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带一路”的绿色化

文/Fred Krupp

2013年，基于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准确判断，中国政府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打破了原有固化的区域发展模式，联通了中国与世界，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宽广的空间。

“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选择。15年前，在经历了以“引进来”为主要特点的发展阶段后，中国政府正式从国家层面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协同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60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而中国也已经在2014年成为了资本的净输出国。在这一背景下，在新的历史阶段，让资本走出去，让产能走出去，让中国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出发，通过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距离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的有机串联，能够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使各国都能在更大的发展空间中获得自身的利益。

然而，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同时，有一个容易被忽略而又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贸活动相伴随的，往往是环境状况的恶化。中国过去30年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呈现出了集中爆发的态势。根据中国环保部的数据统计，2013年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区所有城市的空气质量均未达标，超过50%的地下水水质为“差”，全国16%的土壤面积遭到污染。随着环境的恶化，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癌症村”。为了扭转这一现状，“十二五”期间，中国全社会的环保投入可能将超过5万亿元。可以说，中国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和成本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在其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教训。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强“五通”，即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在“五通”的背后，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寻求共识的过程。在众多国家中，不同国家的信仰可能不同，价值观可能有差异，但环境保护却是所有人共同认可的根本条件。如果不注重环境保护，即使建设起了基础设施，但破坏了环境，也不能让民心凝聚在一起，甚至可能会引起抗议或冲突。过去也曾发生过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事件，这不仅伤害了两国人民的感情，也给中国的对外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在投资贸易中，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事实上，环境保护也应当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对外合作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大多是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完全可以从中国的环境治理经验中受益。而中国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将自己从环境保护中积累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广到其他地方去。例如，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就采纳了由中国政府牵头提出的建立亚太经合组织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的倡议。绿色供应链是利用采购方的采购力量，要求供应商实现环境绩效改善的一种市场手段。如果所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将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企业的一项政策，将成为帮助各国实现绿色转型的引擎。

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这一跨越国家界限的全球问题上，同样需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付出共同的努力和行动，而“一带一路”战略，则可以成为带动和凝聚这些努力和行动的纽带，贡献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在不同的大洲，文化、民族、宗教差异显著，要想凝聚民心、促进共识、增进理解，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应重视和发挥民间组织和智库的积极作用。由于民间组织和智库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天然属性，使其更具有亲和力，便于与沿线各国不同利益、观念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了解，构建和谐共赢的关系。这些民间组织还能够帮助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履行企业的环境责任，监督他们在海外投资与开展日常业务中减少环境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间组织还能将在海外与其它国家民间组织的合作交流经验带回中国，进一步丰富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国内的环境保护工作。

美国环保协会进入中国的过程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美国环保协会提出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制度成功地解决了美国的酸雨问题。随后，借助中美两国的环境保护合作契机，美国环保协会将这一制度介绍到了中国，并参与了中国首个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也为中国今天实施的碳排放交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经过20年的努力和付出，美国环保协会等美国民间组织已经成为加强中美两国民间交流，开展环境保护合作的桥梁。

美国民间组织的跨文化工作经验，特别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声誉、开展有成效工作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将为走出去的中国民间组织和智库提供借鉴。同时，美国环保协会也将尽可能地向中国民间组织和智库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参与到绿色化的“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

中国民间组织和智库将确保“绿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美国著名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美国环保协会从一个美国本土组织发展为一个国际化的机构，除了在美国有9个办公室以外，还在北京，上海，伦敦和拉巴斯设有办公室。我们相信“放眼全球，立足本地”对于民间组织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如今，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世界上许多严峻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奥巴马总统和主席都意识到了这点，并于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宣布了各自的国家控排承诺。

近年来，很多中国的企业加快了对外投资的速度。中国很快将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新成立的亚投行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个世界经济强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影响也越发明显。

中国企业，中国投资，中国文化都已经走向了世界。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组织为什么不能走出去呢？

既然美国环保协会和许多其他外国环保组织可以在中国开展工作，那么中国的民间组织当然也可以走出去。

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助力。许多沿线国家将从中国环境治理经验中受益。中国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和成本具有深刻的理解。

我们也认识到，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还没有找到所有的解决方法，但或许我们的努力和经验可以帮助其他人更快地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进展。在目前的形势下探究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路径，显得尤为迫切。这其中，就有一些故事值得称道。

从很早开始，美国环保协会就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以下简称“中国民促会”）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中国民促会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例子。中国民促会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帮助中国的其他本土民间组织成长。例如，帮助那些关注中国偏远地区扶贫问题的民间组织，与外国的出资方建立联系。中国民促会就像是这些小型民间组织的集合器，帮助它们获取资助，进行能力建设，以及提供有效开展项目所需的其他支持服务。

“一带一路”为许多人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前景，我相信它也可以，且应该成为环境改善的推进器。这里所说的“改善”也包括吸取中国从以往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得到的教训，只有这样，所建立的“一带一路”才是绿色的。贸易和投资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应该成为“绿色改善”的动力。

还有一个模式，我认为其他国家也可以借鉴，这就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

国合会是20多年前，中国政府为了加速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最佳环境实践而成立的。通过国合会，中外方专家就具体的环境议题总结和吸取国外经验，并直接向总理提出政策建议。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获取各方建议的方法。

也许国合会可以成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而走出国门，在沿线各国播种上环境与发展的种子。

今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新环保法也是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出台的。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认识到必须释放正确的刺激信号。此前的环保法规定了经济处罚的上限，这一上限比企业采取措施控制排放的成本要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怎么做？它们会支付这些小额罚款，然后继续超标排放。

重庆是进行经济处罚不封顶试点的先锋城市。它们实行的是“按日计罚”——企业从违规排放的那一天起开始缴纳罚款，直到违规行为得到改正。目前，重庆的企业已经认识到，控制排放的成本要低于违法排放，并从实际行动上落实了环境守法。这个故事可以潜在地帮助其他国家避免中国所付出的这种不必要的环境代价。类似这种系统思维对环境的改善非常重要。

中国近期取得的一些经验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去年11月，APEC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不仅宣布了气候变化承诺，同时也见证了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的诞生。绿色供应链是利用采购方的采购力量，来要求供应商实现环境绩效改善的一种市场手段。设想一下，如果所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将绿色供应链作为企业的一项政策，将成为绿色转型的引擎。

确保中国的对外投资可以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亚投行可以利用绿色信贷，来避免因“一带一路”建设而引起区域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增加。

致力于在中国推动绿色供应链的民间组织和智库可以将这一管理制度带到国外，这些都是中国民间组织成长的沃土。我们需要全世界更多的声音来支持环境保护，希望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并帮助将“一带一路”建设得更加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