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学会了崇洋媚外？

文／若兮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慈善思想都曾有过精辟论述，如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孟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早在西周时期，中央行政官职中设立的地官“司徒”一职便有着“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这六大职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关爱儿童、敬养老人、救济穷困、抚恤贫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这正是现代慈善事业的具体内容……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慈善事业，甚至可以说涵盖了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如早前随处可见的民间施粥，以及汉唐寺院的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勃兴，元代医疗救助兴起，明清时期则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首屈一指，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涌现出了一批批热心捐资赈灾助困的社会贤达们。

慈善事业既是经济事业发展的晴雨表，也是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通过市场实现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以及通过政府调节实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之后，一些高收入者出于自愿而将其可支配收入中的一部分捐赠给赋予自己巨大财富的社会．此乃不可小觑的第三次收入分配，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减弱“仇富”心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在我国当下，不少依靠政策倾斜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对其所处社会的回报却难如人意，如中华慈善总会曾经公布的数据显示，其近年所获的慈善捐赠中有70%左右都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国内富豪们的捐赠还不到15%。但事实上，我国内地的富翁们并非不热衷慈善捐赠，只不过很多国内慈善家“反哺”的都不是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溢的国内社会，而是看似与之关系不大的国外社会，尤其是经济与慈善事业都更为发达的西方社会，这是何原因呢？

马云捐善款240亿反惹争议

提起中国著名企业家马云，中国人可谓妇孺皆知。据相关资料介绍，祖籍浙江嵊州、1964年9月出生于杭州市的他，是阿里巴巴集团、淘宝网、支付宝的创始人，现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雅虎董事局主席、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院长、TNC（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菜鸟网络董事长等职务，是中国IT企业的代表性人物。他在福布斯中文网发布的“2014中国富豪榜”中以195亿美元的身家名列第一，并因此荣登《时尚先生》杂志2014年12月刊封面大片“年度先生特辑”、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度人物”的最终候选人。

据胡润研究院2014年10月28日发布的《2014胡润慈善榜》显示，身为“中国首富”乃至“亚洲首富”的马云，同年以145亿元的捐赠额刷新了中国慈善记录，成为新一届“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同时还成为“2014大中华区最慷慨的慈善家”，甚至超越了最近一年的“美国首善”马克·扎克伯格（脸谱网总裁）70亿元的捐赠额。

早在2000年就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100位未来领袖”之一的马云，多年来都未见投身慈善事业的迹象，即便是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2010年来华劝捐时，也表现得无动于衷。但自2013年卸任阿里巴巴集团CEO以后，他便将自己的后半生定位为“公益、环保”，决定每年斥资500万元至1000万元开展“天天正能量”项目，并因此被中国慈善联合会评定为“2013年度慈善推动者”。进入2014年后，马云的公益慈善道路多了很多大手笔，如其对“天天正能量”项目的投入便被追加到了2000万元，尤其是他于同年6月传出“在北京宴请比尔·盖茨共商慈善事宜”的新闻后，其“大慈善家”的身份和地位都在广泛解读中得到了确立。

也就是说，2013年是马云高调行善的“元年”，依据阿里巴巴集团对外公布的数据，在这一年里，阿里公益平台帮助公益组织筹集善款突破1亿元，阿里集团对外捐赠的善款金额也超过了8100万元。而到了2014年，马云的善举更为惊人，仅他与另一位阿里创始人蔡崇信联合宣布将成立的个人公益信托基金预期规模便达30亿美元之巨。不过有分析人士称，马云的公益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仅是为了提升阿里在国际投资市场的形象。

今年2月6日，《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经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正式对外发布，作为今年首个发布的年度个人大额捐赠榜单，该榜单入榜人员的捐赠总额（含承诺捐款额）超过了304.16亿元，其中马云因捐赠个人持有价值超过169亿元的阿里巴巴股份而位居榜单第一，同样捐赠个人持有阿里巴巴股份的蔡崇信以72.4亿元的额度排名第二。这就意味着，马、蔡两位阿里创始人去年共以个人名义捐出了241.4亿元善款，约占同年中国慈善公益捐款的80%左右，也难怪荷包顿时瘪了不少的马云会表示：“公益捐的不仅仅是钱，最主要的是心，是行动，是良知！”

但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的报告也表明，2014年度境外机构接收的中国大额个人捐赠数额超过了242亿元，亦占年度总额80%左右，境外慈善机构成了中国个人大额捐赠资金的主要接收方，即2014年国内八成大额个人捐赠流向了境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马云和蔡崇信将其合计240余亿元的善款全都捐给了新加坡的一家慈善机构。此消息传开后，即刻引发了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多数意见都是批评国内企业家在慈善捐赠一事上也搞“崇洋媚外”的，毕竟供其聚敛财富的国内社会才是他们最应当回报的。

对于向境外慈善机构捐赠大笔资产的缘由，马云于今年2月底在网上回应称，他和蔡崇信2014年确实捐赠了相当大的一笔资产，因考虑到目前中国公益慈善基金设置制度尚未完善，而且所捐赠的也是海外上市公司的资产，为了方便早日开展工作，所以他们只能先把基金注册在国外，等到国内机构设立后就立即进入工作。他还表态说：“基金注册在哪儿不等于钱花在哪儿。捐赠之初，我和蔡崇信就达成共识，这笔捐赠的绝大部分，将会用在中国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以及中国公益基础建设和公益人才培养上。”

其实在马云和蔡崇信于2014年4月宣布将建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时，就已有这样的明确说法：该基金来源于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基金将着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和海外。由此可见，北师大的报告并没有根据公开信息披露马云等人的捐赠地域，而是笼统认为“流向海外”，结果这份颇具杀伤力的报告在今年春节期间引来了很多人对马云等人的指责，甚至连有关部门也对此表示了关注，令马云惊呼“无缘无故又躺枪”。

马云缘何说“目前中国公益慈善基金设置制度尚未完善”呢？有分析认为，中国内地将股权捐赠视为销售，因此捐赠方与接收方都要纳税，若马云直接将期权或股权捐赠给国内基金会，除了他捐赠的股权本身需要纳税外，对于股票的增值部分，基金会在套现用于公益项目时也还需缴纳所得税。境外的公益信托模式则为富人们的巨额财产捐赠开辟了“绿色通道”，因为境外慈善机构在出售股权时无需对股票增值部分缴纳所得税，且它们同样可以将善款投向国内。如若按照马云和蔡崇信选择的公益信托模式捐赠财产，曹德旺就不会因为把福耀玻璃股权转移给河仁基金会而发生“捐了钱反欠国家数亿元税款”的尴尬，陈发树也不必为其承诺的股权捐赠难以实行财产转移而蒙受“诺而不捐”的冤名。

几多善款最终捐到了国外

在2014年里将巨额个人财产捐往境外的国内知名企业家，其实并非只有马云、蔡崇信两人，潘石屹夫妇同样向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进行了巨额捐赠，这也使得我国内地富翁向境外机构的捐赠规模在去年首次超越了向境内捐赠的规模。

1963年10月出生于甘肃天水的潘石屹是我国著名的地产界大腕，他于1995年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2014年7月24日，潘氏夫妇斥资成立的SOHO中国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捐款I500万美元，此事一度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但同年10月29日，SOHO中国又与美国耶鲁大学签订捐助协议，向后者捐赠了1500万美元。也就是说，潘氏夫妇仅在去年便向美国高校捐资1.86亿元人民币，其基金会还计划共向世界一流大学捐助1亿美元（约合6.2亿元人民币），而其母校——中国石油管道学院（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及更多的中国高校虽办学经费普遍不足，但却无缘接收类似的公益慈善捐款，于是有人质疑此举是潘氏夫妇“为儿子买入学门票”，也有人批评他们不捐助给国内大学，更有人认为“捐赠哈佛”有违慈善“雪中送炭”的本意。

潘氏夫妇搞慈善不跟国内高校合作，这究竟是何原因呢？张欣于去年12月4日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称：“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持续的对外交流、融合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目标正是，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才成为衔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在这篇题为《中国慈善家时代到来》的专栏文章中，1965年出生于北京、现为SOHO中国CEO的张欣还表示，对他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来说，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第一个纽带就是国外留学时得到的经济资助，她正是在助学金的帮助下才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学业，并有机会进入美国华尔街工作的，经济资助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便是她和潘石屹准备捐出1亿美元用于资助中国优秀学生到国际顶级大学就读本科学位的原因所在。她还说：“我相信，2014年是中国慈善界的转折点，而且这仅是个开始——快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家并不想追求权宜之计，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参与全球事务，希望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积极长远的影响。他们把这个看作自己的责任！”

2014年9月，拥有香港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的香港巨富陈启宗、陈乐宗兄弟，也通过其家族的“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了3.5亿美元（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善款，用以支持该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是哈佛大学自创校378年以来获得的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哈佛方面表示，这笔捐款并没有限制用途，可用来资助学生或兴建新校舍、成立种子基金以及支持学术研究等。原籍广东顺德、出生于香港的陈氏兄弟之所以对哈佛大学情有独钟，原因是陈乐宗系哈佛校友，于1975年和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医学院从事过癌症方面的研究工作，其父陈曾熙在他于哈佛求学期间曾到该校探访，因此其家族基金会通过向哈佛大学捐赠的方式缅怀其父被指“至为恰当”。紧随其后的是，陈氏兄弟又向陈启宗的母校——美国南加州大学捐赠了2000万美元（约合1.25亿元人民币）善款，我国香港及内地高校则并无获得过其家族基金会捐赠的消息。

其实早在2013年中期，全球知名的公益组织WWF（世界自然基金会）董事、北京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就曾公开表示：“我现在正在和一批企业家发起成立走出去的企业环保基金会。”在他看来，即便是在高度国际化的香港，一些著名企业家的公益慈善都局限在中国人身上，始终没有发展到国际社会，也就没有国际主义的成分，这其实是源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有着文化的狭隘性。在万科迈出国际化步伐后，王石的公益视野也随之投向了全球，他认为企业如果以全球为市场，其慈善公益也应该是全球性的。

近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认同了王石、潘石屹、陈启宗等中国慈善家们的观点，认为慈善是不分国界的，只要是慈善捐款，捐给谁都好，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也曾捐善款给中国人，没见美国人在后面说三道四。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些狭隘的、固步自封观念已经落后了，且对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更好地融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