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思考

熊晖

我们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突出了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丰富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兴起以来，总体上反映了20 世纪以来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它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看作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并且其生态危机理论以及消费异化理论系列，深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不仅会给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一些启示，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威廉?莱斯和滑铁卢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以及奥地利人高兹等。他们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生态危机理论

反对抽象地谈论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强调技术运用的制度基础决定了技术运用的方向，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运用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提出应当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恢复对自然的尊重，从而缓解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他们强调，一般地指出西方文化传统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同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如何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体系中，使科学技术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

他们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和异化消费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理顺需要、商品和满足之闻的关系，将人们引向自主性和创发性的劳动中寻求满足，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和生物多样性伦理，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关键。这些思想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也具有其自身的理论特殊性。科学技术运用的巨大物质成果又成为资本为追求利润，制造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工具。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现代生态危机较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为此，就需要保持高度的工业经济增长率，进行资源浪费、加强污染的过度生产，于是在过度消费同被威胁的环境之间就爆发出了新形式的危机。

（二）消费异化理论

人的需要具有二元本质，所谓需要的二元本质是指任意文化条件下人类的需求系统是一个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质在内的统一体。需要的二元本质和商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理解人的需要的二元本质就必须从分析商品的特性以及需要和商品的辩证关系人手。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作为商品统一体的物质性一符号象征性分离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商品的符号象征性，而较少关注商品的物质性。原本在消费过程中人们更加关注的应该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的内在属性，即商品的物质性。但是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生产的商品的内在构造日益复杂，信息的不充分和时间的有限使人们很难断定商品相对于人的适当性而导致对商品的物质性越来越冷漠；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盛行的广告把关于商品的信息同幸福的某种景象连接在一起，使人们渴望进入现代消费商品的更广领域，而对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商品的物质性关注越来越少，商品的符号象征性成为人们消费活动中关注的焦点，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与这种异化消费相联系的是日益增加的环境问题。这是因为生产满足异化消费的商品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的广泛使用，但是对于技术运用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却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其最终结果不仅可能危害人类的未来，而且危害其它生物的未来。

这种“异化消费”的前提是异化劳动，但它又反过来刺激了异化劳动，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麻痹了人们的斗志，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寿命。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除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在于：既要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我国经济，增加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又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效地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因素，承担起解决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历史使命。我们绝不能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立足于促进全球生态平衡，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

（一）政府建立以绿色GDP 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的公益性特点和政府的公权代表性特征，要求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生态环境明显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它应当由代表全体公民意志的机构来行使管理权。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跨国家性特点，决定了在涉及到生态环境领域中的跨地区或跨国家合作时，需要政府代表本地区、本国全体人民做出决策，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权威的代表，是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效率与效果的最大权重因素，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替代的。

旧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甚至会对干部产生误导作用，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变政绩考核方式，成为当务之急。绿色GDP 是指从传统GDP 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用以衡量各国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总量的核算指标。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程度。要建立领导干部生态问责制度和生态考核制度，加强政府的生态自律，建立和完善以绿色GDP 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这样可以使领导干部从单纯以GDP 论政绩的观念中解脱出来，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避免出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现象，促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以现代科技文明引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旨在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城市生态环境问题通常具有三维空间属性、时间变化、突发性、长期性和海量数据等特征，其特殊性迫切要求我们在对城市生态问题的研究中借助现代高新技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有效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作保障。现代科技文明已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等技术对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了有力支撑。

1、物联网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化发展正走向集群化，城市之间出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尤其在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许多城市已经认识到“地区经济是一体的，相互间是依赖着的，城市之间需要协作”。而这种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必然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如区域性大气污染、流域性水污染、固体废弃物转移等，需要将多个城市环境问题联网研究，将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提高到区域层面，有效应对城市群环境问

题变化的新趋势。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我国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处于不同的阶段。城市环境网络的建设，将充分利用信息共享的优势，为城市之间环境质量、生态文明的比较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分析提供平台。同时，基于网络研究城市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环境部门的“信息孤岛”，使各地市、单位、企业的自有环境信息数据库互联互通，可以快速高效地建立全局环境信息共享系统，同时避免了基础数据库重复建设，节省了经费。

2、先进的传感器与环境信息获取技术

现代环境传感器技术能构建环境传感器阵列和网络，匹配移动环境传感器等研究，为城市环境保护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无线传感器网络则进一步将网络技术引入到无线智能传感器中，使得传感器不再是单个的感知单元，而是能够交换信息、协调控制的有机结合体，实现物与物的互联，把感知触角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因此必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其构成和影响因子很多，并随着不同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化。目前，生态环境规划、监测和治理技术还停留在依靠传统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的环境信息技术的研究多是单点、单因素、单层次、单向的研究，获得的环境信息往往是孤立、片断、迟滞的信息。因此目前的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治理、环境管理理论和技术手段很难满足环境管理信息化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引入先进的传感器与环境信息获取技术。

（三）生态文明建设呼唤生态意识要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生态意识，不能仅仅停留于一般的倡导与号召，而是需要进行积极的培养与建构。培养与建构的途径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但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重点是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民的生态素质。为此．必须在全社会加强环境道德教育、环境法制教育、环境经济教育、环境科学教育．通过这些教育，提高全民环境危机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促进生态文明良好风尚的形成。总之，只有齐抓共管，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地构建健康的生态文化环境，促进生态文化的发展。再次是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的生态法治观念。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中，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滋生、发育，生态环境责任才能成为可普遍践行的责任，生态保护行为才能成为自觉的、自我约束的行动。因此，加强制度约束是提高生态意识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思想贡献。我们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我们而言，生态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生态危机的实质不在于地球的外在限度，而是人类的“意识危机”，也就是人类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过程中的价值观念出现了问题。要解决生态危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就要发动一场“意识革命”，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实现从传统的“征服自然”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转变；实现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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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龙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创新》，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1 年11 月，22.

[2]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9-200页.

[3]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578 页.

[4]张耀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启示》，理论界，2008 年第7 期.

[5] 李克强：《推进节能增效，发展绿色产业》，人民日报，2009 年6月19日.

[6]詹玉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12 年第2期，71.

[7]刘小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取向》，理论与改革，2013 年第3期，126.

作者简介：熊晖（1989-），男，汉族，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