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李晨，李华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基于联合国HS（REV.04）标准，以海关进出口税则中03章项下的7类鱼类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和韩国渔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并对影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两国经济规模差距增大、人均收入差距增大和贸易伙伴国较高的贸易开放程度是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推动因素，韩国对华渔业直接投资对中国渔业加工业具有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韩渔业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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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李晨（1982-），女，经济学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李华（198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836588042@qq.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20

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有着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及比较发达的海洋渔业产业，随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的不断推进，中韩在海洋渔业方面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海洋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改善国际分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渔业贸易水平等重要作用。研究我国与韩国渔业产业内贸易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了解中韩两国渔业贸易方式，为中韩更好地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调整我国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

1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领域，其中主要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选择。张宏、从静（2006）把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产品差异化、国际投资、区域经济和地理经济作为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构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发现中韩经济规模的差距和规模不经济是阻碍中韩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而韩国对华投资和中韩区域合作对中韩产业内贸易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赵放，李季（2011）依据SITC 5-8类产品数据，对中日双边产业内贸易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不仅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中日人均GDP差异，市场规模差距也同样对中日产业内贸易有重要推动作用[2]，白霜（2013）则按照HS编码分类规则，对中韩贸易前10种商品进行产业内贸易分析， 发现中韩商品的出口和进口结构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因而在国际市场存在竞争关系，而中韩产业内贸易更多地依赖于比较优势，而不是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因而属于弱产业内贸易[3]；二是针对渔业产品的计量分析。崔茂森（2006）根据TC 指数的变化，胡求光、霍学喜（2007）使用资源禀赋系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竞争优势指数进行分析均得出了我国渔业产品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但是竞争力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邵桂兰（2011）使用G-L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趋势及各种水产品竞争力进行分析，得出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较低，但产业内贸易指数较为稳定，竞争力方面我国水产品总体处于优势地位，在大多数水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4]。

国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拓展。Christel Elvestad（2009）比较了智利和挪威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战略以及鲑鱼的市场准入，发现智利相对挪威更为成功，并强调挪威通过FTAs提高市场准入以求更好地与智利竞争。Max Nielsen（2009）又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鱼类贸易自由化对国家福利的影响，认为在对可再生资源非最优管理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过度开采，减少国家福利，并提出应制定合乎实际的管理计划加以监管；二是产业内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Kyoji Fukao， Hikari Ishido，KeikoIto(2003)通过采用日本电子机械产业对东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形式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亚垂直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5]。P.Guillotreau（2000）对鱼类海产品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汇率、贸易壁垒和地理距离对鱼类海产品出口有较大的影响。

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提出了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众多指标，发展了研究产业内贸易的主流方法，这些成果为深入了解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众多研究中还未有对中国与韩国渔业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做出探究。为此，笔者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韩两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回归检验，分析影响渔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为中国与韩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提供合理建议。

2研究模型与数据

2.1模型构建

在本文中，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衡量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6]，其表达如下：

IITi＝ 1－（ Xi－Mi）／（ Xi ＋ Mi）

其中，Xi和Mi分别代表渔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IITi的取值范围为[0，1]，IITi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IITi= 0时，表示没有产业内贸易；IITi=1时，表明该产业进口与出口平衡。通常认为当IITi＞0.5时，表示此时渔业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反之则表示产业间贸易占主导地位。i表示按照HS编码标准分类03章中0301到0307的7类渔业产品，其中0301-0305类主要是鱼以及以鱼为原料加工生产出的产品，0306-0307类主要是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为主的渔业产品。

借鉴SWT模型（Sawyer，Sprinkle and Tochkov，2010），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IITi=β0+β1DGDP+β2DPERC+β3NFDIGDP+β4TROPEN +ε（1）

2.2变量说明

现对上述模型中的各变量做如下说明：

（1）经济规模差距（DGDP）表示韩国与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差距。DGDP数值越大，意味着两个经济体规模差距越大，预期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所以DGDP变量的回归系数应为负值。一般来说，两国经济规模越接近，产业内贸易比例越高。预计韩国与中国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少。此处两国经济规模差距测算，首先计算出权重指标：

ω=GDPK/(GDPK+GDPC)（2）

其中，GDPK代表韩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C代表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利用这个权重指标ε再计算出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的指标DGDP[7]，公式如下：

（2）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PERC），表示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通常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和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函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定产品的消费需求更高，从而提高产品需求差异化。人均收入差距被用来作为衡量对产业内不同品质产品需求的代理变量，如果收入水平相同或者相似，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需求模式以及消费偏好就相似，则产业内贸易规模就较大，反之产业内贸易规模较小。在韩国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指标计算方法上采用与DGDP相同的方式。

（3）外国直接投资（NFDIGDP），表示韩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流动，它绕过了关税壁垒，实现了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地域性转移。这是因为被投资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等，节约了生产成本。但从东道国的角度讲，提高了就业率，有效地进行了技术转移，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愿意将本国的技术引入到所投资的国家，这也跟产品的性质、企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8]。在渔业中，韩国在中国的渔业投资会替代中国基础性渔业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也会促进中国中间性渔业产品的出口。

（4）贸易开放程度（TROPEN），表示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TROPEN此处理解为贸易依赖度或对外开放度指标，衡量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开放度。开放程度较高，代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深，从预期上来讲应该与中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系数更高。

2.3数据来源

本文中韩渔业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按照产业分类的四分位数据来计算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数据、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ADB KEY INDICATORS数据库。结合以上数据，开展如下实证研究。

3实证分析

根据报告期HS编码，03章有7类渔业产品，分别见表1。

3.1G-L指数测算

根据联合国COMTRADE 数据库中2001年——2012年数据，首先核算0301---0307项目下，中国与韩国的渔业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见表2。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在0到1之间，指数值越大，代表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一般情况下，当中韩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0.5时，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此时认为两国间产业内贸易为主导，当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小于0.5时，则认为两国间产业间贸易为主导。观察以上表2的数据可得：中韩间0307项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其他项下很少有产业内贸易。

由于中韩间渔业产业内贸易集中在0307项下，于是以下实证分析采用中韩0307项数据为研究对象，做如下分析。

3.2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检验

产业内贸易一般可以细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这两个指标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国与韩国在渔业产业内贸易中的分工格局。其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是指贸易品质量相似，只是在产品特性或属性上有所不同，它是基于消费需求多样化和产品生产规模化、专业化而发生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的是贸易品之间通常存在明显质量差异，它是一种基于产业内国际垂直分工的贸易形式。以下运用区分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广泛使用的方GHM法[9]，其计算公式如下：

GHMi= UVx / UVm（4）

其中GHMi 表示第i种渔业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产业内贸易结构指数，UVx和UVm分别表示第i 种渔业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通常分别用贸易产品的单位出口价格Px和单位进口价格Pm为依据来计算。通常认为，如果0.75≤GHMi≤1.25，则第i 种渔产品属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如果GHMi＜0.75 或GHMi＞1.25，则第i 种渔产品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根据以上方法，将2001—2011年中韩渔业产品贸易0307项目数据代入公式（4）可得到数据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2008年中国与韩国两国在渔业0307项存在产业内贸易，而GHM指数均大于1.25，表明中韩两国渔业产业内贸易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2004年、2011年中韩之间渔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但此时GHM值也比较大，靠近1.25，表明此时中韩渔业间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渔业产业内贸易。这一结果说明中韩两国间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产品存在比较明显质量差异，在整个中韩两国渔业产业中，中国处于产业垂直分工的底层，主要负责高能耗，高劳动力消耗的低端鱼类产品捕捞及简单加工，而韩国则主要负责了高层次鱼类产品的捕捞和深加工，其鱼类产品附加值较高。此外由于中韩两国间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所引起的，韩国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自古就大大增强了居民对鱼类产品的依赖性，又因韩国消费者收入水平整体较高，于是会偏好高档渔业产品，而我国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韩国偏低，偏好中低档渔业产品。

3.4回归结果及分析

此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将所得数据依据方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中日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在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中，LDGDP所代表的经济规模差距和LDPERC所代表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回归结果中系数为正，说明两国随着经济规模差距越大，渔业产业内贸易会越大，与预期不符，此处主要是由于中国与韩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整体来说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居民所消费的产品多以低档或者初级产品为主，而韩国居民则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较大，随着两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逐步增大，两国居民消费出现两极化，低档或者初级渔业产品消费集中在了我国，而高档产品消费主要集中在了韩国。LNFDIGDP外国直接投资系数为正，表示韩国对中国的FDI投资对中韩两国渔业产业内贸易有促进作用，这说明韩国对中国的渔业领域投资使得一定程度的渔业产品捕捞加工技术和产业从韩国转移到中国境内，尤其充分利用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我国相对低端的渔业产品进行深加工，使得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再次出口到韩国，增加了中韩两国间渔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值。LTROPEN系数为正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处与预期相符，一国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则贸易便利性提高，其参与渔业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4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及影响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HS编码0307项下的软体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产品；中韩两国间渔业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辅以一定程度的产业间贸易；中韩两国经济规模差距、中韩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和贸易的开放程度的提高将都会促进两国之间开展渔业产业内贸易；韩国对华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产业内贸易促进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以促进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第一，加大对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中国现在渔业产品的出口还是以基础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因此我国政府应当从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上给予渔产品加工企业优惠与辅助，促进我国渔业产品加工业的技术创新，生产高附加值的鱼类产品，在参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第二，进一步提高中韩的贸易开放程度，努力构建和完善中日韩自贸区，充分利用自贸区带来的贸易上的政策优惠，尽可能减小中韩渔业贸易上的阻碍，努力提高我国渔业产品质量水平的同时，向韩国争取合理的进口质量检验标准，以提高中韩渔业产业内贸易的便利性。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韩国对华渔业类投资，带动国内渔业加工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提高中国高档渔业产品出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渔业加工产业取得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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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宏，从静. 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发展因素的实证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6(03)：44-46

[2] 赵放，李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1(5)：47-56

[3] 白霜. 基于HS分类的中日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4] 邵桂兰.中日水产品产业内贸易与竞争力分析[J].东岳论丛，2011(5)：151-156

[5] Kyoji Fukao，Hikari Ishido，and Keiko Ito.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 12-19

[6] 王三兴.基于Probit模型的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差异研究：以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2(2)：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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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9-22；修回日期：2014-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