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网络流行语的生发机制

赵利利

【摘要】网络流行语是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范围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与“网络吐槽”、“网络人肉”等现象互动并存的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本文以符号学理论、“文化工业”理论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基础，剖析网络流行语的生发机制，认为网络流行语既是语言能指、所指及其关系的进化，又是消费主义社会成熟的产物；同时也是公民权力强化的体现。社会普遍用语常常表现了社会心理，隐藏着集体无意识，网络流行语中过于粗俗和暴力的部分应该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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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语言符号话语权力

网络流行语是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大范围普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并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代背景下，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与“网络吐槽”、“网络人肉”等现象互动并存的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网络流行语并不只是流行于网络，随着计算机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线上线下的二元互动逐步让位于它们之间的有机交融，网络流行语往往溢出网络社区直接影响到现实生活的言语建构甚至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网络流行语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它的出现也常常伴随着一定的社会心理动因、网民政治诉求以及相应的舆论势能，因此，探究它的生发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一、所指与能指的进化

从符号学的角度审视，语言系统是一种特殊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同样由能指和所指两方面的因素构成，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遵循任意性原则，而语言符号的二重性特征又使它同时具有可变性和不可变性。能指在选择它所要表达的观点上是自由的，但是，一旦言语社会形成，能指与所指之间就形成一种强制性的契约关系，语言符号因此具有了不可变性，随着时间的推进，语言的绝对连续性中又包含了相对的变化性，语言的可变性表现为多种形式，但不管变化的因素是什么，结果都会导致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①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②

网络语言仍然是符号语言，它仍然遵循语言符号的基本原则。结构主义由经典结构主义向后经典结构主义转向之后，社会语境成为影响符号变迁的重要因子。伴随着语言使用的历时性延伸，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进化，而这种进化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语境的变化。社会语境的变化首先引起所指范围的直接扩张和所指内容的现实变异，而所指的变化又带动能指的进化，旧有能指的物质存在进行相应的变异或者重组形成新的能指、所指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成新兴社会关系的符号化，新的语言形态也就应运而生。

网络流行语的能指建构大多仍以传统语言符号的物理形式为根基，辅以基于计算机语言的其他延伸符号，如表情、动画等。网络流行语的盛行是当下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心理的直接体现。一些网络流行语的现实源起是为了表达特定社会群体潜在的政治诉求，如因厦门PX 事件而流行的“散步”；另外一些网络流行语则是社会关系重构后的副产品，如“淘宝体”，一个简单的“亲”字表现出我国市场经济供需关系的新平衡和买家卖家地位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成熟；还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则是应网络时代快速碎片化的生活习惯而产生的，它们的出现最初只是为了促进网络交流的简单快捷，例如“不造”（表示“不知道”）、“表”（表示“不要”）等缩略词组；此外，有些网络流行语的生发是网友为了释放被日常生活压抑的情绪，这些网络语言多表现出低俗倾向。

二、符号消费

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偏向与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取向密切相关，网络文化亦如此。在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中，文化必然深深地刻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媒介文化产生了明显的消费主义转向。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消费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所谓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③符号消费的高级阶段某种程度上放逐了物的载体性，成为漂浮的所指的游戏。人们被膨胀的符号所包围，语言符号成为这种符号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符号在语言经济学原则的隐形支配下完成符号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符号的变异伴随着人们对变异符号的需求此消彼长，形成新兴媒介场域上的流量经济。

网络流行语作为消费符号在人们的交流中得到消费价值的变现。一方面，随着“文化工业”的成熟，名人的象征性符号消费成为符号消费市场的重要动力之一，以各种明星和网络名人为重点的“消费偶像”直接成为很多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商”，这类流行语的盛行本身就是对可消费名人消费，如流行语“duang”的一夜蹿红，与其出自成龙之口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行且珍惜”的广为人知更是娱乐明星生活丑闻被消费的佐证。

另一方面，语言符号一旦成为消费品就必然以被消费为绝对目标，而每一个符号，它想要被消费就必须和其他商品产生差异，④因此，求新求异成为网络流行语生发的又一个强大动力，有时候，这种对“新、异”的追求甚至走向了极端。2013 年，网络上掀起一股重组四字成语的旋风，一时间，“不明觉厉”、“累觉不爱”、“喜大普奔”、“人艰不拆”、“十动然拒”等流行语充斥网络空间，但是，因其读起来佶屈聱牙、构词规则又无章可循，大大提高了符号消费的费力程度，所以，这些过分新异的所谓流行语不久之后就淡出人们视野。

三、话语与权力

在西方后现代思潮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中，福柯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从《知识考古学》所研究的话语构建性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到《谱系学》所研究的权力的话语性、话语的政治性和社会变革的话语性，福柯将话语视为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的建构和变迁同时建构、维持和改变着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所维系的阶级、集团、共同体、和这些集合体之间的关系。福柯强调话语的历史性，认为话语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发生进化，新的话语会不断产生出来规范社会生活，这种规范的功能性伴随着知识/权力关系的形成。⑤

语言是话语的基础也是话语的直接体现，新话语出现的显在形式便是语言的发展。语言作为人类思维、交往、生活最重要的符号，其本身的能指、所指以及这两者与社会语境的匹配都暗含着权力的张力。每一种新的语言碎片出现在旧有语言系统里都意味着已有权力关系的微调，而新兴语言体态的发展壮大则意味着新的权力主体逐渐取得政治地位上的有利形势，语言是话语格局和权力关系的指示剂。语言、话语、权力三者之间构成了社会生活中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型。语言不只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是建构社会事实、社会主体身份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有力手段。语言是动态发展的，语言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的控制，是权力的产物，同时也是权力的彰显。网络流行语言的出现事实上正是一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变化的体现。网络流行语不只是语言符号物理实在的变异，更是新型符号背后话语生态的动态调整。这种动态调整的根本原因就是话语主体权力关系的动态调整，而语言的多元化变体反过来又促进了话语主体权力格局的成型。

网络流行语出现的基础设施是计算机网络环境的全面普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联通为契机，网络传播媒介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网络论坛是人们触网的重要形式。网络论坛的兴起让草根大众在公共空间发表观点的门槛急速降低，公民话语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此后，网络传播形式的发展日益多元化，公民触网的方式也更加复杂化，最初的网络流行语就在这种新型行为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中产生了。很多网络流行语的普遍应用与某些热点的网络舆论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另外一些网络流行语则是网民对官方语态的解构，不论是哪种生发机制，它们都意味着公民话语权力的强化和公民议程设置主动地位的提升，这些都有意无意地影响着社会的民主进程，而网络社会的繁荣本身就是公民民主意识增强和民主参与能力提高的结果。

正如福柯所说，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网络语言的产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网络语言的发展经历了由草根系对传统官方语态的解构到草根民众（以网民为主）自主设置网络语态的过程（如表1），这种语言建构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语言设置主体话语权力的相应变更。

结语

随着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建立在网络虚拟空间之中的关系链条越来越深程度地社会化，网络文化在形塑社会整体文化生态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网络亚文化现象成为维持整个社会文化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网络文化现象，网络流行语的出现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降低人们沟通的成本、有助于拉近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形成新型的网络社区环境等，但是，一些过于低俗或者以情绪宣泄为目的的流行语常常夹杂着粗鄙的符号元素和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内涵，对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

语言是思想的窗口，人们以语言为中介进行思考、交流和创造。一个用语粗俗的人常常暴露其内心的粗俗。因此，当一个民族的普遍交流语言呈现出粗鄙、暴力的取向时，这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是可怕的，潜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是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传播学的若干理论框架为我们认识网络流行语的本质提供了参考尺度，同时，这些理论也指导我们纠正和引导新的传播现象走上积极轨道，网络流行语需要一个规范性的传播准入和淘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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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100-112、29

③④李恩来，《从符号学方法论到符号学本体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符号逻辑》[J]《. 社会科学家》，2014（2）

⑤田海龙，《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6）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