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无罪办成有罪，老检察官举报自己

文／刘长

2014年10月21日，雨天，65岁的老检察官孟宪君起得很早。他要去安徽省合肥市，旁听原计划第二天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的一起刑案。临退休时被迫将这起明显无罪的案子办成有罪，成了他从事检察工作28年中最大的污点。

10月22日正值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主题是“依法治国”。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临时宣布这起刑案“因故延期审理”。

孟宪君说，作为办案人，他唯一的期望是能亲眼见证案件的纠正。

“领导意见”

一年前，孟宪君赴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自己——逆天之举，换来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书。此后，孟宪君被媒体无数次问到同一个问题：为何要举报自己？

孟宪君坦言，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已经退休了，不再惧怕有人对他施压；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上级领导干预此案，让他强行起诉定罪，致使他这些年来内心如毒蛇缠绕，至今无法释怀。这既关系当事人的清白，也关系他自己的一生清誉。

2005年8月，孟宪君接到了一起由淮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淮北市检察院）指定管辖的案件。淮北籍男子高尚作为一宗土地的代理人，参与了淮北市市容管理局的单位集资建房开发。后建房被上级叫停，他因与土地开发方产生经济纠纷而被警方抓获，并被检方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批捕。

在孟宪君所在的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相山区检察院），挪用资金罪案件数额为5万元就算是大案，几十万元已是特大案件，而这起案子的涉案金额高达360万元。

承办该案后，孟宪君先后两次去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并仔细阅读案卷。最终，他得出结论：这是一起民事案件，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处理。

作为该案承办人，孟宪君在相山区检察院检委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获得了“一致认可”。

“绝对不起诉，怕公安机关接受不了。”孟宪君回忆说。为了照顾公安机关的面子，相山区检察院决定对该案“存疑不诉”。

意见报到淮北市检察院。起初，该院也同意相山区检察院的无罪意见。后来，却传来了时任淮北市分管政法工作的市领导意见——“无罪也要起诉”。

领导干预的案件，孟宪君碰到不少，一般都是来说情要求减轻处罚的。要求加重处罚，这是孟宪君碰到的第一起案子。而且，以前上级领导干预的案件，上级会一再向办案人员做工作，如“打击需要”、“统一规划问题”。而这起案子，上级“任何解释都没有”。

此时，孟宪君存有一丝幻想：说服不了领导，也许可以说服法院。最终，虽然他在起诉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把公安机关报来的360万元挪用金额降到了86万元。后来他回忆说，其实86万元也是无中生有，但“既然已经冤枉他了，我们也只能稍微轻点儿”。

高尚案一审开庭时，法官问孟宪君86万元犯罪金额是如何算出来的时，他一仰头，用洪亮的北方话说：“领导意见。”满座皆惊。

据参与一审旁听的人员介绍，孟宪君曾在庭审间隙大骂该分管政法T作的市领导，“老孟边骂边说‘我们检察院认为无罪，你逼着我们起诉”’，法官和法警都捂着嘴笑。

庭后，法官找孟宪君交流，问他：“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起诉？”孟宪君回答：“不是我要起诉，是领导要起诉。”

“自杀式袭击”

检察官的不配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尚案一审的判决。2006年9月，相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高尚无罪。法官用了28页纸的篇幅进行说理和阐述。

不料，上级又指令要求对一审进行抗诉，孟宪君被点名操刀撰写抗诉书，并被临时任命为淮北市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据参与二审庭审的人士回忆，法庭上，法官问公诉人：“二审是否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供？”孟宪君答：“没有。”法官诧异：“没有新证据，抗什么诉？”

不过，2006年12月，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撤销了一审的无罪判决，改判高尚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判决显示，公诉机关仅指控挪用资金86万元，二审法院却认定挪用360万元，明显超出了法院的权限，这成为后来当事人申诉的重要理由。

虽然缓刑意味着不必蹲监狱，但戴罪之身成为当事人难以承受之重。此后8年，高尚申诉不止，于2013年申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但被驳回。

“最高法院驳回申诉，我很诧异，法院系统申诉的路算是到头了。”孟宪君说。当事人再往下走，要么到各机关上访，要么求助当初起诉他的检察院，寻求法律监督。

2008年，该案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刊物《方圆法治》的关注。当记者在办公室找到临近退休的孟宪君时，没想到孟宪君不但没拒绝，还坦陈了自己办错案的全过程。

“我和孟科长本来没有交道，听了他对记者说的话，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高尚回忆说。等到2009年孟宪君正式退休，他开始频频向孟宪君求援。当年那位在法庭上“非常实事求是”的检察官，成为他最信赖的人。

孟宪君也不愿再做旁观者。此前，他相信法院申诉是可行之道，因为二审的有罪判决问题明显，只要提提意见、出出主意就行了。2013年，高尚的申诉第二次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该案申诉已入绝境。

“申诉的路堵死了，我想，只剩一条路，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让他们来监督。”孟宪君回忆说。他本来想去找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后来想，找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是更好吗？

2013年11月1日，孟宪君选择了“自杀式袭击”的方式，敲开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门。

媒体的报道激怒了当地有关部门。孟宪君听检察系统的老同事说，2014年春节前，“上面”开始调查他了，包括将他在20多年里办的案子卷宗用车拖到淮北市检察院进行复查。迄今为止，除了几次被组织谈话外，孟宪君并未收到任何被调查的法律文书。

2013年11月底，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回应了“检察官举报自己办错案”一事，表示将迅速核查相关事实，公正办理。

2014年4月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决定书，认为孟宪君举报的高尚一案符合再审条件，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由该院提审。

“我有责任”

孟宪君称，举报自己后，生活变化不大，他“照吃照喝”。但举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个影响是每到晚上，儿子便不允许他出门，“别路上抛了黑砖，砸到你”；另一个影响是，开始有各地冤案的当事人带着材料慕名来到淮北，要找那位“敢说话的老检察官”。

孟宪君于1949年出生，籍贯是辽宁铁岭，他有着东北人的火爆脾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随下放的亲属迁居安徽省淮北市。1979年，国家恢复公检法系统，急需人才。这时，在安徽大学数学系就读的孟宪君被刚刚恢复成立的检察系统看中。

孟宪君加入检察官队伍时，适逢全面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我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就问领导，领导说‘检察院就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我一听，就同意了。”孟宪君回忆说。

“上级强调，冤假错案太害人，要坚决杜绝！”孟宪君表示，当时上级强调的这种法制理念对他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

1981年，孟宪君从淮北市检察院调出，与一群军转干部共同筹建相山区检察院。他在相山区检察院一直做到2009年，以检委会委员身份退休。

在孟宪君看来，他从事检察工作的30年里，法院、检察院独立，已经有很大进步了，但还是不能摆脱地方党政的干预。因此，才会出现高尚案这样的领导干预、“无罪也要起诉”的现象。

“本案可以说是‘一块地引发的一个神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在研究该案材料后认为，该案一审无罪、二审逆转，“完全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法外干预的问题”。

“我要不是承办人，就没这么多心思。”回顾举报自己后这两年的生活，孟宪君并不承认自己的举动有多伟大，“我是个检察官，案件是我办的，我有责任，就这么简单。”

（摘编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