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影像中外来工归属感的表达与迷惑

彭华新

【摘要】春运影像通过新闻中的图片、视频等媒介形式，展示外来工在“过年回家”过程中遭遇的苦难、经历的喜悦，并通过种种具有符号特征的画面呈现这一群体的复杂情绪：对“家”的渴望，以及对现代都市的留恋。这正印证了当代外来工归属感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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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春运影像外来工归属感

一、春运影像：外来工迁徙纪录的宏大叙事

1、春运影像的表达魅力

影像区别于文字与音频等符号，是一种既直观又隐晦的表达工具，“影像是对现实世界的提炼、抽象和概括，源于现实，但高于现实。”①可以说，在具体语境中，影像符号具备特殊的社会暗示功能，能实现“不言而喻”的传播效果。本文所指的“春运影像”涵括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新闻信息中所有与图片、视频有关的内容，从视觉转向中研究春运传播中的外来工归属感。

毫无疑问，一年一度的春运已成为浩大的人口迁徙，同时也是一场宏大的媒体盛宴，主角为“回家过年”的外来工。在春运现场，媒体的镜头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凸显外来工归属感的画面，紧揣着票根的粗糙的大手、牵着父母衣角的儿童、被大件行李压弯了腰的大汉、手里提着的电子产品礼品盒、取到车票后开心的笑容。总体而言，影像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呈现壮观场面，排长龙的购票队伍、人潮涌动的进站人群、拥挤的车厢，同时传递购票信息。这种宏观描写勾勒出了中国特有的定期人口迁徙，并隐喻这些场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化；其二，刻画心理细节，外来工购票难的“忧”、爬车窗的“苦”，上车后的“喜”，这些细节均通过影像呈现出来。

2、春运影像中外来工的众生素描

无论在日常报道中媒体如何建构外来工的负面形象（如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但在春运报道中，媒体对外来工充满了温情，特别在影像中不时呈现出赞许与同情。影像的众生素描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其一，悲情叙事。“悲情之美”是春运报道的感人之处，它通过亲情割舍、苦难际遇等影像素材参与抒情，带领受众体验孤独、伤感和底层的挣扎。悲情叙事偏重于感性情怀，这是春运报道理念进步的结果，近十年来，我国春运报道“其过程经历了‘资讯春运’、‘平安春运’、‘幸福春运’转型升级的三个阶段”②。春运影像的悲情叙事是与“幸福春运”类似的一种感性情怀，两种情感看似分道扬镳，但实际上，作为“回家”的代价，离别和苦难带来的悲情之美正是“幸福”的另一个侧面；其二，戏剧性叙事。春运影像虽没有影视剧中的悬疑和情节，但与日常生活的接近使它有更强的现实刺激感，戏剧性从而产生出更强的吸引力。可以从悲剧、闹剧、喜剧三种类型来分析春运影像的戏剧性叙事：在车站广场中，车票遗失，失主回家的梦破碎；亲人走失，回家团圆的梦破碎，春运影像中不乏这样的悲剧事件。闹剧事件更为常见，归心似箭制造的极端行为此起彼伏，用影像来表达也能满足人们的围观欲，上火车时的爬窗、在拥挤车厢中的各种睡姿，都能形成一种影像闹剧。媒体的社会建构特征要求它们试图将这些悲剧或闹剧转化为喜剧，比如号召社会参与协助、督促政府加强管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这是可以实现的。

3、春运影像中外来工的“身份归一”在目前的研究中，“外来工”这一概念还有些含混，相邻概念繁多，如农民工、流动人口。在众多的理论研究中，这些概念没有较好地区分开。第一，外来工包含了从小城市往大城市流动的一部分人口，与“农民工”相区别；第二，外来工具有一定的“暂停”特征，在城市中有相对稳固性，与“流动人口”相区别；第三，外来工特指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或小商小贩，与外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相区别。“外来工”概念包含了跨区域的农民工、技术工、小商贩、企业基层管理人员等人群，其中除农民工外，其它部分群体不一定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可能有较好的经济能力、文化素质，甚至拥有一定的社会话语权。也就是说，外来工群体内部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身份分层。

然而在春运影像塑造的场景中，外来工群体各个层级的身份被含混化，最终融合为一种身份，即期盼着尽早回家的“外乡人”。“大包行李、一张车票”成为他们共同的身份象征。无论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如何，购票难成为他们共同的困境，在影像中，他们表现出相同的忧愁、苦难与快乐。“亲人团聚、回家过年”是他们共同的信仰。在传统文化的笼罩下，外来工这一人群成为了与“本地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思乡客”，并通过影像的细节描写将这一情怀公之于众，从而模糊了身份界限。

二、春运影像中的外来工归属感表达

1、“回家”：春运影像的永恒主题

从对历年春运报道的分析发现，“回家”欲望是影像表达的主题。影像展现的是“风雨夜归人”的悲壮场景——即使经历苦难，也要“回家”，这个“家”，不是日常生活中寻常意义的家，而是给自己内心带来安全感、欣慰感，并时不时引以自豪的“家”。这便是归属。春运影像对苦难描写和悲情渲染，实质上是对“回家”决心的曲折表达，凸显出“家”的召唤力量。长龙似的购票队伍、如山似的行李包囊、刀割似的凄风冷雨，这些具有强烈震撼力的画面在隐喻着一种涵义：比起回家，这些苦难都能够忍受。特别是春运报道中，外来工回乡“摩托大军”的壮观场面，更是在强化人们内心的“回家”欲望：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安全隐患，这些都无法阻挡回家之路。

2、春运影像中的“家文化”呈现

外来工的“回家”欲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文化”在春运影像中的显现。“家文化”是以农业社会为根基的一种文化形态，外来工的归属心理正来源于此，它“是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以家庭（家族）意识为中心的种种制度、行为、观念和心态，它包括家庭（家族）结构、家庭（家族）观念和家庭（家族）伦理三大要素。”③血缘、地缘和亲缘对外来工产生种种伦理规范，并且这种规范深植内心，并培植成为了这一群体的修养和信仰，因此，即使长年在外打工，仍将“家”等同于“家乡”者大有人在。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家文化”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外来工的归属需求不如农业社会那么强烈，但春运的自我镜像让他们信仰回归，重新观照自我身份。春运影像将外来工的“回家”壮观场面进行集中式和典型性展现，在一个特定时间点，让积压于这一群体内心的情感通过影像宣泄出来，从影像中，外来工强化了自我的“外地人”身份，也增强了“回家”的渴望。

3、春运影像对外来工归属感的建构

从历年春运报道分析可知，媒体在有意建构外来工“回家”的概念，因为这既符合传统文化伦理的要求，也契合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发展。一方面，平安回家、合家团圆，这些景象是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有利于社会伦理的有序、和谐，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力量对春运这一盛大场面的维护、对外来工回乡之路的协助，有利于达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尊重和理解，形成社会凝聚力。因此，我们可以依据这两方面来积极解读诸多春运影像：紧揣着票根的粗糙的大手，意味着辛劳了一年，终于可以回家了；牵着父母衣角的儿童的特写镜头，意味着回家与亲人团聚；被大件行李压弯了腰的大汉，意味着满载而归。对影像的积极解读，增加了人们对外来工归属感的同情与理解，虽然这种“归属”与现有的生活背道而驰，属于两个“世界”，但媒体建构的概念与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三、外来工在春运影像中归属感迷惑

1、城乡归属的迷途

学界对外来工的生存境遇研究可基本概括为：改革开放以后，外出打工人群逐渐成为普遍社会现象，伴随着离乡、冲突、认同这一漫长过程，怀念家乡与适应他乡是一种无奈的心理体验与无措的生存尝试。他们的心理归属在“乡愁的迷失”与“现代性的迷思”之间徘徊，乡愁成为一种集体心理情绪，进而抽象为时代症候，即“城”与“乡”的二元对立。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拒绝现代文明和顽守传统文化的借口。他们既怀念过去的安全和安静，排斥城市给予的挑战、压力和歧视，同时又觊觎现代社会的华丽。春运影像中外来工所携带的“礼品包”便是印证，如电子产品、现代玩具、流行时装，影像传播者试图表达这样一种意图：外来工虽然归心似箭，但对城市（工作所在地）的眷恋同时存在，以至于以物质的方式向家乡证明自己的城市身份。这类影像传播在事实上干扰了外来工“城”与“乡”的归属边界，对他们而言，“城”的小家庭与“乡”的大家庭同样具有诱惑。

2、阶层归属的尴尬

外来工的“身份归一”将这一群体中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者归列为与“本地人”相对应的“外地人”。在春运影像的叙事话语中，“外地人”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影像传播者也在刻意强调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底层”境遇，即使充满着回家的喜悦，携带着时髦的年货，春运影像始终掩饰不住这一群体曾经经历的苦难：粗糙的双手、满是皱纹的笑脸、破旧的编织袋中夹杂着显眼的礼品盒。这些影像吻合了社会对外来工的普遍认知：相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律师等精英阶层和社交圈稳定的“本地人”，外来工的职业普遍缺乏稳定性和社会话语权。由于受到学历、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局限，外来工缺乏畅通的阶层上升渠道，但作为一种理想，在媒介接触中遭遇春运影像对他们的阶层定位。特别对于80 后、90 后外来工而言，这种定位过早固化了他们的阶层属性。

3、两个“家”的隔阂

家乡的“大家庭”与城市的“小家庭”（个体）的隔阂对80 后、90 后的新生代外来工特别明显。相较于父辈，新生代外来工善于接触新媒体，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在个人价值上更倾向于“背叛”传统的“大家庭”，也更易于融合城市氛围。两个“家”的隔阂在这一群体中更为突出。无论是电视画面还是报纸图片，传播者均未忽视这一现象，并依据具备符号特质的怪异服装和发型将其归类于“非主流”。在春运影像中，不难发现经常有充满活力同时也不失另类的新生代外来工穿梭于编织袋行李之间，在画面中他们刻意与衣衫褴褛的父辈保持距离，凸显内心对传统“大家庭”的不屑，以及对都市文明与流行文化的顶礼膜拜。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梦想并非千里之外的“大家庭”，而是城市中的“小家庭”，对他们而言，“过年回家”的归属感涵义远不如其父辈强烈。

结语

春运影像通过视频、图片等符号形象化地刻画了外来工在春运这一特定时期的忧与喜、苦与乐，并在这一过程将外来工符号化。一方面，他们普遍对“春节回家”具有宗教般的信仰，经历苦难也要回家，因此春运影像带有强烈的悲壮色彩，被描绘成“史诗式”的人类迁徙；另一方面，外来工在工作所在地建立的生存基础和个人价值，以及他们在工作中对现代社会的逐渐认识，导致他们产生一定的归属感迷惑，春运影像也运用视觉冲突在极力描绘，实际上，迷惑来自于外来工的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春运影像通过城乡差距、阶层隔阂以及新生代外来工对传统“家”的“背叛”，强化了这一冲突。□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电视民生新闻与外来工的归属感建构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GD14CX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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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盛希贵：《影像传播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8

②杨进，《春运报道“转型升级”三阶段——从近年春运形势变化看广州日报的探索》[J]《. 青年记者》，2012（7）

③戴烽：《家文化视角下的公共参与》[J]《. 广西社会科学》，2008（4）

（作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博士）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