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性议题报道的差异研究——以“番禺环境维权事件”为例

【摘 要】本文通过比较国内媒体对社会冲突性事件的报道，发现国内不同定位的媒体对“番禺环境维权事件”的报道框架也呈现显著差异，深度类媒体、都市报以及党报所采取的话语策略是迥异的。这种差异表明，研究者需要抛弃以往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媒体实践，才能发现日常媒体报道复杂而生动的一面，并从其得失中找到逐步抵达新闻客观性的可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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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番禺事件 社会冲突 话语分析

一、对事件的描述——媒体的“过度介入”

话语分析作为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包括了框架分析，但内涵比框架分析更广，因此成为本文的主要分析方法。托伊恩·A·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界定了话语分析的内涵：“新闻话语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新闻的文本结构，还包括传播情境中、社会文化语境中新闻话语的生产和接收过程。”①本文主要考察新闻的文本结构。在新闻结构分析中，梵·迪克提到五个方面的分析：主题结构、新闻图式、新闻话语的微观结构、新闻话语的风格、修辞。②结合所选取的报道文本，本文主要从微观（词汇、段落分析）、宏观（主题分析）以及新闻修辞三个方面分析并切入考察。

分析发现，总体上媒体对“番禺事件”的描述是褒奖的，它们把其描述为“一场民意与官方的博弈”，把抗议者描述为温和的、理性的、不安的、敢于质疑的一群人。在新闻修辞方面，表现为由消息来源主导新闻叙事，例如《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25日报道《二?英阴影笼罩居民心结难解》，开始就写到居民的不满，“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大石镇周边楼盘许多业主对于这一项目事先没有与市民沟通感到不满”，又引用业主陈先生的话，表达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忧虑。随后又说到其他更多居民也有同样的担心，最后写到“面对居民的诸多担心，番禺区市政园林局的有关负责人昨日依然解释，该厂所使用的技术能够有效避免污染”。报道明显呈现出偏向居民的倾向。《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月15日报道的《番禺力量》和《时代周报》2009年11月5日报道《博弈番禺“垃圾门”》则以抗议者为叙事主角，由他们来说出抗争的经历，消息来源在此获得主导权。

主题分析方面，笔者通过分析13篇报道的主题，发现国内三种不同定期的媒体采用了三种报道框架，分别为协调框架、政府治理框架、冲突——行动框架，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框架，但各类媒体在报道中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入。

都市报在协调框架之中试图为居民答疑解惑，做好服务功能，如《新快报》2009年9月24日报道《番禺建垃圾焚烧厂30万业主急红眼》。深度媒体在冲突——行动框架之中赞扬番禺居民的行动力量，暗示这是一种以后可以借鉴的抗议模式，如《南方人物周刊》在报道《番禺力量》中写道：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这一群体中的敏感人士被先行激发，进而用自己组织的方式扩大声势，他们紧贴官员和政府反应变化议题，甚而采用温和合理的抗议方式，紧贴社区需求，同时带出更普遍的权益诉求。党报在政府治理框架中试图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沟通，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如《南方日报》2009年12月18日报道《番禺垃圾焚烧厂引热议》中明确写道：在民意汹涌的节点，媒体理应有所担当。本着为垃圾处理寻求思路的初衷，本报近日持续关注这一热点。昨日，南方报网进行了“冲出垃圾困局 全民大讨论”的报网互动访谈，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业主代表，专家学者、垃圾分类人士，对民意和事件走向做出解读，对广州垃圾处理的前景做出预测和建议。仅仅两个小时，专题页面就收到100多条网友留言。

由此可见，相较于外媒“客观报道”手法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漠视，我国媒体对“番禺事件”的报道表现为一种“过度参与”。同时，相较于外媒关注事件的分裂性、冲突性，我国媒体更多报道运动中各方的观点意见。

二、对框架的选择——反映了不同的立场

在报道“番禺事件”时，国内不同定位的媒体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报道框架。

深度媒体，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和《时代周报》，采取的是“冲突——行动”框架。以《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月15日报道的《番禺力量》为例，先是报道冲突的发生：……但2009年9月24日的这条消息，吸引了Kingbird的注意，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家附近要建一个占地365亩、日处理垃圾能力2000吨的垃圾焚烧厂。起初，他并不知道这个吕局长口中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绝无污染，因为政府不会制造一个新的污染源”的垃圾焚烧厂，会对自己马上就要出世的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但随手一搜，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英。这是高致癌物质。”随后更换视角，以许多不同业主的口吻来叙述事件的进展，包括他们如何取得联系，如何与政府沟通，如何避开层层的压制等，整个过程显得跌宕起伏，充满悬念，最后居民用理性和行动，保卫了自己的家园：Netkingfish接儿子放学时，看着儿子蹦蹦跳跳地穿过丽江花园那片有天鹅和小鸭子穿梭、碧波盈盈的湖面，在绿树和红花的映衬下，笑得一脸阳光。他就觉得由衷的幸福。但樱桃白的担忧远大于兴奋：“一天不停止所有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的运动就一天都不会停止。”

而都市报，包括《南方都市报》和《新快报》，采取的是“协调框架”，它们把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居民、政府、专家、建设方的观点各自罗列出来，不做评价。以《新快报》2009年9月25日报道的《广州番禺拟建垃圾厂市民抵制 专家建议慎重选址》为例，报道分别由“承建方表态：已将民意上报政府”、“网友声音”、“专家建议”三部分组成，在每个部分中详述各方对事件的态度观点，旨在让各方实现某种沟通，促进问题解决。

党报则采取了“政府治理”框架，以政府官员为主角叙述新闻，努力创造出政府“尊重民意”的良好形象。以《广州日报》2009年12月21日报道《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因居民反对停建》为例，报道开始就写到：“昨日上午，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与小区居民面对面交流，来自华南版块各小区的约50名业主代表参加座谈会，座谈长达3个多小时。……谭应华直话直说：‘有关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个项目已经停止。’‘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周边的人大多数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请大家放心。’”整个报道显示出一种导向，意在让民众相信政府会圆满解决问题。

与之相应的，深度媒体在“冲突——行动”框架下，同情并且褒扬“番禺事件”，它们把事件定义为“人民与政府的利益博弈”，把抗议者描述为一群“审慎”、“理性”又有斗争策略的社区居民；都市报将抗议者定义为“担心”、“忧虑”、“急红眼”的一群人；党报在“政府治理”框架中把抗议者定义为“群众”。

在新闻修辞上，三类媒体之间也有很大差异。

都市报侧重于新闻文本的易理解，报道简洁而明快，如：“记者走访村里多位村民后，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白天还好，可一到晚上焚烧垃圾时，就只有一句话来形容：臭死人！”甚至不乏有娱乐元素，如“到底有多臭全靠专家闻”等等。党报采取的策略是不掩饰其倾向性，站在政府的立场，引导群众，使事件朝稳定的方向发展。如“丽江花园有业主事后在业主论坛表示，‘从这点看，谭应华书记还是抱着听民意的目的来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深度媒体则注重对事件细节的把握，报道具有现场感，以期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如：一名70余岁的老太太在队伍前列突然颤巍巍地跪在地上，一言不发，只是跪着。不断有业主上前搀扶老太太起来，老太太只是执拗地甩开对方的手，最终也只是跪着。2小时后，老太太被丈夫强行带走，泪眼滂沱。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关社会冲突性议题报道的媒介镜像。国内媒体对社会运动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支持态度，倾向于表达弱势群体的意见，这与其他学者的相关案例研究也形成呼应。如学者陈宇在研究温州动车事故的媒体报道之后得出结论：“在传媒与国家的互动上，2011 年发生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揭示了中国传媒易被忽视的社会运动倾向——当机会来临时，他们会公开反抗国家的新闻管制和操纵。”③但情况远比这些复杂。学者黄煜、曾繁旭指出中国媒体与社会抗争之间存在互激效应，但必须依赖两个变数：“高度媒体市民社会”的存在以及政策企业家使用媒体的能力。④

党报虽然对社会运动持肯定态度，但是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的，维护政府形象、化解矛盾是其主要导向。都市报面向市场，不可能不考虑受众的需求，但大都采取中立的立场，尽可能地协调各方利益。深度媒体一向以舆论监督、促进社会改革为己任，但它一味从民众的立场解读事件，忽视了政府信源，显得过于主观。

纵观国内媒体，都市报采用的“协调框架”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操作过于简单，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缺乏对细节和真相的挖掘。党报和深度媒体在政府立场和人民立场之间各有偏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无助于发现问题的多个侧面。因此，新闻客观性仍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提及的一个信念，它更要与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寻找实际的操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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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华夏出版社，2003

③陈宇，《中国传媒的社会运动倾向——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为例》[D].中华传播学2012年年会论文，2012

④黄煜、曾繁旭，《从以邻为壑到政策倡导：中国媒体与社会抗争的互激模式》[J].《新闻学研究》，2011（10）：167-200

（作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硕士）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