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大考

【选题策划】 人与家畜住在同一间屋子，一年只能吃三次肉，孩子到了适龄仍然上不起学……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我国仍然有一大部分的乡村身处在贫困之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701 7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7.2%。

我国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更全面的扶贫脱困政策。然而，许多年过去了，扶贫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某些地方争抢“贫困帽”、挪用扶贫资金等“假扶贫”乱象丛生，更有的一些地方利用贫困认定漏洞贪腐现象尤为突出，使扶贫工作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而繁重的形势。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扶贫问题发表了“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指示。6月18日，习总书记在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并提出了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的切实要求。

文／本刊综合

26岁的小伙子背着几个月大的儿子，两条红布带交叉打在胸前。他的身后，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茅草房，木条上挂满被烟火熏黑的毛絮……

这是记者近日在国家级贫困县贵州荔波采访时见到的一幕。时至今日，我国西部山区依然存在类似的贫困景象，与之印证的是一组沉重的数字：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部发达省份“富可敌国”的同时，我国每天收入约1美元的贫困人群超过7000万。

在中西部贫网地区，通过30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但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一间屋，牛圈旁是“家”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4摞砖头上。屋中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5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45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医院。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6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50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500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一碗饭，全村“轮着吃”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34户，只有1.5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一群孩子，有学“上不起”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

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40斤。记者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40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中国式扶贫”的历史大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成效显著，走出一条广受赞誉的“中国式扶贫”道路，1978年到2014年，累计减贫逾7亿人。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不断迫近，“中国式扶贫”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历史大考。

从当前贫困形势看，“多、广、深”的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贫困人口数量多。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

贫困区域分布广。全国不仅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

贫困程度依然深。全国还有20多万人用不上电，数千万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7.7万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不通客运班车，不通沥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数33万个。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从粗放“漫灌”到精细“滴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握拳出击”。“每年的扶贫资金不少，但以往条条管理的方式，使钱比较分散。就像烧水，总是在五六十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坦言，“要想烧开，必须加火，把全部资源集中起来。”

——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对”。从去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专家同时认为，对贫困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小康标准和西部地区的肯定不一样。”汪三贵表示，“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到2020年，目前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达到贫困线以上，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本文综合自：《南方日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