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怀拭：百年法治路的见证人与亲历者

主讲人：林海

林海，福建省福州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证监会。

与佟柔、江平并称“民法界三大泰斗”的谢怀栻已离世11年有佘。谢老的一生，见证了不同时代的法律变迁，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法律理念和法治理想。

为救国弃工学法

1919年8月15日，谢怀栻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1937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据他的女儿谢英回忆，抗战爆发后，谢怀栻崇尚“从文报国”的思想：“他去问老师文科中哪个专业最有用，老师告诉他文科中法律专业最有学问。于是，第二年，他从清华大学退学，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选择了法律专业。”

谢怀栻是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十期的学生。当时，该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进人中央政治学校第二年，谢怀栻面临择系的问题。为让学生对各个系有所了解，当时，学校统一邀请各系的系主任一一介绍各系的情形。

对于这一场景，谢怀栻回忆道：“法律系的系主任梅祖芳（仲协）先生向我们介绍法律系。他讲话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有一点，在60年后我还记得。他说，法律系培养法官和法学家，这些都是中国建国复兴所必需的。而要成为法学家，在他看来，只会英文是不够的，必须再学德文和日文。”

在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谢怀杖完成了法律教育，并以最优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1942年毕业后，他于次年5月任重庆地方法院学习推事（见习法官）；10月，人中央政治学校公务员训练部司法官组学习；1944年2月结业，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初试与复试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

据谢怀械回忆，自己“是当时最年轻的推事”，“按照当时的规矩，讨论案子时，由最年轻的推事先发表意见，越资深的越靠后发表意见，以免资深的先发表意见后会影响资历浅的，使其不敢独立发表意见。这样的做法很能锻炼年轻法官，使之很快成长”。

坚持法治理想因言受罪

1949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于1949年9月招生，11月开学。当时，已是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谢怀栻作为“旧法人员”前往学习。在《毕业六十年》一书中，他回忆道：“毕业后不到十年，我就进入新社会。当时抱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投身于改造和学习。”1951年，谢怀拭专门撰文《我怎样摆脱旧法影响》，谈及自己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改造的经验：“我的学习方法是遵照领导上的号召，先就新的规定研究，就具体的问题去体会新法的精神，然后转头来站在新的方面去看旧的理论。在一次民法讨论中，我们讨论一起汽车案件，我就绝不去想那些‘理论’（如所有权、善意的保护等），只是想这个问题要如何决定才好。后来民法测验，试判一起煤矿租赁案件，我也绝不去想那些‘理论’（如契约之解释、契约之终止等），也只想对这个案件要如何决定才好。结果，这两次我都没有犯大的错误。由此我体会到，在自己没有力量对旧的一些理论为彻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谈批判，最好不要去钻那些理论，而只应该就具体的问题，站在新的立场，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体的解决。”

在现实面前，谢怀栻反思道：“以前我总不放弃那些理论，以为那些理论不会变，是因为自己离不了那些理论，恐怕离了它，没法办事。现在我丢开它，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可以解决得更好些。”然而，这只是他一时的想法。据他自己所说：“但是旧的东西纠缠着我，我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1958年，我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离开了工作岗位，去接受劳动改造。这一下就是20年。这20年中，我在新疆建设兵团度过了16年。”使他因言获罪的，是在1957年他提出的几点建议：一是我国应尽速制定民刑法律，以免法院无法可依，出现错案；二是在政法干部教育中应加强法律业务教育，不能以政治运动代替业务教育；三是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四是肃反中有不符合法治的事，应予纠正。

在今天看来，这些无可厚非甚至有先见之明的言论，当时成为导致谢怀栻20年牢狱之灾的祸端。1979年2月，谢怀栻得以回京，恢复公职。江平教授曾经这样说：“这个旧法人员偏偏又爱多言，在整风运动中竟然指责党‘以政策代替法律’，希望‘尽快制定法律’……他的执着一生就是追求‘完善的立法’、‘完善的私法’。这是法律人的最高人生境界。今天，这个道理我们已经看作是法律的‘ABC’。但这个‘ABC’，却是像谢老那样用一生的青春和血泪换来的！”

为新法学添砖加瓦

“1979年年底，我被分配到我的专业岗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这是谢怀栻的自述，听上去平静淡泊。对于苦难与不公，多年后的谢怀栻是平静的。

谢怀杖写道：“看着现在我国法学界人才辈出、著作如林的繁荣景象，我并不认为我个人荒废了30年岁月算得了什么。看着我热爱的祖国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们这一代从旧社会进到新社会的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感到无比高兴。”

当时，探望谢怀栻的同事徐鹤皋“高兴地看到，年已六旬的谢老，经过20年之久的磨难后，依然显得精神矍铄，思维之敏锐不减当年。对于国家法制建设的前景他仍充满希望，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为法学所研究和教学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徐鹤皋将谢怀栻的情况反映给法学所领导，并随即带了一些供研究参考的德、日文法学资料请他帮助翻译。就这样，谢怀栻“经过徐鹤皋同志的力荐，调入法学所，重操旧业”。从此，他有了能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场所，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法学研究工作，长达20余年之久。

谢怀栻欣喜地看到，自己少年时接受严格训练建立起来的法学知识，可以被用来弥补法学专业知识方面的空白。

据方流芳教授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法学还是一种法律的意识形态解释，用意识形态话语讲述空洞的法律故事。无论从教科书里，还是从课堂上，学生都很难获得可以被称为“专业”的知识。

1986年4月，谢怀栻应佟柔教授之邀，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外国民商法课程。“然而，谢怀栻在人民大学的演讲是一股冲击波，局面由此发生缓慢改变……谢怀栻引导学生超越意识形态和形式逻辑，去思考法律、政治和民主、人权与社会公正的互动关系。”

谢怀栻所固守的学问，不但在课堂上传道解惑，得以广为传播。而且，他作为法律实务出身者，在1979年之后，也紧密投身到法治进程中。

江平教授回忆说：“中国劳工在日本提出民事赔偿的‘光华寮案件’败诉后，谢怀栻秉笔直抒，多方奔走。”改革开放以后的举凡重要民商事立法，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海商法》《著作权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无不听取谢怀栻的重要意见。

1989年，谢情栻退休后，继续不断地研究法律、写作和讲学；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顾问和仲裁员，办理了数百件经济贸易仲裁案件。

2003年5月3日，这位经历了近百年法治变迁路的见证人与亲历者终于在平静中去世。谢怀栻的弟子易继明对其评论说：他的一生，可以说“以少年之身，卓然跻身法门。虽久历磨难，仍抱朴守常，激扬法治。泣血丹心，博学通鉴，乃法界一通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