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初级阶段农村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以安顺市罗仙村为例

王 斌 俞 洋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以安顺市罗仙村为例，探讨了旅游开发初级阶段农村居民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因子分析发现，居民感知表现为旅游开发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三个方面以及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两个维度。总体上，在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积极影响感知强于消极影响，表明旅游业对当地负面影响还未充分显现。在三个变量中，对于经济影响的积极感知较强，对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负面感知也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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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初级阶段；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安顺

旅游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包括居民和旅游者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旅游活动可以理解为是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之间交往的过程，是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相互碰撞的过程[1]，因此在旅游活动的研究中，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有可能成为成功开发、营销、运作现有或未来旅游项目的重要因素。关于地方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有助于地方政府了解社会影响，减少旅游者与居民之间的冲突，以获得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2]。

为了加深对居民感知和态度的认识，本研究选取了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贵州省安顺市罗仙村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采访的形式，收集一手数据，利用软件spss17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旅游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的地区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为旅游规划部门和旅游管理部门的社区旅游政策制订和旅游开发强度和方向的把握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感知及态度调查已做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总的来说，对旅游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环境几个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显示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且居民感知最强烈的是经济影响，因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3]。其次是社会影响，研究发现，旅游活动带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因为旅游业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而有益于社区的稳定发展[4]。针对环境影响，Besculides等研究表明旅游活动的发展可以促进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善[5]。同时，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随着旅游活动的发展而产生的物价上涨、个人犯罪增多、影响居民间友谊、环境遭破坏、垃圾增多、交通堵塞等负面影响[6,7]。

国内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开发程度较好，旅游模式较成熟的城市或乡村中，在对乡村的研究中，尤以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古村落、历史古城古街道的居多。研究方面也主要是居民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同时也包括对感知及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熊剑平等以武汉市黄陂区明清古街为例得出结论，当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感知受自身的性别、居住年限、受教育水平、收入来源的影响不显著、但受居民年龄的影响较为显著[8]；张文等通过对国内23个景点的调研得出结论，现阶段我国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正面感知普遍占主导地位，个人内在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是导致感知差异的最主要因素[9]；李亚以河南省南坪、郭亮、水磨三个村落为例，研究发现旅游活动的参与程度与旅游影响的感知成正相关，参与程度越强感知越强烈[10]。

对于旅游发展阶段，按照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一个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一般都包括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落或复苏6个阶段。在探查阶段，只有零散的游客，没有特别的设施，其自然和社会环境未因旅游而发展变化。在参与阶段，旅游者人数增多，旅游活动变得有组织、有规律，本地居民为旅游者提供一些简陋的膳宿设施，地方政府被迫改善设施与交通状况。根据Doxey的旅游地发展理论，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是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而经历五个阶段，即融洽阶段、冷漠阶段、愤怒阶段、对抗阶段和最后阶段。所以，处在旅游开发初级阶段的旅游地应表现为明显的特征，比如旅游者的人数较少，居民对旅游活动的参与度低，旅游基础设施薄弱，由于旅游活动强度低，负面影响还未充分显现，所以总体上，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积极，与旅游者的关系比较融洽。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试图以贵州省安顺市罗仙村为例来探讨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该研究选取的目的地是旅游开发尚未成熟的地区，旅游类型属于乡村旅游，因此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有可能有别于开发成熟的地区。通过案例研究，试图发现处在旅游开发初级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旅游感知的特征，同时验证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是否符合当前旅游发展阶段理论。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界定

罗仙村位于安顺市西秀区东关办事处东南隅，距安顺城区6公里。全村辖4个自然村落，198户，总人口1114，其中布依族人口1022人，占总人口数的91.7%，全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农业经济为主，属省级一类贫困村。辖区内风景如画，保存了独特的布依风情。2006年，罗仙村邀请有关专家制定了旅游规划，开始发展旅游业。目前，罗仙村每年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旅游业为村民增加收入达40多万元。但该地区交通相对闭塞，旅游者人数仅5万人次，旅游业对于当地经济的贡献有限，从本研究的调研可以看出，当地居民的旅游参与非常有限（50%以上的居民没有从事旅游相关行业，有60.9%的被调查居民与旅游者有一定的接触，而经常性接触的居民只占4.7%），是相对比较典型的还处在旅游开发初级阶段的旅游地。

（二）问卷设计及样本背景

问卷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居民背景调查，包含性别、年龄、居住时间等共8个问题。第二部分是旅游影响调查，分为整体影响、经济影响、社会和环境影响共22个题项，采用Likert的5分量表法，对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作赋值处理（极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不同意也不反对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探测性因子分析发现，问卷整体Cronbach系数为0.746，可靠性可以接受，且各因素层变量的Alpha(α)均高于0.6，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在信度。调查方式主要采用随机采访，结合访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470份，回收有效问卷428份（回收率91%）。

量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男女各占样本总数的53.1%和46.9%。年龄层次较多集中在40-50岁的阶段，占总样本的45.3%。受试者教育水平较低，集中在没受过教育和小学到初中（含初中）的层面上，分别占到样本总量的43.8%和21.9%。职业结构中，有54.8%的被调查者为农民，个体户占23.4%，工人和村支部、管理干部的比例共同达到7.8%，教师及医生的人数比例较少，只占到了总量的3.1%。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占主导（82%），副业收入（包括旅游收入）占26.5%。当地居民的旅游从业状况方面，50%的被调查者回答自己并且亲戚中没有人从事旅游业，有1-3个亲戚从事旅游业的占29.6%，多于10个亲戚从事旅游业的只有一名。在与游客的接触频度方面，有12.5%的被调查居民从不接触旅游者，60.9%的被调查居民有一般性的接触，而有经常性接触的居民只占4.7%。

三、数据分析及结果

通过探测性因子分析共提取经济、社会、环境影响三个因子及每个因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维度。

（一）居民对经济影响的感知

如表1所示，在经济影响感知方面，统计量KMO=0.723，且Barlett’s球形检验P值为0.000（显著性水平P=0.005，下同），证明各原始变量间存在较强内在联系，因子分析效果较好。第一个因子为居民感知的积极的经济影响，体现在e4（吸引更多外部投资）、e2（居民投资机会增多）、e5（政府给予更多投资）、e3（居民就业机会增多）的四个题项，方差贡献率达33.164%；第二个因子是居民感知的消极的经济影响，包括e8(房租上涨)、e7（物价上涨）、e6（生活费上涨）四个方面，方差贡献率为26.163%，与积极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相比较少，且在积极影响的各题项上的荷载明显高于消极影响上的荷载，体现了居民对旅游活动在经济方面造成的影响感知很积极，有比较肯定的评价。

具体来看，获得最高因子载荷量的为e 4（0.838），说明居民十分关心旅游的开发是否能吸引到更多的外部投资，从而达到刺激村落经济发展，使村民脱贫致富的目的。e2（居民投资机会增多）因子载荷也达到0.8，体现了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发，农民看到了能带动自身经济发展的机会。这一点也在笔者的田间随机访问中得到证实，许多被访问到的村民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与旅游相关的活动。比较传统的是开办农家乐，吸引旅游者前来休闲娱乐，但随着竞争日益加大，单纯地靠农家乐吸引游客已经不够，于是村民投资种植果园及草莓大棚，开始经营以“采摘乐”为主题的乡村休闲项目，也都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在消极影响方面，居民对e7（物价上涨）最为敏感，在实际访谈中大多数居民肯定了物价的上涨，但也有不少居民意识到物价的上涨并不是旅游开发带来的必然的影响，物价的上涨与否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密不可分。

（二）居民对社会影响的感知

由表2，居民对社会影响的感知方面，量表KMO=0.755，在0.005的水平上显著，因子分析效果可以接受。在积极影响因子中，题项s6（居民参与性增强）、s7（对景区管理感到满意）和s1（思想观念变得开放）在分析中都获得了大于0.8的高因子载荷量，表明居民在这三个方面感知最强。在积极影响中，比起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善和居民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居民更关注的是自身是否参与到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管理中去。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负面的社会影响感知比较弱，消极因素普遍平均分值偏低。数据表明，由于罗仙村的旅游发展尚处在初期，居民对积极的影响感知强烈，对于旅游发展可能带来的经济效应等充满了期待，比较容易忽略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居民对环境影响的感知

环境影响感知方面，居民基本持肯定的态度。en4（基础设施得到增强）荷载最高，表明居民已感受到旅游开发带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的积极改善，这一点在随机采访也得到了证实。绝大部分村民表示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全村村民有目共睹的，例如通往外部公路的开通和扩宽，河道的逐渐疏通，最明显的在于环境卫生的改善，并且为了接待游客，村里还开通了自来水。村民反映，为了给游客留下好的印象，他们都开始自觉保护环境，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同社会影响一样，居民对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感知不强，对于旅游活动增强后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潜在危险还没有直观的感觉，居民更认同旅游开发带来的直接的生活设施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等积极方面。

四、结束语

实证研究表明，在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当地居民往往对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有很多期望，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积极的方面显著强于消极的方面。在经济影响感知方面，当地居民对经济的积极的感知最强，也表明了即使旅游业对当地是新鲜事物，但居民对经济带来的正面利益还是有强烈的感知，对于经济的负面感知很弱。对于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的感知方面，当地居民虽然对于旅游带来的积极感知强于消极感知，但是相较于经济影响而言，表现出对于社会文化和环境负面影响的感知明显增强。

本研究的亮点是发现并验证了在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由于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显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各个方面的感知总体上是比较积极的。尤其是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居民对于旅游可能带来的积极的经济利益感知非常强烈。研究的不足在于在旅游业遍地开花的时期，选择典型的刚刚开发旅游的村落比较困难，尽管我们认为贵州安顺罗仙村由于交通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旅游开发非常缓慢，旅游业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当地居民对旅游的参与度也比较低，是比较明显的处在开发的初级阶段。当时由于现有的旅游发展阶段区分的各种指标无法生硬地应用到各种地域，罗仙村的旅游发展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另外，没有就当地居民的感知与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及参与行为进行更深入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今后可选择其它旅游开发初级阶段的地区展开实证研究，比较验证结论的普适性。同时，对某一地区旅游开发不同阶段，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演变进行追踪研究，将更清晰地捕捉旅游业开发对当地居民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