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布尔迪厄的“场”论看“新闻场”与“学术场”的互动

杨雅舒

【摘要】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为基础，剖析了“新闻场”与“学术场”的博弈。主要从“新闻场”对“学术场”的引入方式、扮演关键角色的因素以及博弈后学术场发生的变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构建出“新闻场”与“学术场”的互动场景。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关于电视》 新闻场 学术场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的内容。本书主要分为前言、台前幕后、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附录四个部分。在本书的译序中，周宪谈到布尔迪厄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这也正是该书的两大主题。

在此之前，首先明确“新闻场”的概念。所谓的“场”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①布尔迪厄认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他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②虽然它有着自身的法则，它却又是一种最容易受其他“场”所干扰的“场”。

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写道“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电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③这也恰好和本书的关于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参与到媒体节目制作中去的描述不谋而合。那么，二者是如何交汇的，又对“学术场”产生了什么的影响呢？

一、“新闻场”将商业引入到“学术场”

今天，中国电视业已经越过了巅峰，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中的僭越也越来越备受关注，实际“新闻业的操纵控制力量也是可以用更为巧妙的方式，利用特洛伊木马的原理，发挥作用，那就是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他们借助外部的力量，可以得到无法从他们的同行那儿得到认可。”④这就是他们的吸引力所在，也是那些所谓的不是哲学家的哲学家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因为，“学术场”中的人“要获得自主性，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批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⑤”但与“新闻场”的合谋似乎能让这类学术研究者快速获得象牙塔之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则并非基于其专业能力。

另外，电视惯于“提供看似民主的评价手段，取代由专业场所强加的专业认可标准”⑥。“新闻场”对“学术场”的干预将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学者们趋之若鹜的动因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样。实际上，电视的评价体系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体现民主性，只不过这种民主的主体是具有普遍性的“大众”。矛盾在于作者认为的民主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而应该是特指“场的民主”，而民主的主体应该是场中的个体，正如布尔迪厄在书中谈到，“我曾经指出，电视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降低了进入某些场，如哲学场、司法场等的入场权；另一方面它能够触及最广大的民众。”⑦因此，电视打开了“新闻场”与“学术场”之间的大门，而这个场内的个体的概念似乎变得模糊不清，新闻场的受众与学术场的“受众”身份在这一个时间、空间上被解构。但这里的“民主”应该是具有自主性的学术场中的个体，而不是最广大的民众。

回到“评价标准被替代”上来看，专业场所强加的专业认可对一类文化生产者是渴望而不得的。因为，越是专业资本薄弱的人，“越愿意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利，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和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⑧反之，真正具有雄厚专业资本的人，他获得认同的方式、以及认同感的来源就不同于前者。布尔迪厄把这一类知识分子看作是特洛伊木马，他们与电视场的共谋导致的结果是“经济的法则渗透到知识场来”。实际上，新闻界本身就是一个场，其最大的特点是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的方式加以控制。而产生这两种后果背后的逻辑即是：“收视率”为衡量标准，电视经济法则为核心驱动力。也即，“新闻场”在畅销书、电视名人的诞生下，与“知识场”产生了勾连。这种以“收视”、“销量”为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的经济行为使得经济法则渗透到“知识场”。

二、“知识分子记者”的中间人角色

如上面所谈到的，畅销书作家、电视名人等知识分子被布尔迪厄看做是特洛伊木马。在经济法则对知识场的渗透，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就是“知识分子记者”。也即布尔迪厄在书中所说的：“新闻场（尤其是对哲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通过处在新闻场与专业场（文学的或者学的等等）之间的不确定位置上的文化生产者的干预，对其他文化场施加影响的”⑨。“知识分子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秘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allodoxia）的自发倾向”。⑩以电视节目中的学术名人为例，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利用媒体渠道，用上述看似民主的方式对“屏幕”里的名人进行“专业能力”的强化，实现自身媒体、平台的收视率、收听率；另外，从大众文学作品来看，这些中间人又通过“畅销书排行榜”的方式方法对文化产品生产产生间接但长期的影响，并由此又树立起自己的平台品牌，巩固自己的收视率，为下一轮的文化产品生成做准备。也即是，电视场中“生产”出来的文化名人、学术专家，就是通过电视来获得“知名度”，他们的手段是“取悦大众”，电视制定的“学术专家”的评判标准筛选参与对象，而“知识分子记者”就在这个时候穿针引线。这就是中间人与“屏幕中的学者”的互相搭台的共谋。他们通过和谐的方式实现了彼此的利益诉求。然而，这些“知识分子记者”与“屏幕中的学者”的合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专业的自律性”的消解。

三、场的自律性是消解的后果

布尔迪厄提到的19 世纪作家曾奋起反击艺术可以接受普选判决的观点，以及将先锋艺术提交公民表决或进行民意测验的想法，他对此的态度是“我们不能要求进行全民表决（或民意测验）去解决科学问题（尽管人们常常这么去做，但是间接的、无意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势必会摧毁科学生产赖以进行的条件，也就是说那道保护科学（或艺术）禁地，不让它受到外部的——必然是不适宜、不得当的——生产和评价原则的破坏入侵而构筑的屏障。”⑾

另外，布尔迪厄认为“专业生产者（或他们的产品）与普通消费者（读者、听众、观众，还有选民）之间的距离的存在基础，是个专业生产场的自主性，从民主的原则角度看，这一距离的大小，消除的难度的高低，以及能否被接受，都因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⑿。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场”的民主应该是“大众的民主”还是“专业生产者”的民主。这种距离当然是建立在知识鸿沟的基础之上，这种鸿沟不应该由“倡导知识民主”来消弭。在现实条件下，专业场需要自己的自主性、自律性。因为，专业场的标准和原则，是普通大众难以准入的门槛，电视片面的去消解，无疑是对它自主性、自律性的藐视。但在实际状况中，场的自主性的自我防备是弱的，乏力的。“新闻场”的魔力在于它能释放源源不断的荷尔蒙，吸引那些缺乏专业资本的个体。因此，始终在寻求“认同”的缺乏专业资本的个体就深陷“新闻场”的荷尔蒙中。而实际上，最根本的驱动力则是市场的经济法则。在专业场自律性消解的同时，“新闻场”依然以民主的评价手段出现，以这样的合法性来取代专业认可标准。

结语

实际上，在“侵入的后果”中，布尔迪厄除了描述了对“学术场”的影响，还谈到了“新闻场”对政治场、司法场的影响。他认为：“新闻场和政治场出于一种斗争关系，且新闻场包含在政治场中，同时又对其产生影响”⒀放在我国的环境下，似乎“新闻场”与“政治场”的关系更为简单，前者受制于后者。而市场和民众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二元分裂（既要是党的喉舌，又要是市场化运营的组织机构）的中国新闻场。

布尔迪厄也提出被经济需要的压力打乱了诉讼程度或等级制度，那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这些年发生在我国的诸如“药家鑫事件”的各类“媒介审判”足以回应布氏的反问。并且，这种情况下，新闻场通常以“媒介压力”的形式介入司法场，强暴司法审判。

总之，布尔迪厄的电视观放在我国当下也是适用的，电视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其他“场”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事实不单是书中呈现的样貌，在我国似乎有着更为复杂的关联和互动。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这种“场”与“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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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4-95、97

③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三联书店，2002：60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