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的英雄叙事——以《人民日报》为例对不同历史时期灾难话语的分析

付晓晓

【摘要】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在报道灾难事件时常采用英雄叙事的话语策略，塑造关于灾难的特定话语。不同历史时期的灾难话语因具体社会情境而变化，与意识形态密切勾连。在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总体逻辑之下，灾难报道的英雄叙事可以起到遮蔽社会失序状态、动员社会大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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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灾难报道 英雄叙事 灾难话语 意识形态

灾难，是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坏，媒体作为社会组织之一，被视为灾难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中介变项，是灾难研究的重要一环。①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常以英雄叙事作为灾难报道的话语策略，塑造关于灾难的特定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灾难话语因具体社会情境而变化，与当时的社会主流话语形态有所勾连。本文将以唐山地震、九八洪水（用以简称1998 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和汶川地震为例，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灾难话语的变迁，探究灾难报道英雄叙事背后的逻辑及其所产生的的社会效果。灾难包括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由于两者在原因、问责、处理等方面的差异，为区别起见，本文只讨论自然灾难，不包括人为灾难。

一、英雄叙事：作为灾难报道的话语策略

媒体报道自然灾难所采用的英雄叙事，即赋予在灾难中有杰出表现的人以英雄身份，或者将某些行为定义为英雄壮举，并从中提炼和升华出某种精神与特质、解释其来源与成因，将英雄及其行为价值化。英雄叙事起源于古老神话，考察古代民族现存神话材料可以发现，“灾难”和“救世”是神话的两个重要主题，而在中国神话记载的每一次灾难事件中，都有“英雄”母题的出现，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②现代社会中，“灾难”与“英雄”仍然是密切关联的主题，在媒体灾难报道中，自然灾难是有待征服的自然力，“抗灾”、“救灾” 被当作人与自然力的斗争，“英雄”应运而生。

英雄叙事背后有其隐含的逻辑。有学者认为，新闻作为一种叙事，包含“故事”和“话语”两个面向，“故事”侧重解释曾经发生或经历过的事件并建立不同事件时序和逻辑上的联系。“话语” 则是新闻再现或传播、表达社会真实的方式，通过话语可以将新闻故事内容传达给受众。③英雄叙事即讲述关于英雄的故事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建构出英雄的形象，并以特定的论述方式将故事价值化，建立起故事与社会真实的连接。英雄叙事可理解为媒体采取的一种话语策略，塑造着关于灾难的特定话语。

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研究中，话语被界定为“透过特定观点再现既定社会实践的一种语言运用”，一方面话语的塑造受到社会结构制约，包括阶级结构、社会关系、制度机制、规范制约等；另一方面话语对社会结构的相关面向也有建构作用。④另一位话语研究学者梵·迪克认为新闻是一种话语，新闻制作常规中渗透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新闻文本提供了社会事件认知模式的大致框架。⑤新闻作为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的表达、传播和认知再现，文本建构和表述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关系、权利支配和意识形态。

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新闻话语的塑造难以独立于意识形态而存在。灾难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呈现，从历时的维度考察灾难话语变迁，在当前灾难报道研究中少见论述。唐山地震、九八洪水和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三次重大自然灾难，媒体在报道时都采用了英雄叙事方式，但具体社会情境的差异和媒介体制的变化导致其话语呈现有所变异。本文以话语分析为路径、英雄叙事为核心概念，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分析，探究英雄叙事之逻辑及其社会效果，考察灾难话语的历史变迁及其对意识形态的表达。话语分析为英雄叙事概念提供了分析框架，新闻文本以《人民日报》为来源，因为大陆主流报纸均为党报，都市报、市民报也由党报衍生，实行相同管理体制，《人民日报》是大陆发行量最大、行政级别最高的党报，对大陆主流报纸有规范与引导效应。⑥

二、不同历史时期灾难话语的变迁

1、唐山地震

唐山地震发生于1976 年7 月28 日，正值文化大革命趋向结束、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建国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是完全的“命令型新闻体制”。新闻媒介被定义为党的“喉舌”、“宣传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国家权力系统的构成部分，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⑦关于灾难报道，党和政府出于对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要求媒体在报道灾难时积极宣传战胜灾难的成绩，不着重报道灾情。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唐山地震报道更加趋向极端，媒体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对灾情全然不予重视，而是高唱革命赞歌、宣扬阶级斗争。

灾难事件有三个报道侧面：灾难事件本身、受害者、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⑨灾害发生时最需要的是信息，因为信息能帮社会迅速理清不确定状况、使其有所准备，也能迅速引起注意、得到社会支持与援助。⑩但是大陆主流媒体往往将灾难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作为报道重点，把“灾难”主题转化为“救灾”、“抗灾”主题。如《人民日报》在地震次日刊发的头版消息中，导语告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损失和伤亡情况仅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带过，主体则是党和政府如何领导人民群众抗震救灾、以“人定胜天”精神赢得“抗灾斗争”。⑾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媒体将“抗灾斗争”和阶级斗争、反右斗争等捆绑在一起，并在“斗争”的主题下制造“抗争”的英雄：党和政府积极调度、组织救援，是灾难中的救世主；人民群众被置于党的领导下，也是与灾难斗争的英雄。

对唐山地震的报道在英雄叙事中铺展开来。小靳庄原本是文革期间被选定的“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在全国广为宣传，唐山地震中小靳庄人民又被树立为抗震救灾、促进生产的英雄，《人民日报》的报道把他们的抗震救灾活动与文革政治运动勾连在一起，称其“正以阶级斗阵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并将其力量来源解释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⑿按照相同逻辑制造出来的英雄还有开滦煤矿工人，他们因为在地震后几小时内返回地面、脱离险境并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活动而被奉为英雄，其英雄行为被定义为“我国工人阶级谱写的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并被归因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⒀

从上述例证可见，唐山地震报道勾勒的灾难图景是从党员干部到人民群众与灾难抗争，并积极地批邓、反右以及促进生产，英雄的力量来源则被归结为党的领导、毛主席路线、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制度等因素。唐山地震报道采用英雄叙事策略，所塑造的灾难话语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殊的政治话语相呼应，本应作为报道主体的“地震”反而沦为文革叙事的背景，遮蔽了关于地震的真相，背离了灾难报道的本质。

2、九八洪水

自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已有深刻改变，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媒介体制也随之变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媒介体制改革打破了由党报垄断的一元化媒介格局。“信息”、“传播” 等西方传播学概念在八十年代初的引入，对新闻起到了理念和话语层面的解放作用。但是“党管媒体”的根本属性没有改变，新闻媒体依然被要求作党的宣传工具，因此媒体对灾难事件的报道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禁，但仍有所受限。

从1998 年6 月中旬起，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媒体对九八洪水的报道开始显示出对灾情信息传递的重视，《人民日报》刊发的信息涉及汛情发展、经济损失和伤亡人数等方面，也有关于灾后重建方面的报道。但是媒体依然将灾难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作为报道主体，持续报道不同地区以至全国抗洪救灾的进展，并报道抗洪救灾过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或集体，塑造了许多抗洪英雄。在绝大部分报道中，“洪水”“洪灾”被替换为“抗洪救灾”、“抗洪抢险”，英雄叙事依然被采用。

党员、干部和军人占据了媒体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大多数，党员是抗洪救灾的模范带头人，干部是领导者和组织者，军人是主力军。普通群众则是被救援者或救援的配合与支持者。空军某高炮团指导员高建成兼具党员、干部和军人多重身份，成为当时重要典型人物之一。如《人民日报》所报道，高建成在发生险情时被派往前线，遭遇困境仍带领战友们继续前行，最后为救战友牺牲生命，被塑造成一个领导救援、挽救战友的英雄形象。⒁配发的评论中强调了高建成成长的历史和环境：人民解放军对当代军人优秀品质的锻造、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群众改变国家命运的实践、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⒂此番论述解释了高建成的力量来源，将其英雄精神纳入了与当时社会情境相关的价值体系，对其人其事完成了意义升华。

李向群是在救灾中牺牲的普通士兵，《人民日报》的报道将他置于改革开放背景之下，强调了他“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新一代”的身份，把他放弃经商从军入伍、收敛个性以遵守部队纪律等行为视为“从特区青年到优秀士兵的跨越”。⒃在配发的评论中，把以他为代表的“一代新人的有力成长”作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成功的”之证明。⒄灾难报道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社会情境，在对洪灾的报道中，与当时社会情境相对应，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政治话语成为新的催生英雄的条件。

3、汶川地震

发生于2008 年5 月12 日的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汶川地震报道的进步之处在于灾难信息传递及时且充分。以《人民日报》为例，它及时通报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波及范围、死亡人数，之后不断更新灾情信息，包括余震情况、伤亡和失踪人数及救援措施等，同时还传播防震知识及预警可能尚存的风险，对灾后重建也有持续报道。可以说，媒体较好地履行了其在灾难事件中最重要的职责，即信息传递。而不变的是，党和政府行为、各地救援进展、典型集体或人物依然是重要的报道内容。总的来说，英雄叙事再次作为主要叙事方式之一。

《人民日报》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塑造了大量英雄人物，还专门开辟“抗震救灾英雄谱”、“人物危难中挺起脊梁”等人物报道专栏，开展“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等。党员、干部、军人依然是媒体英雄塑造的核心，与此同时，英雄之身份趋向多元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普通人开始成为英雄，并且不只是以“人民”、“群众”等带有政治意味的、抽象的面貌出现，而是具体的个人。如为救学生而遇难的中学教师谭千秋，报道中还原了他在地震时护住学生的场景：“看着身边4 个已经不能逃离教学楼的孩子，谭千秋双手奋力将他们塞进课桌下，然后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用身躯死死护住桌下的4 个孩子”，⒅将其塑造为爱护学生、舍己救人的英雄。

救人者能成为英雄，自救者或被救者也能成为英雄。如张晓平，被困在废墟下129小时，在救援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求生信念坚定，终被救出。报道中引用救援医生的话对张晓平的行为作出评价：“人的力量是分两部分的，一个是生理上的力量，一个是心理上的力量。只要人心里还有希望，就能坚持下来”，赋予了张晓平顽强、坚毅的英雄光环。⒆媒体对这些民间英雄的报道，不再将党、国家、社会制度等因素作为他们的力量来源，而是撕下政治标签，突出人物本身的精神特质，诉诸道德、勇气、生命力等，彰显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力量。

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力量是汶川地震报道英雄叙事发展出来的新主题。这一主题并非空穴来风。自2002 年十六大以来，“以人为本” 成为党和政府新的执政理念，它宣称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满足人民需求和促进人的发展。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社会逐步向多元化转型，公众的诉求也渐趋多元，并在媒介话语中有所呈现。公众诉求在媒介话语中的参与体现在媒体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及时且充分地公开灾情信息，还体现在民间英雄在灾难报道中之出场。在社会主流话语影响下，强加在人身上的政治色彩被弱化，对英雄的塑造回归到人本身。

三、遮蔽与动员：灾难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

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灾难报道可以发现，以英雄叙事为话语策略所建构的灾难话语与当时社会情境下的主流话语呈现出对应关系。塑造党政形象是大陆主流媒体的重要任务，党政形象的建构渗透在各类媒体及其报道中。⒇在灾难报道中，党政形象的建构也是重要主题，无论何种历史阶段，党员、干部都被塑造为英雄、甚至救世主。与此同时，媒体在解释英雄精神与力量来源时，总是刻意将其与党、国家、社会制度等因素相联系，使之与主流话语相吻合。也就是说，大陆主流媒体以英雄叙事为策略的灾难报道始终依附于意识形态，遵循政治逻辑。直到汶川地震，普通人终于作为独立的个人、以民间英雄的形象在报道中出场，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力量开始彰显，昭示了政治话语之外的表达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灾难报道对意识形态的超脱。新闻话语的生产受到社会结构制约，也会反过来对社会结构起到建构作用。灾难事件意味着自然与社会的失序，失序是对社会结构体系的稳定性和政府执政状态的破坏，政府需要透过媒体建构的情境来维护执政常态。(21)灾难新闻中媒体向社会主流话语的靠拢，是试图在失序中对意识形态下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进行确认，以达到维护既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目的。媒体以英雄叙事的话语策略建构新闻文本，在救灾的主题下将灾难化解，并将灾难的化解归因于社会规范与价值的优越性，使之得到再次确认和强化。

具体到不同灾难事件，在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总体逻辑之下，灾难报道的英雄叙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英雄叙事是对灾难中自然与社会失序状态的遮蔽，也是对社会大众的情绪动员。有学者认为，灾难报道可以协助建构有关灾情的“文化意识”，形成公众的“共同记忆”，还能净化公众心情、协助公众从悲情中淘空。(22) 能否起到动员效果，取决于灾难如何被报道。信息越充分，环境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集合分散在人群中的智慧，并引发高度的社会动员。(23)唐山地震报道中，政治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信息被遮蔽，媒介的鼓吹和动员为政治运动服务。九八洪水报道中，信息不再隐秘，英雄叙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开始具有正当性。直至汶川地震报道，信息已然开放、透明，英雄主体多元化、普通人成为英雄，而普通人在非同寻常情境下的行为往往能激起公众的同情、怜悯或钦佩，使公众达成“认同”。(24)因此，汶川地震报道的英雄叙事才有可能真正产生社会动员效果，进而使公众净化悲情，重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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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21)(22)臧国仁、钟蔚文，《灾难事件与媒体报道：相关研究简述》[J].《新闻学研究》，2001（62）

②⑨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华夏出版社，2008：229

③蔡琰、臧国仁，《新闻叙事结构：再现故事的理论分析》[J].《新闻学研究》，2000（58）

④倪炎元，《批判论述分析的定位争议及其应用问题：以Norman Fairclough分析途径为例的探讨》[J].《新闻学研究》，2012（110）

⑤托伊恩·A. 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M].华夏出版社，2003：180-187

⑥⒇夏倩芳、张明新，《社会冲突性议题之党政形象建构分析———以〈人民日报〉之“三农”常规报道为例》[J].《新闻学研究》，2007（91）

⑦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J].《新闻学研究》，1998（62）

⑧王蕾，《论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理念的转变》[J].《新闻大学》，2008（4）

⑩苏蘅，《集集大地震中媒体危机处理的总体检》[J].《新闻学研究》，2001（62）

⑾《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N].《人民日报》，1976-07-29

⑿《“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N].《人民日报》，1976-08-01

⒀《英雄的开滦煤矿工人在抗震救灾中连创奇迹》[N].《人民日报》，1976-08-09

⒁孙茂庆等，《大江中永生———记“抗洪英雄”高建成》[N].《人民日报》，1998-08-26

⒂《新时期最可爱的人》[N].《人民日报》，1998-08-26

⒃ 刘建新等，《二十岁的人生跨越———追记新时期的好战士李向群（下）》[N].《人民日报》，1999-02-25

⒄《崇高的追求》[N].《人民日报》，1999-02-24

⒅魏贺等，《那双手，那守护的姿势———记四川省绵竹市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N].《人民日报》，2008-05-23

⒆赵哲等，《129 小时，活着出来》[N].《人民日报》，2008-05-18

(23)潘祥辉，《论中国语境下的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以汶川地震和群体性事件为例》[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1（15）

(24)赫伯特·甘斯著，石琳等译：《什么在决定新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6-197

（作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 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