋深多为1500～4000米。目前中国还未掌握适合本国国情的页岩气开发理论与技术，更缺乏相应的科技转化平台，难以大规模开发页岩气。

　　第二，页岩气开发缺乏政府监管框架和行业构架。尽管国家已经确定页岩气的替代能源地位，但尚未出台页岩气矿权招标制度、页岩气储量评审、勘探开发监管等管理规制，这不利于高效开发页岩气资源。页岩气资源管理制度的缺位，会产生两大负面影响：一是造成页岩气资源管理缺乏可持续性，使得投资方认为页岩气开发缺乏政府机制的保障，从而产生畏难情绪；二是监管机制不到位会引发不遵循地质规律的“乱采滥挖”现象频现，导致市场无序和资源浪费。

　　第三，页岩气配套管网基础设施不完善。管道运输是决定页岩气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潜在页岩气田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山区，修建管道困难，要实现页岩气商业化生产与管网建设并举难度极大。截止到2015年6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延长石油、中联煤层气等16家页岩气中标企业累计投资218.8亿元，铺设管线235千米，难以满足西气东输的战略要求。由此可见，国内页岩气管网能否顺利延伸至东部高气价地区、相关设施是否完善、国有油气巨头会不会歧视民营企业等问题，都需要落实相关政策。

　　第四，对外页岩气科技合作存在安全风险。美国是中国开展页岩气技术国际合作的重要国家。中国看重的是美国开采页岩气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商业化推广的经验，而美国看中的是中国潜力巨大的页岩气市场。但这种通过提供市场和利润来获得核心技术的做法成效不大，例如中国已经先后对外开放了金矿市场、石油市场等领域，但合作效果并不理想，往往是给了外方利益，不仅没有换来想要的核心技术，反而进一步压缩了本土行业科技的发展空间，为中国能源产业带来受制于人的安全风险。

　　第五，页岩气行业融资能力有限。中国天然气市场中下游的市场条件和利用措施不成熟制约了页岩气行业的融资能力。开发页岩气要求天然气产业上下游的高度一体化。常规天然气开发容易做到上中下游协调的快速上产，但对非常规的页岩气来说则更需要一个上下游互相磨合滚动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国天然气市场一体化程度低导致了中小企业群体对页岩气市场的敬而远之，由于国内页岩气的投资收益尚不明显，无法在滚动发展中扩大该产业融资能力。

　　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在点燃世界对页岩气开发热情的背后，包藏着以技术“绑定”资源、以资源“绑定”市场、以市场“绑定”能源话语权，进而巩固“能源—美元”体系的战略目标。中国在谋划页岩气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应清醒地认识到天然气价格与计价货币实际购买力的变动，将为页岩气开发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避免陷入美国用美元、技术双重绑定中国页岩气市场的陷阱。

　　中国开发页岩气的基本路径

　　在页岩气革命可能带来全球经济秩序大变局的前景下，自主开发页岩气无疑对于优化中国油气资源格局、缓解中国油气资源短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针对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仍面临资源落实程度低、关键技术待攻关、资源管理体制缺位、扶持政策缺乏等突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加快页岩气勘探开发和利用的路径应是“技术攻关、机制创新、谨慎合作、建设管网”。

　　首先，加大对页岩气核心科技的自主研发力度。页岩气生产能否降低成本，技术突破是关键。国家在相关技术研发方面应该加大投入，并采取一些优惠举措引导鼓励国内企业加快相关技术的研发工作。在页岩气资源开发技术的探索过程中，不能照搬美国的页岩气开发技术，可汲取中国比较成熟的煤层气发展经验，制定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标准及规范，最终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页岩气开发科技体系。

　　其次，创新开发机制，实现页岩气工业化的高效发展。中国页岩气资源的产业化生产，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开发。在页岩气早期勘探开采阶段，国家可采取税收优惠政策，等确定现实储量后再采取税收递减的策略，从而逐渐增强页岩气行业的融资能力。为形成中国页岩气的经济有效开发模式，可采用集约化的地面“井工厂”模式，合理建立“地下立体井网”，做到“少井高产和高采收率”。

　　再次，谨慎开展对外页岩气科技合作。为了避免“以市场换科技”策略的失效，可以先在一小块区域和美国进行区域性的试验性地勘探开采，这部分利润可以和美国分成，但也仅限于这种小规模、试验性的开发。通过合作，美国应该把相关技术留下，现在伊拉克等国都是采用这种合作模式。如果外方不同意这种科技合作方式，则宁可暂缓页岩气开发，也不能只图眼前利益竭泽而渔。

　　最后，中国页岩气管网准入制度改革。不解决天然气管道准入问题，就很难实现真正的页岩气市场定价。“第三方准入制度”的核心在于打破国家能源公司对天然气管道的垄断，推动民企顺利接入天然气管道。这一制度意味着打破大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布局，使更多的市场主体公平的开展竞争，激发市场的活力，促进页岩气行业快速发展。

　　通过替代能源开发来突破经济增长面临的能源约束，通过环境政策来纠正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问题，是中国构建能源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尽管页岩气已经成为中国气体能源战略的新锐，但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尚有多重制约因素急需破解，从“引人入胜”到“实在惊喜”尚有一段距离。尽管近十年的页岩气开发历程，尚不足以书写一个新兴产业的断代史，但随着中国能源安全结构的进一步调整，页岩气成为其中一条或明或暗的行业演进曲线，呈现出革新与发展、症结或藩篱等诸多侧面，进而构成中国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变革的重要片段。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