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异化与科技专制——从英剧《黑镜》谈起

【摘 要】媒介的空前发达使“屏幕”代替了感官成为联系人与世界的桥梁。科技日益深入地渗透于人类生活，改变生活、交往方式的同时加剧了人的异化。科技挑战传统权力边界的同时带来新的系统化专制，这是英剧《黑镜》的核心关切，也是“数字化生存”下可预见的未来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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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黑镜》 科技 媒介 异化 专制

在历经了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之后，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人类广为传颂的新“神话”，并日益形塑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交往方式，甚至思维路径。媒介的空前发达使其日益成为人类感知世界的唯一方式，每个个体的认知与行为都源自已经被“中介化”的世界。从本质上说，“屏幕”代替了感官成为联系人与世界的桥梁。技术批判题材素来是影视文本的重点关切，特别是在日渐步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英剧《黑镜》便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担忧和反思诞生的先锋电视剧。

一、科技重塑生活：《黑镜》的叙事与预判

《黑镜》是英国电视四台推出的迷你剧，每季3集，目前已播出两季。每一集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背景设定、人物角色和故事情节，从媒介权力的边界，新统治力量的崛起，到虚拟与真实世界的混淆，娱乐至死的病态，再到技术主导下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的变化演进，核心关切直指对未来技术无限发展所带来隐患的预判，影片基调黑暗，感情色彩悲观，满载着对人类终极出路的深刻思考。正如《黑镜》的编剧查理·布鲁克（Charlie Brooker）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所说：“黑镜子”就在墙上、在书桌上、在手掌中：是电视机、监视器以及智能手机上发着冷光的屏幕。科技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像毒品一样会让人上瘾，《黑镜》正是关注科技的副作用，把镜头聚焦在介于欢乐和不安之间的灰色地带。①

《黑镜》已经播出的两季共6集，第一季分别是《国歌》、《1500万元的幸福》和《你的全部历史》，第二季包括《马上回来》、《白熊》和《沃尔多一刻》。两季内容一脉相承，表达着对“黑镜”——屏幕操控的未来世界的忧思。《国歌》和《沃尔多一刻》均涉及政治题材，展现了传统“大政府”权力的消蚀，以及媒介对政治前所未有的操控力；《1500万元的幸福》和《白熊》则用超现实的手法展现了福柯在边沁基础上所描述的“全景式监狱”，“凝视”不仅存在于想象中，而是通过屏幕占领生活，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全部，“规训”与“惩罚”更是前所未有的严苛残酷且不由自主；《你的全部历史》和《马上回来》共同关注科技对人际交往、乃至亲密关系带来的影响，叩问技术的无孔不入给人类最朴素、最基本的伦理带来的困境。

二、乌合之众：《国歌》与《沃尔多一刻》的讽刺

互联网因其开放性，自诞生之日不久就被寄予厚望，几乎成为“民主”的代名词。特别是社交媒体崛起后，这一期待与日俱增，网络发声日渐突破虚拟社区，占领日常生活世界，甚至左右政治决策等关键环节。关于互联网与“民意”的讨论从未停止，并愈演愈烈，同样也是查理·布鲁克及其《黑镜》的关切。

《黑镜》第一季第一集《国歌》的开头并不新鲜，首相深夜接到来电，得知匪徒绑架了公主，并在社交媒体YouTube上传了有公主被绑影像的视频，向当局提出交换条件。这种桥段在无数影视作品中均有所涉及。然而，不同于惯常套路，绑匪的要价并非金钱、地位、政治诉求等典型筹码，而是要求首相与猪发生关系并向全国直播。首相迫于“民意”压力只得就范。接受采访时，几乎所有民众都表示不会收看这违背人伦的一幕，然而真正直播时所有人都食言了，通过各种“黑镜”——屏幕边收看便品评着。事实上，绑匪早已在直播前半小时释放了人质，但猎奇心理下的万人空巷，导致没有人发现昏倒在路边的公主。事件以绑匪的自杀结束，而最直接受害者首相夫妇则破镜难圆。绑匪凭借此举获得了“行为艺术”大奖，他用生命对全民进行了一次道德考验，也因结果的残酷而绝望，全片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反而是最初为万夫所指的暴徒，这何尝不是对善变、虚伪而自私的“民意”最赤裸的讽刺。

第二季第三季名为《瓦尔多一刻》。Waldo一词源自古德语，有统治之意，也是法国一位宗教领袖的名字Peter Waldo，他按《马太福音》行事，变卖所有家产用于救济穷人，然后开始巡回宣教，并创立了瓦尔多教派。该教派挑战教会权威，宣称“教会也是会犯错误的”，“普通信徒也有资格讲道”，后被当时里昂大主教和罗马的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定义为异端，受到审判和压制。影片用这一名字给“主人公”——卡通蓝熊命名，已暗涵“平民”、“异端”、“反权威”之意。蓝熊Waldo原本是一个插诨打科的喜剧节目角色，因社交网络的传播而越来越火。制片人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决定让Waldo参加国会竞选，与地位显赫的政客们交锋。Waldo并无清晰明确的施政纲领和谋求民众福祉的未来规划，只是凭借对政客猛烈的嘲笑、批判、攻击，甚至脏话谩骂，迅速赢得了超高人气，成为民众竞相追捧的政坛新星。当Waldo的幕后配音演员Jamie在内心挣扎后决定揭穿真相，呼唤民众重回理性，正确地行使投票权时，根本无人回应。为民发声的“民主”外衣下是虚伪的政治，被绑架的“民意”，丧失理性、娱乐至死的“乌合之众”，这是充斥在《瓦尔多一刻》中的辛辣讽喻。

三、异化：数字化生存下屏幕与人的关系

两次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使之迅速的蔓延，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革新，并重塑着世界格局。毋庸置疑，以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物质空前繁荣，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无限压缩，现代生活方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也将人类置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经济危机、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也不断被新技术及其催生的新事物所形塑。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资本主义的事实情况是：表示其特征的不仅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且有影响人的本质的大灾变……”②这种“大灾变”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异化”。马克思从劳动出发探讨异化问题，马尔库塞则将马克思批判分析方法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结合，将异化置于社会关系和人的精神体验层面，并阐释了大众传媒和文学艺术在人思想文化的异化中扮演的角色。

马尔库塞指出，“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③这就是“大众文化”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工具的作用至关重要，提供了异化的合理性。屏幕作为沟通媒介与人的桥梁，是人工作、生活的工具。然而，现代社会的问题恰是人逐渐在娱乐中丧失“主体性”和批判精神，被屏幕所奴役，沉溺于“数字化生存”方式，沦为“单向度的人”。由此，《黑镜》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愈加迫近。

四、科技专制：后现代式的未来图景

与人的异化相伴共生的是技术对人的规训。步入近代以后，科技进步逐渐成为引领各行业领域变革的核心动力，信息技术革命更是远胜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辐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迷思”。科技被贴上“公共性”的标签，美化为“为全人类谋福祉”的“终极利器”。然而，技术从开发到应用，无不受利益所驱使。掌握资本和话语权的群体依据自身利益需求，有选择性地决定技术发展的方向、速度及其应用领域，并将由此攫取的利益用于下一步的科技研发，实现资本的增殖与循环，同时凭借货币资本换取社会资本，扩大影响力。而带有“贫穷”、“落后”等标签的弱势群体则被无限边缘化，甚至干脆被排除于“科技之光”的普照范围之外。

然而，这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既得利益者看似“呼风唤雨”，也无法摆脱反制于科技发展的境地，既得利益者因条件形势的转化，随时可能沦为受害者和弱势群体。正如《国歌》中的首相和《瓦尔多一刻》中的Jamie：作为一国元首，拥有无上权力，却无法控制经社交网络传播扩大的“民意”，被迫做出违背人伦击穿底线的行为；作为木偶操线者，塑造的人物获得全民热捧，真实的声音却隐匿在众声喧哗里，无人注意。

马尔库塞对此早有判断，他指出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集权主义社会，而造成这种集权性质的正是技术的进步，“技术合理性已变成统治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我们的社会用技术，而不是用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④从这个角度出发，技术进步规定了一切活动合理与否的判别标准，形塑人们的认知模式，成为为统治阶级辩护、塑造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和社会控制的新形式。相较于以往法律、规定和“暴力机关”等控制形式，以技术为依托的新形式更具有隐蔽性和麻痹性。以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和社交媒体为代表，这些新的控制形式以使人愉悦的轻松方式，将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观念灌输于人脑，消解人们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完成意识形态的驯化与重塑。

这种专制不仅体现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更体现在人对科技的依赖。可以说，人类生存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无法摆脱巨大的社会机器而独立存在。人的“主体性”前所未有的薄弱，并仍处于不断沦丧的过程中，无法逆转。

科技不但占领了日常生活，而且吞噬着传统权力边界，挑战着统治权威。《黑镜》用其黑色的基调和辛辣的讽刺展现了这样一幅科技专制下的后现代图景。科技就像一张网，覆盖全世界，导向“通往奴役之路”，无漏网之鱼。这是当下及未来社会的“螳螂捕蝉”寓言，也是无处遁逃的科技营造的“恐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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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查理·布鲁克，《科技也成瘾——〈黑镜〉的启示》[N].《卫报》，2011-12-1

②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Bos-ton，Beacon Press，1972. pp.29-30

③④马尔库塞 著，张峰、吕世平 译：《单向度的人》[M].重庆出版社，1988:80、6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博士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