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服饰图案在现代服装中的传承探索

王 晓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９００）

【摘要】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民族服饰图案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图腾”，民族服饰图案在现代服装中的传承是民族服饰文化的沿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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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服饰；图案；符号意义；西方服饰潮流

Doi：10.3969/j.issn.2095-0101.2015.03.024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101（2015）03-0061-0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作者简介：王晓（１９８４．１２- ），女，现为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二级教师。主要从事服装造型与表演艺术研究工作。

１ 民族服饰图案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１．１ 文化符号意义

民族服饰图案元素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形式语言，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服饰中的再现，是民族习俗、宗教信仰、自然崇拜和祖先神灵崇拜等民族思想的重要表征。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民族服饰图案具有存蓄、交流、传达和表现民族历史文化的功能。因此，民族服饰图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实际上是以服装为媒介，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服饰艺术领域中的实现。

世界艺术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唯有保持着民族魂的艺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同时是最具有世界性的艺术”［１］。在世界文化潮流日益趋向一体化的前景下，深入挖掘民族服饰文化，使风格独具的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国际流行文化相结合，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是弘扬和发展民族服饰文化的必然之路。

１．２ 美学意义

民族服饰图案反映了“天人同构共感”和“万物有灵”的美学特质，其图案色彩艳丽、构图完整、寓意深刻、做工考究，体现了东方追求古朴、纯真的自然美的独特审美价值。同时，图案本身的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特质，即“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和“重复与统一”等的美学形式，也展现了朴素、醇厚、内敛和含蓄的审美意蕴，是东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物态化、艺术形式化的外在表现。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近年来，中国民族服饰图案不断在国际Ｔ型台上演绎着独特的民族风情。这种民族文化符号走向世界舞台，顺应了现代人回归自然、重温民族传统文化的思绪。故此，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中汲取灵感，并使之与当代流行时尚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不断地推动着“中国风”、“东方潮”的盛行。

２ 民族服饰图案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应用的相关原则

２．１ 统一性

统一性是指民族服饰图案的造型特征与审美旨趣应该与被装饰服装的风格特征保持统一或协调，以避免民族服饰图案元素的“滥用”而有损服装的整体风格和审美意趣。现代服装类型丰富、款式多样，不同类型的服装（如休闲装、运动装和职业装等）和款式对图案的应用在造型形态和装饰手法上具有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图案与服装本身在风格和审美趣味上的内在联系性。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人们常批评的“民族符号滥用”正是忽略了图案与服装本身的内在统一性，而仅“痴迷”于民族服饰图案自身的美学特质。现代服装中除图案元素之外，还包括钮扣、缉线、拉链和袢带等元素，服装就是把多种元素有机组合在一起，使人感到既丰富又有统一，既多样又有条理，成为完美的整体。布鲁诺认为：“整个宇宙的美就在于它的多样统一，这个物质世界如果由完全相像的部分构成，就不可能是美了，因为美表现于各个不同部分的结合中，美就在于整体美的多样性。”同样，服装的美也在于“多样的统一”，在于“整体美的多样性”［2］。

２．２ 针对性

任何一种服装都有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而绝不会以所有人为对象。不同的消费群体因职业、年龄、教育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对服装的审美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既体现服装的款式上，也可能反映在服装的细节上，如对服装图案的偏好。因此，我们在对民族服饰图案加以应用时，应针对特定消费群体的审美情趣，对民族服饰图案加以选择性应用。同时，民族服饰图案种类繁多，形制各异，民族服饰图案元素这种在样式上的丰富性及造型形态上的多样性，在决定了其应用广泛性的同时，也决定了基于服装造型需要对其图案应用的选择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民族服饰图案元素都适合在同一类型的服装中加以运用的。如民族服饰图案中的人物图案，其人物多为儿童，且造型活泼可爱、极富童趣，对于这类图案比较适合在童装中加以运用，而不太适合中老年服装。故此，在运用民族服饰图案作为装饰的过程当中，应该针对不同的服装类型及其消费群体做出合理性的选择。

２．３ 可实现性

这里所指的可实现性，是指民族服饰图案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在工艺上的可行性。民族服饰图案的美学特质在现代服装中的呈现，不但取决于设计师匠心独运的设计手法，还取决于现代工艺技术。民族服饰图案的审美情趣在现代服装中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工艺技术对图案再塑造的过程，同一图案所使用的工艺技术不同，图案在服装中的最终效果也有所不同，如刺绣图案的古朴美与油墨印花图案的现代美有所区别。而现代工艺技术对服装所用的面料又因纱线的物理、化学属性以及面料的厚薄程度而具有选择性，故此，在表达民族服饰图案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最终效果时，必须考虑其工艺上的可实现性，如果图案的最终效果因服装材料的限制而无法在服装中得以实现，那仅仅是“纸上谈兵”。同时，民族服饰图案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也应当考虑经济上的可行性。

３ 基于民族服饰图案元素应用现状的分析

３．１ 民族服装中“形”与“意”的兼备

中国民族服装中对图案应用注重传神，对神的描写高于对形的描写，强调主观对客观物体的感受，注重审美的内心体验和对“气韵”的感悟，它不是靠“再现”的逼真性征服受众，而是通过以“物”传神的方式，使“神”超越感性现象在心灵中升华，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服饰审美情趣。

中国的民族服装，如有国服之称的旗袍，服饰中的图案为使其纹饰变得丰富而富有层次上的变化，首先对菊花图案进行解构（见图1），将整个菊花的骨式解构成枝、叶、花等单独纹样，其中以菊花的“枝”作为整个图案的主题，并单个花式在造型形态上形成空间上的互补，单独纹样在结构造型上展现丰富的变化同时又保持格调上的统一性，线条流畅而富有节奏上的变化，整个纹饰错落有致。同时，整个图案的布局讲究大小、疏密之间的对比，构图严谨，纹饰繁而不乱，图案色彩与面料质感保持一种静谧的气氛。整个服装中的图案通过在造型形态上的演变和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以及色、形、质的调和，而显得生动自然、意趣盎然，塑造出一种清雅、富丽的高贵气质。民族服饰图案这种“形”与“意”的融合在唐装中也有所体现，如图2所示。唐装中的图案以牡丹花作为主体图案，花型的层次感丰富，每一朵牡丹花虽属同一花型，但细节上又有微妙的变化，同型异趣。此外，牡丹的枝叶纹饰变化细腻，整个造型构成一个“如意形”，纹饰生动而寓意吉祥。同时，牡丹花的细枝末叶以不同的形态相互交叉而使图案之间在造型上相互映衬、构图严谨。图案在细节结构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穿插，从而使图案单一而不单调。牡丹是圣洁的象征，寓意富贵与吉祥，图案的造型与面料的色、质的融合，洋溢着一种富贵的气息。通过图案的使用来表达吉祥寓意，形意结合，是民族服装中惯用的装饰手法。（文章中的图均引自民族服饰网）

３．２ 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服饰潮流的融合

我国民族服饰图案以其丰富的结构特征和造型形态而突显出较强的装饰性，它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与现代服饰审美精神的融合，将会强化服装本身的审美意趣，而这种审美意趣的强化主要从文化意蕴和艺术形式两个层面体现出来。如图３所示，这是吉芬服装品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的设计作品，整个服装的造型形态现了休闲、时尚和高品质的意大利服饰文化风情，但设计师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独具慧眼地将我国民族服饰图案中的刺绣图案用在袖口加以装饰，从而使得整个服装在统一的格调中又因融入中国民族服饰图案元素，而显得亦中亦西、古朴而不失其优雅、繁饰而不损其简约，从而使得极富西方现代感的服装造型因洋溢着东方古朴、自然的民族文化风情，而显得别致有趣，韵味十足。这种审美意趣的塑造，体现了生活在繁闹都市中的人们渴望回归传统、重返自然的心里诉求。

对于民族服饰图案与西方现代服饰潮流的融合，除了将民族服饰图案直接作为装饰性元素加以应用之外，一些服装设计师还通常基于整个服装创意需要，而对民族服饰图案进行造型形态上的演绎，这种造型形态上的演绎主要通过装饰手法以及工艺技术上的创新来实现，从而使民族服饰图案焕发出新的美学特质。这类经过设计师精心重塑后的民族服饰图案应用在现代服装中，将会使民族服饰图案以一种“新的艺术形态”刷新受众对民族服饰图案元素的一贯审美认知，而给受众一种全新的视觉感染力。如图４所示，中国龙在晚礼服中的应用打破了常规思维应用的界限，而是将中国龙图案以立体化的造型凸显在晚礼服的视觉中心，从而使得庄重、高雅的晚礼服颇具动感，在视觉上给人以新的震撼力，意趣十足。

４ 结 语

现代社会已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和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服装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轮回与交替，同时，从各国民族服饰中提炼出来的艺术符号不断地震撼着时装圈［3］。民族服饰图案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意蕴给现代服装带来了新的冲击，也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中国民族服饰图案以其丰富的纹饰类型和造型形态洋溢着东方民族古朴、自然、含蓄、内敛的审美特质和文化意涵，并为国内外许多知名服装设计师所倾慕，将这种民族化的艺术符号在不同类型的服装中进行演绎，从而赋予民族服饰图案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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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谢小兰．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Ｍ］．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１２．

［２］孙世圃．服饰图案设计［Ｍ］．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６．

［３］戴伯龙．细说中华民族［Ｍ］．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６４－１６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