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课本谬误多

文／箐门山人

《人民日报》不久前报道称，在由某部委举办的一场以阅读为主题的全国中小学生征文评选活动中，评委张贺连续几天看了580篇中学生作文后得出一个结论：所有文章都有假——写假事、抒假情、发假议论，不仅向壁虚造的内容在这批作文里大量存在，而且这些作文里还集中呈现出故事经不起推敲、情感并非发自内心、议论不是自己真实看法的通病，孩子们也很少在文章中袒露心声，以致评委很难透过这类缺乏真情实感的文章，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张贺认为，学生作文之所以出现“模式化的假”的问题，这其实与我，国内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充斥着大量虚假空洞的文章密不可分。

语文是一门集合语言和文化的综合学科，也就是语言和文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简约式统称。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表述多达十余种，如“综合性”、“知识性”、“科学性”、“基础性”、“工具性”等，这些特性无一例外地揭示了语文学科与其它学科和学习主体的关素。正如《语文新课程标准》所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语文教学既要将语文知识与能力这一显性目标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需求，又要将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隐性目标渗透在学习实践中，成为学生自身的感悟，使其工具性与人文性融于一体。出于这样的教学目的，人们很难想象一册册充满谬误甚至充斥谎言的中小学语文课本，究竟能够培养出怎样的中小学生？须知他们都将是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谬误

关于国内小学语文课本中充斥的种种“善意谎言”，近年来已越来越多地被有识之±提及。如几年前便有媒体载文称，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二年级下册中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苏教版名为《晚上的“太阳”》），所描绘的便是一场“星际穿越式的施救”。这篇根据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动画片《自古英雄出少年>相关剧集改编的课文称，爱迪生7岁那年的一天晚上，他的妈妈突患急性阑尾炎，医生做手术时发现油灯光线太暗，于是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使医生在他家里为妈妈做了紧急的阑尾炎手术。

但有质疑者指出，这个故事完全不可能发生在爱迪生7岁那年，因为世界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公元1886年，此时的爱迪生已是个年逾不惑的已婚男人了。换句话说，在爱迪生年仅7岁时，岁月之河只流淌至公元1854年，此时的医生根本不可能给病人做阑尾炎手术，更别说是在病人家里借着“有影灯”照明做此手术了，即爱迪生要利用反光镜原理救妈妈也只能通过“穿越时空”的方式才能实现。

更可笑的是，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米兰镇、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市的爱迪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如今的美国人甚至西方人都从未听过《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可见我国内地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相关描述，完全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式虚构故事”。

在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三年级上册中，也有一篇名为《孔子拜师》的课文，描述孔子年轻时觉得自己学识不够，便前往洛阳拜老子为师，老子不仅在洛阳城外迎接孔子，随后还倾囊教授孔子，孔子也每天不离老子左右并随时请教，以示尊师重教之道。但也有质疑者指出，虽然相关古代典籍确实记载有孔子曾几度与老子见面的事实，但查阅史籍却都找不到孔子曾与老子朝夕相处、随时请教的确切依据。其实是没有史料依据的凭空想象乃至捏造之作。

在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上册中，还有一篇名为《地震中的父与子》的课文，讲述了在一场大地震中，一位父亲匆匆赶到倒塌的小学徒手创挖了38个小时，救出了包括他儿子在内的14个小孩，由此表达了亲情的力量。但有质疑者指出，这是一篇改了又改的“鸡汤文”，其开头部分每隔几年就会修改一次，如在2002年版的课本中是“1989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但洛杉矶这一年并未发生过大地震：2004年版的课本将其改成了“1994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这一年洛杉矶确实发生过地震，但灾难来袭时间为当地凌晨4点31分，按理说学生们此时还在家睡觉，不会如文中所说的那样待在教室里；在2005年版的课本中，此文开头变成了“有一年”；在2009年版的课本中，此文开头又变成“一场突如其来的犬地震”；在2012年版的课本中，此文开篇再度变成了“有一年”……

一篇课本中的文章，仅故事背景就如同魔术般变来变去，这样的课本如何能教给学生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呢？更何况，该文的撰写者还被指缺乏地震救援的基本常识——且不说全城仅有他一人在徒手刨挖的救援情节，单说那14名被埋了38个小时的孩子居然个个毫发未损、精神抖擞，如此完美的童话结局便简直如同“痴人说梦”。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中一篇名为《与象共舞》的课文，则描述了作者赵丽宏去泰国看大象的故事，讲述了泰国人与大象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展示了泰国独特的地域文化，文章最后描述说：“我想，如果大象会笑，此刻所展示的便是它们独特的笑颜。”但质疑者却指出，泰国人与大象的关系远不如作者描述的那般和谐，在大象精彩表演的背后其实是近乎残酷的训练和严重的伤害，失业大象更是会被视为家畜而被派去乞讨或杀掉吃肉，结果是泰国大象种群正在急剧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课文只讲了大象表演美好的一面，却忽视了大象表演背后的残酷与卑劣，只是描绘了一场“人类单相思的美好”。

同样是在相应版别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着《达芬奇画蛋》等经典故事，但质疑者们也认为它们有着不同程度的杜撰痕迹，譬如达·芬奇从来就没有画过鸡蛋。由于诸如此类的谬误在各种版别的小学语文课本中都在扎堆出现，于是有不少质疑者都纷纷表示，小学语文课本作为孩子们的启蒙读物，培养孩子们的温情与责任无可厚非，但这种培养不应该建立在虚假空洞的谬误文章之上，道理很简单：要想培养出真善美的孩子，课本就得率先做到真诚与真实无误，避免用道德谎言去“绑架”孩子们！

一些谎言赖上革命前辈

在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一年级下册中，有一篇课文名叫《陈毅探母》，说的是陈毅元帅回故乡探望生病的母亲时，看见母亲换下的衣服还没洗，就打来水边洗衣服边和母亲拉家常，文中体现的孝道和亲情，显然是想让学生懂得尊重长辈的道理。但这段故事，居然在各版陈毅传记与媒体报道中都未有记载，且按《陈毅年谱》记载，陈毅在1959年11月回到故乡四川乐至时看望了幺叔、幺婶等亲属，却唯独缺了“母亲”。有质疑者认为，《陈毅探母》的真正由来，其实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课本特地在名人身上编排事实、虚构情节”。

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中还有一篇名为《草帽计》的课文，讲的是贺龙在红军长征期间巧用计谋使敌人自相残杀的故事。文中称：“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贺龙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由湘西向贵州进发，蒋介石的白军一面死死盯住不放，一面派飞机在天上跟踪轰炸、扫射。那时，正是炎夏，天气酷热，地上的草木都被晒得枯焦了；指战员们虽然人人头上戴了一顶草帽，仍然热得汗流浃背……”

然而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红军长征始于1934年10月10日，在这之前的同年“炎夏”，贺龙正带领红三军（后改称红二军团）转战于湘黔川交界地区。当时确有一支戴着从江西根据地带出来的草帽，在由湘西向贵州进发途中遭敌机跟踪、被敌军尾追的红军部队，那便是由任弼时、萧克等人率领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并无关系。而到了红二军团于同年11月19日从贺龙的老家湖南桑植出发，向贵州进发并开始长征之际，早已是天气转凉而再也无人戴草帽的深秋时节，这“草帽计”又怎么可能变为现实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篇颂扬朱德总司令艰苦朴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担》，就被编入了我国内地的小学语文教材。然而在十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当学生们过完寒假后回到学校时却惊异地发现，新课本中的同样一篇课文已经从标题到正文都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无数的“红小兵”们又开始在这篇面目一新的课文中，学习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那曾经艰苦朴素的精神。然而仅在短短数年之后，“林彪事件”便于1971年9月意外地发生了，国内小学语文教材随后又悄然换回了《朱德的扁担》。

小小一根扁担，就这样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而不断发生换位，这不仅是对常识的亵渎，更是对现实的莫大嘲讽。也难怪有专家痛愤地说：“教材之于一个人的意义，远不止于普通的书籍。课本中的内容成为一种先验的常识和固有的知识框架，而被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由此出发，这些常识成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起点和原点。然而一旦常识出现问题，则后续延展的知识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结果上，都会出现偏差。虽然这个故事是出现在语文课本中，但从来都以课本和老师的话为金科玉律的孩子们，如何去辨别虚构与真实呢？”

“爱国主义”催生的谎言

语文课本中类似的“善意谎言”，实际上在中学课本里也并不鲜见，如近年便有质疑者称，入选我国内地中学语文课本的法国作家都德名篇《最后一课》，常被视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经典文章，但该文也存在“与史实不符”的问题，如文中的阿尔萨斯小镇是个“最具德式风情的法国小镇”，其历史就是一部德法矛盾的血泪史——当地居民的祖先是日耳曼人，语言也是德语，因为该镇在17世纪以前一直由德国统治，直到欧洲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后才归属于法国，普法战争后回归德国，一战后重回法国治下，二战初期又被德国占领，后因德国战败而重回法国怀抱……可以想象，该镇的法国孩子上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悲泣，与当初该镇的日耳曼孩子们被迫学习法语时的苦涩，又有着怎样的差别呢？

对于这类课本中的“善意谎言”，有不少老师都很是不屑，认为语文课旨在让学生掌握语言和写作技巧、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共鸣，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课文涉及的史实问题，毕竟语文课不是历史课，不能用解读历史的眼光来解读语文。但也有反对者认为，任何课文都不能失真，否则就会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会导致学生对“真”的标准判断不清。而且一旦学生们有朝一日了解到他们所学习的课文也会失真，就有可能会对很多事情都持怀疑态度，甚至对当前的政治也失去信任，从而影响到这一大群人的人生观。

“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个为几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也被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四年级上册中，题目为《长城砖》。但当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返回地球后，有记者问他在太空中是否看到了万里长城，他的回答却是“没有”。其实我们只要稍许具备一点科学常识与科学精神，就早该纠正这个谬误了。试想一下，平均宽度不足10米、狭窄而不规则的长城，在20公里外就已经很难分辨了，何况是在距离地面6000多公里的太空？如果说能从月球上看到长城的话，那就相当于在2688米之外能看清一根头发丝，这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更令人震惊的是，关于宇航员在太空中能够看到中国长城的讹传，与阿姆斯特朗同时登月的美国宇航员奥尔德林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就曾强调这是“误解”，是“由于人们对事实不了解所造成的”。然而中国内地的课本编印者们，还是任由这样的误解长期出现在了用于灌输给孩子们以文化常识的语文课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