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感化教育”活动纪实

文／杨英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是获得过司法部表彰的先进监狱管理机关，管辖五座花园式现代化文明监狱。这里的2000名干警正在扎扎实实地践行着主席的指示：传递“正能量”，实现“中国梦”。这里的服刑人员成分复杂，沿袭传统教育方法是无法奏效的。清河分局在各个监狱开展了“感化教育”活动，监狱干警们从“感化教育”人手，挽救了许多看不到光明的服刑人员，使他们回到了正常的人生轨道上来。

“模拟探视”感化法让心灵感动

柳林监狱一名青年警官名叫常雪征，他管教着100多名外省籍短期服刑人员。这些服刑人员系异地服刑，家远在千里之外。每逢亲属“接待日”，总有20多名服刑人员没人看望。这些人总是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大包小包地拿着家里送来的东西炫耀着，自己却像是失去亲人的弃儿，终日唉声叹气。

常雪征对这些得不到家庭温暖的服刑人员深怀同情，决心做好这些人的思想转化工作。他明白，使用枯燥的理论没完没了地谈话是毫无意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常雪征认为，被长期冷落的心灵最需要感情的慰藉，给他温度，他就复苏。于是，他开始尝试性地独创了“模拟探视”感化法。

在每一个接待日到来之前，常雪征买来许多生活用品，然后分成若干份。到了亲属探视日，他换上便服，像前来探视的亲属一样，提着各种生活用品探视一名又一名没有亲人探视的服刑人员。

在探视一名叫温×的年轻服刑人员前，常雪征让其他干警通知温×说：“你哥哥来看你了。！

当温×被带进探视大厅后，他才知道前来探视的不是自己的哥哥，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监区指导员。此刻，常雪征脸上少了些严肃，多了几分亲切。温×也被感染得进入了角色。

温×：“指导员，你怎么来了？”

常雪征：“什么指导员，我现在是你的哥哥，是你的亲人。”

温×的眼睛立刻湿润了，一句话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常雪征：“兄弟，你在这儿蹲大狱受罪吗？挺得住吗？”

温×：“你这可说错了，我们蹲的可不是旧社会的深牢大狱，我们这儿是现代化文明监狱。”

常雪征：“你们能吃饱肚子、穿暖衣服吗？”……

这种亲人式的口吻，问着亲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深深地打动了温×，他的热泪夺眶而出……

温×：“大哥，放心吧，我们吃得比家里还好，有肉，有蔬菜，不缺营养啊！”

常雪征：“你在这儿已经两年了，有点儿收获吗？”

温×：“收获可不小呀！政府号召我们学习法制，教给我们换位思考，让我们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犯罪行为。通过换位思考，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我真是对不起受害者，对不起国家呀……”

常雪征：“兄弟，你还很年轻，完全有机会弥补。只要好好学习，听政府的话，你的前途肯定是美好的。何况，政府的政策就摆在那儿，你改造得好，就能减刑，就能早点儿回家团聚……”

温×：“你放心，我在这儿一定好好改造。”

常雪征：“你有什么话往家里带？”

温×：“告诉咱妈别总惦念我，她有老寒腿，让他多晒晒太阳。告诉我的那个她，让她再等我两年，不，最多一年零九个月……”

接见结束了，温×被送回监舍。临别前，常雪征大喊一声：“兄弟，记住我的话啊！”这亲切而温情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温×的心上……

在一个特定的气氛中，“模拟探视”竞让一方觉得另一方是自己的亲属，这是一种精神的超越，是一股巨大的能量，震撼着、温暖着服刑人员的心灵，让他们心中的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促使他们在服刑改造中脱胎换骨。

另一名接受“模拟探视”的外省籍青年服刑人员流着眼泪说：“我犯的是一桩说不出口、难以见人的罪。我犯罪以后，家里的人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一气之下，我父母不要我了，兄弟姐妹也不认我了，我成了没人要、没人管的孩子，在监狱里感到孤苦伶仃，对生活快要绝望了。就在这时，指导员以我哥哥的身份来探视我，还给我带来了好多东西。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情彻底感动了我。我服了，以后看我的表现吧……”

善于思考的司法警官常雪征创造出“模拟探视”这一行之有效的感化方式，而且硕果累累，是因为他找到了开启正能量的那把钥匙。

被感化的服刑人员感觉自己没有被社会抛弃，许多警官在关怀、期待着自己。因此，他们树立了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的信念。

“手拉手，解手链”游戏让艾滋病犯获新生

金钟监狱有一位名叫刘勇的警官，他是外籍病犯监区的指导员，负责管教工作，面对的也是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这里关押着一批来自利比亚、纳米比亚、加纳、津巴布韦等国家的患病服刑人员。他们身上带有艾滋病病毒。他们在异国服刑，远离亲人和祖国。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很难和警官沟通。他们的痛苦和无奈多于普通的服刑人员。对这类改造对象，除了进行认罪教育外，还要特别注意执行政策，要通过他们对我国监狱政策作出解读甚至是拥护，通过他们国家的大使馆向国外传递中国监狱的信息。

这里押着一位名叫阿××的病犯，他处于艾滋病晚期，免疫力几乎丧失，身体非常虚弱，经常发烧、呕吐、厌食。阿××认为自己“95%的身体已经进了坟墓”，加之离刑满释放还有较长的期限，他决心尽快结束生命。他拒绝服药，拒绝输液。每次输液时只要护士一走，他立刻拔针头。尽管监狱医院对他多次会诊，制订了有效的治疗方案，但他的病情还是不见好转。

刘勇决心挽救这名外国服刑人员。他来到阿××所在的传染病隔离病房，克服着语言障碍，和阿××畅谈了8个小时，从家庭、亲人到朋友、爱情，从各自的专长爱好到各自的脾气秉性……

阿××被刘勇的真情所感动，他激动地表示：“刘先生，我愿接受治疗。虽然治疗过程很痛苦，不如一死了事，但是，为了你给我的帮助和友谊，我愿意活下去，愿意和你多做几天朋友……”

从此，刘勇每天都按照阿××的口味给他送去一碗热乎乎的牛肉面。阿××吃着牛肉面，他不仅想活下去，而且表示出去以后邀请刘指导员到他的匡l家去旅游。

刘勇感到，人性是没有国界的，感化是不分对象的。

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病犯们在病房里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刘勇再一次甩下了厚厚的防护手套，脱下了沉重的病毒防护服，像一位战士一样，英勇无畏地走进了传染病隔离病房，和病房里的十几位病犯玩起了“手拉手，解手链”的游戏。

病犯们喊着：“刘指导员，dnager,danger(危险)!”刘勇只是淡然一笑道：“来吧，大家拉起手，游戏开始了……”

大家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一股股暖流在每个人的心里流动。一个儿童般的游戏拉近了不同民族间的情感。他们一起越过了警察与犯人间的无形屏障，玩得是那样的天真，笑得是那样的自然。

热泪从几名原来曾想自杀的外籍病犯蓝色的、黑色的眼睛里止不住地流出。虽然语言不通，但从他们伸出的大拇指，可以窥见他们内心有一个共同的声音：“Goodness of China,Good prison policeman of China(中国好，中国的监狱警察好)!”

从那次游戏以后，那些外籍病犯们都说：“指导员先生，我们钦佩你，我们听你的话，包括我们出去以后。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们请你穿上防护服，戴上帽子和手套。我们身上的病毒太可怕了，我们希望你健康。因为我们需要你，永远需要你！”

这个艾滋班的全体服刑人员集体写了一份宣誓：“我是最后一个艾滋病病人，让可怕的病毒传到我身上止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支援灾区的活动中，分局只号召干警捐款、捐物，不动员服刑人员参加。可这些外籍病犯得到了消息，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求捐出每月8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干警们一再说服他们、表扬他们，但他们执意捐款。他们今天的思想情操和他们昨天在中国的犯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捐出来的是一份忏悔、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昂贵的自尊！

勇敢、敬业的刘勇警官通过深度感化，把正能量传递给了外籍病犯，传递给了友好国家，也传递给了国际社会。

关怀行动在延伸

潮白监狱有一位名叫丁×的杀妻犯被判了死缓，他既认罪服法，又愿意接受改造。但是，他思想沉重，劳作中经常违犯操作规程。经个别谈话，指导员聂鑫才知道他的儿子被国家收养，现在北京市顺义区的太阳村读书。如今，他的儿子面临小学升初中，需要落实户口。儿子的户口随母，远在四川，现急需办理户口迁移，随父落户北京。否则，孩子就有可能被送到河南的太阳村。聂鑫利用工作和休假时间多次跑到顺义板桥村的太阳村，最后在太阳村主任张淑琴的大力协助下，给丁×做了DNA亲子鉴定，办了户籍随父手续，解决了丁×的儿子上中学的问题。在事情圆满解决后，聂鑫掏出了身上仅有的400元钱给了丁×的儿子，让他买学习用品。通过儿子的来信，丁×才知道自己的指导员给了儿子400元钱的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丁×把感激的心情化作改造思想的正能量，积极劳作，成了改造积极分子，还减了刑。2012年，丁×被调到北京监狱，远离潮白监狱100多公里。逢年过节，他总会给聂鑫寄一张贺卡，表示深切的感激和怀念。聂鑫以关怀的方法对丁×的感化延伸到了以后的日子，延伸到了丁×的一生！

杨鸿杰警官是清河分局惩教大队大队长，负责改造100多名受到加刑和惩处的罪犯。俨然，他的管教对象是“犯人中的犯人”。

有一位名叫张×的19岁服刑人员，刑期不长，家里有哥哥和父亲，而且经常来信和探视。就常理而言，张×应该接受改造，争取减刑，回归社会。可是，他思想及其苦闷，一心一意想自杀，并多次向杨鸿杰挑衅般地说：“大队长，你看着，早晚我会自杀！”

杨鸿杰深入了解后才知道，张×由于染上了一种坏习惯，造成了前列腺炎。每当排尿时，他都痛苦万分。更令他痛苦的是，他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次要成员，被拘捕以后，他在公安局把团伙主要成员和盘供出。他们这个团伙有个规矩，那就是一旦落网谁也不许招供，违者灭门。每逢想到这些，他就不寒而栗，觉得自己出监以后就是死路一条。

生理上、心理上的双重痛苦压得这名19岁的孩子无助而又无奈，他决心结束生命。他把旅游鞋的鞋带搓成绳子，随时准备上吊。

杨鸿杰掌握了张×的情况后，首先考虑的是治好他的病。杨鸿杰派一些年老的服刑人员看管他，尤其是熄灯以后监督他的坏习惯。只要克服了坏习惯，他的病可以不治自愈。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督，张×终于克服了坏习惯，生理上的病好了。

通过对张×同案犯的调查，杨鸿杰得知这些人现在都能认罪并接受改造，不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回到社会再去报复张×。杨鸿杰多次与张×进行交谈，把这些情况说给他听，让他相信政府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同案犯得到改造，不会报复他。

解除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主动交出了藏在褥子里的两份“遗嘱”和一根绳子。

现在的张×身心健康了，而且快要“新生”了。他深情地对杨鸿杰说：“大队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您。父亲给了我生命，您救了我的性命……”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金亮说：“我考察过国外的一些监狱，也阅读过国际上许多关于感化教育的论文，我承认国外的同行们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但是，从感化教育的深层内涵上看，国外的成功经验大多是单纯的人性感化和对‘人权’与‘自由’的非理性强调，借此达到用人性和友谊温和地规范服刑人员言行举止的目的，使他们在刑期以内能够服从管理者的意志。其实，就本质而言，他们的感化教育只能在特定的监管环境产生感化效果，很难延伸到服刑人员出监以后。这种资产阶级的人性感化缺少前瞻性和延伸性。所以，他们的重犯率远远高于我国。”王局长的话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实施的“感化教育”活动，传递了正能量，感化、挽救了许多服刑人员，使他们带着希望面对自己的未来。

（本文作者为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