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舆情传播与大学生媒介素养关联性研究

周乃东，王继文

（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摘要］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与大学生媒介素养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加，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前者会影响其养成、会改变其地位，后者会因大学生这一群体以及媒介素养自身的性质变化而对前者产生不同的反作用。良好的舆情传播是促进媒介素养提升的社会前提，而媒介素养的提升又是良好的舆情传播的关键助力。对它们的研究，也必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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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舆情传播；大学生；媒介素养；关联性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121

传播学家麦克卢恩曾经说过：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同样的道理，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效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前者可以快速准确地处理信息并具有强大的存储能力，而后者则是消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国界、疆域的藩篱。作为这一切前沿传播媒介的一种称谓——新媒体，也终于以一种前所未有方式成功改变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也使得舆情的传播与个人的媒介素养产生了一种极为密切的关联。

在本文中，我们是将当下最新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手机移动终端等即时通讯为代表的传播媒介作为新媒体，把舆情传播和媒介素养关联作为研究对象，以当代大学生作为研究客体，并把因新媒体而生也因新媒体而亡的郭某某事件作为重点案例，进行研究和论述。

1郭某某事件概述

从2011年6月顶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头衔在微博炫富，到2014年7月9日世界杯期间因组织赌博而锒铛入狱，郭某某这个名字成功的化身为了一种符号，不断地挑拨着网民的敏感神经。2011年甚至成为年度排名前五的网络热点事件。炫富女、红会、豪车豪宅、神秘老板、天价包养、组织赌博，几乎每一个单有名词都可以作为网络热点话题来讨论，这些词汇的拼凑加上网络推手的操纵，成功地将“郭某某”这一符号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一时之间，关于此事的报道、帖子、微博以及相应的回复跟帖快速增加。在网络上，人们对于该事件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各种意见和态度纷纷呈现，有理性的声音，也有非理性的表达，网络舆论生态的失衡在其中彰显得淋漓尽致。网络舆论的话语权被精英化、年轻化，政府话语则严重弱化，各种网络虚假信息泛滥。同时，商业化的各大媒体被网络舆论所绑架，主流与非主流舆论严重倒置，各种形式的“网络舆论暴力”甚嚣尘上。

凭借着论坛、贴吧、微博、朋友圈、空间等应用的便捷性，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成为事件的评论人、舆论的把关人和事件的放大器。在这次事件中，大学生群体，这一传统意义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却很多也如一些低劣的网上评论者一般，或为网络舆论左右而失去自己，或是自比意见领袖肆意发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郭某某事件中极度活跃地存在着。借助着新媒体的东风，舆情传播第一次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原本作为个体的大学生们，借由新媒体的发展，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非正式群体，不断传播着与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亚文化。

本次事件，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民主和媒体监督的表现，但更多的是一次社会问题的集中表达和人们媒介素养的展示。而就大学生本身而言，作为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继承者们，所表现出的素养之低让人诧异。恰如一篇小短文所表述的那样，“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社会，只信阴谋论而不知公平正义，信仰缺失与价值判断的混乱交杂于一起，急躁、爱表现、不比较、不研究、不思考，一味跟风却又自比智者，表面衣冠楚楚网上却恶言相向，感慨于举世皆浊我独清却不知自己就是愚人一个。”［1］其媒介素养之低甚于流民!

总的来说，郭某某事件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红会抑或是社会发展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涉及了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和在其中的影响。这样一个事件，因其持续时间长、影响广、参与者众多以及与当代大学生的关注点的关联性强，可以很好地折射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与舆情传播的关联，所以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

本文是对大学生媒介素养与舆情传播关联性的研究，故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所提到的受众、参与者、把关人等名词，如无特别之处，皆是指大学生群体。在此次事件中，其关联性主要体现在舆情传播对媒介素养的影响、媒介素养对舆论传播的反作用和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三个方面。

2舆情传播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影响

舆情的传播对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1舆情传播使大学生的参与意识上升

由于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具有传播主体草根化、传播速度即时化、传播媒介多样化等特点，使得以单向传播、由上至下、互动性不强为特征的传统媒体面临极大挑战。新媒体时代，微博、QQ、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为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监督政府行为等提供了一个平等、畅所欲言的传播平台。

郭某某事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参与度，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特点可谓功不可没，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得舆情传播变得无处不在，每一个大学生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传播主体与客体，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且，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互动性，大学生们自以为既可以在其中畅所欲言又不用担心承担责任。在关于郭某某事件的调研中，无论是山大、山师还是济南大学，调查结果均显示——对郭某某事件完全不了解的大学生的人数寥寥无几。而是否参与讨论上或者发表观点上，也仅有不到20%的同学选择“否”。可以说，恰恰是因为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使得大学生的传播参与意识增强。

2.2舆情传播干扰了大学生的判断力

积极的参与意识会必然导致积极的表现和结果。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大学生个人的判断能力，使得大学生产生了诸多错误表现和想法。譬如，在郭某某事件中，常常是正式媒体遮遮掩掩，而网络流言却是传播不断，尽管多数流言最后被验证是错误的，是虚假的，但是因为舆情传播的快速和混杂以及公共媒体的回应不力，加上“有关部门”应对不得当，许多大学生转而相信网上所传播的信息。而这一点，与当前许多所谓的“你所不知道的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之舆情传播，可以说影响乃至摧毁了大学生的个人判断能力，也就是信息垃圾和信息轰炸。

2.3舆情传播使得受体地位改变

在郭某某事件中，火了的不仅仅是郭某某，还有一大批微博博主和网络爆料人和网络评论人，作为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借由郭某某这类事件的传播，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网络地位和舆情传播中的地位。在新媒体时代的舆情传播中，不再存在绝对主体和绝对客体，也不再存在所谓严格管控和引导，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现者、制造者、传播者、接受者以及信息传递的“把关人”。舆情、舆论的一次又一次地传递，在传统媒体时代，就是一次次信息的公示，而在当下，则成为了大学生个体与正式媒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地位转换。

2.4舆情传播使得大学生道德法律意识降低

“媒介素养是指媒体受众在接触和使用媒介信息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和自律能力。媒介道德和法律意识也是大学生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因素。”［2］由于缺少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大学生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判断力比较弱的群体。新媒体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通讯工具的不断发达，极大降低了沟通成本，提高了信息交互性能，推动受体同质化和小群体聚集，出现“群聚化”特点，推动“群体极化”［3］现象产生。郭某某事件之所以如此火热，其关键就在于“群体极化”的一次又一次推动，不同于一般情况下关注热点的短期性，其关注度出现了持续走高的特殊情况。舆情传播与“群体极化”相互交合，其实就是一种个人思想道德素质降低的表现。加上舆情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和传递，在群体极化和群体无责的进一步推动中，当代大学生在网络上所表现出的道德和法律素质之低让人惊诧，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和现象也是层出不穷。

3大学生媒介素养对舆情传播的反作用

在过去的一些研究和文章中，对于大学生媒介素养、对于舆情传播特点、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方面，都有颇多论述，但是，关于大学生媒介素养对于舆情传播所造成的反作用却是较少论及。但实际上，基于新媒体时代舆情传播的诸多特性，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养成已经和舆情传播产生互通性质的影响。

《2013上海传媒发展报告》显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舆论格局的转变，新媒体传播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4］与此同时，新媒体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传媒治理框架转型变革迫在迫在眉睫。一方面，新媒体的跨界、融合、创新带来了社会秩序重构与话语权力重组，为社会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其自由表达功能、社会动员能力、社会减压阀功能等正面力量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公信力、权威性存在较大缺陷，在国家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全、谣言滋生、网络诈骗、意见领袖滥用话语权、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隐患。可以说，尽管舆情传播改变了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但是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也是在对舆情传播产生诸多的反作用。

3.1媒介素养的提升提高对舆情传播的影响

应该说，没有个体的参与，舆情的传播便无从谈起，而个人参与意识无疑也是媒介素养的一部分。一个乐于去参与媒体信息传播的人，对于舆情传播的影响力往往高于参与度低的人。一个专业技术丰富，懂得如何去利用媒介和媒体信息的人，其对舆情传播所带来的贡献也远大于一个一无所知、只是被动接受的人。所以，越是技术能力强、参与意识高的大学生群体，其对舆情传播的影响力也越强。

3.2向上的媒介素养促进良性的舆情传播

无论是否能够接受，大学生作为青年一代的主力军，其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和操作力是远大于其他年龄段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尽管他们掌握不了媒体的话语权，但是得益于新媒体的发展，其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轻松地成长为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把关人。

在郭某某事件中，曾经有一个“干爹门”事件，同样的事情，同样也都是大学生群体，但是对于它的评论和思考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正确媒介素养拥有者第一反应会是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如何？通过调查研究和等待后，发现它是假消息，则会对这样的虚假行为进行批评；如果发现信息为真，则会去思索这件事情为何会发生，该怎样去改善。而非去一味地指责和恶言相向，向上的媒介素养拥有者必然也是一个网络暴力的远离者。

3.3不良的媒介素养造成舆情传播恶性循环

按照谢明［5］在《公共政策导论》中的提法，并结合朱立言［6］《公共管理概论》的一些观点，可以发现，人们对于一些新奇的、耸人听闻的、亚文化的事物的接受程度和接受速度是远大于正常的、平和的、主流的信息的。特别是在大学生这一同龄群体之间，由于其处于政治社会化的特定年龄阶段，对于这类恶性信息的喜好程度远高于良性信息。就像郑航生［7］老先生所说的，同龄的青年们总是喜欢去传播“亚文化”。

大学生群体的本身特性，一旦与不良的媒介素养相结合，那么其对舆情传播的影响和改变将会使之沦为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大学生在个人教育中所受到的文化水平会在恶性的舆情传播中得到充分的验证，作为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影响力是远大于其他群体的。加之正确的判断力往往会使得信息传播者谨言慎行，所以在辟谣或者讨论引证中往往就处于劣势。这些因素的综合和存在，使得大学生媒介素养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影响因子，一旦大学生媒介素养走向错误的方向，各种负面情绪就很容易藉由新媒体迅速的传播和影响，并通过舆情传播与大学生个体之间的交互，使得这些错误、虚假消息以及负面情绪和矛盾不断地上升和传播。

4新媒体时代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

对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高和养成，早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过论述。有人说应以加强教育和政府公信力为主；有人说要健全网络媒体的传播机制、加强监督，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还有人提到了要重视正面引导，建立网络监督员和传播员，建立健全素养考评机制［8］等。方法很多，但我们看来，在面对新媒体的强有力影响时，舆情的传播已经和大学生媒介素养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既然它们能够互动，能够相互影响，那么，要想准确把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动向，要想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最关键还是要从舆情传播下手。

4.1加强管控

无论是有多么美好的办法，都应该首先立足当下，正如王岐山同志曾经在反腐工作中提到的“用治标来为治本赢得时间”。同样道理，要想优化舆情传播，要想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首先要做好管控工作。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颁布，网络的管理和舆情的控制正式进入法治化轨道。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了，积极向上的舆情传播是良好的媒介素养养成的关键因素，那么舆情传播的审核管控便尤为关键。

4.2舆情引导

与西方国家相比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人们关注点更多在于日常生活起居，而在中国，因为社会转型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更多地会是论及政治、改革、民生、发展、拆迁等话题。这固然可以说明我们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问题，但是更可以彰显我们在舆情引导上的不足。我们要积极因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积极因应新媒体发展的潮流。借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全国的网络信息进行监控和管理，用合理、正当的信息去引导社会的发展，并积极发布真实、负责任的信息。信息时代，要变革政府的服务方式和信息的提供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更好、更加正确地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舆情传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渐次地去提高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4.3传统媒体和师资队伍建设

国防部和社科院等部门共同出品的《较量无声》曾提到，西方敌对势力正对我们进行文化和政治渗透，而渗透的最好方式便是文化产品、传媒以及教育。我们要正确引导舆情传播和大学生媒介素养建设，首先，我们要继续加强传统媒体的整改和建设，让它们能够继续发挥正能量而非“挂羊头卖狗肉”；其次，对于高校教师，特别是马哲、思修、毛概和形势与政策这类老师，要加强教育，加强培训，加强管理。通过他们，将正确的向上的思想传播出去，进而革新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进而改善舆情的传播。

5结论

思想和物质是大大不同的两种东西，它更加难以引导、难以管理，但是思想又是社会的能动反映，会对社会形成种种的反作用，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加强重视。古人有言“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与当前的舆情传播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建设是有相通之处，一旦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舆论在不良的媒介素养的引领下陷入恶性循环，其破坏力和社会影响力将难以估量，其所带来的危害将会令我们难以承受。

我们撰写本文，一方面是希望探讨大学生媒介素养和舆情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通过此文章，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人对于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现状的关注，进而想出更好的方案和方法，去推进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建设，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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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敏.新媒体视阈中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创新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2］王莲华.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问题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3）：108-116.

［3］殷伟群，吴淑琴.群体心理极化风险规避下的网络舆情引导研究——以“郭某某事件”为例［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4（2）：20-24.

［4］强荧.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3）：公共传播与社会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朱立言，谢明.公共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郑航生.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张军，米如群.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媒介素养的养成［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