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媒体型智库

张倩倩

现代智库已经成为各国决策者处理各种社会复杂问题所倚重的重要力量。如何在国际舞台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顺利地融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如何应对国内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发，促进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都离不开智力的支持。在今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总书记曾指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传统媒体与智库合作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媒体中也成长了一批有调研能力、专业分析能力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也具有公信力和信任资源。倘若将这支现成的研究员队伍与媒体的自身优势结合起来，对于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本土体制和国情的智库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媒体建设智库顺应时势

（一）国家发展需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智库建设。汉高祖刘邦正是靠“初汉三杰”张良、萧何与韩信这三位智囊人物的协助取得江山；三国时期，魏蜀吴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延揽人才，其中曹操的智囊团最为庞大，包括贾诩、程昱、司马懿等有18位之多；唐太宗李世民对下属的建议也是从谏如流。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指示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上海建立了参事室，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国务院参事室也很快成立，聚集名流、贤士谋善举、进良策，为国家的发展和决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总书记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在今年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总书记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智库机构及智库人物“谏言参与”中国高层决策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2014年发布的最新《全球智库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美国拥有的智库数量最多，为1828家。中国拥有426家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同时，在地区顶级智库前10名中，中国有4家智库入选。尽管数字成绩骄人，但目前我国智库建设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独立性相对缺乏。包括资金的独立性、政治的独立性和思想的独立性，没有资金的独立性，就很难有政治和思想的独立性。我国大多数智库机构由政府出资举办，由于独立性的缺失，影响力大打折扣。二是成果的水平和影响力不够。不少智库机构人才缺乏、成果不多，甚至有的成果思想观点缺失公正，造成影响力不强和公信力不足。

（二）媒体建设智库的优势。

媒体本身可借助以下优势。响应时局，建设智库。

1．人才优势。据调查，优秀的平面媒体调查记者中，约10%左右的记者成为媒体高管，除去一些转战新媒体、投身机构公关事务、自行创业的记者外，另有一大部分被各种公司、机构招募为行业研究员。优秀的调查记者能够在做完行业研究报告的同时写出一组封面报道，并且能够主持事关行业重大战略的“政策讨论会”，可算作素质较高的研究员。

2．渠道优势。影响政府决策是智库存在的根本目的，国内很多智库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后，既无法影响政府决策，也造成信息浪费。而多数记者由于一直深耕一个行业，既可以通过身份的优势获得调查的第一手信息，又可以借助内参等形式与政府部门建立直接上达的渠道，将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3．影响力优势。记者建设智库能够为智库提升影响力创造条件。南于记者了解媒体运作和民众舆论的动向、深谙如何传播自己的声音，所以智库选择依靠媒体影响这一战略．媒体人的身份自然是一个加分点。国外智库十分重视研究成果的宣传，目前我国一些传播机构定期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特约专家文章就是带有智库色彩。

同时，媒体也较为容易举办相关热点话题的论坛、会议，组织讨论文章将各类专家、智库的观点进行再加工进而广泛传播。

4．相对的独立性。独立性是智库能够客观、公平、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相对于国外智库而言，我国的智库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还比较低。而我国决策咨询机构绝大部分设立在政府机关内部，其经费来源大部分由国家财政负担。这种决策咨询体系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必要的独立自主性，容易受长官意志左右。我国智库的结构性缺陷给予传媒集团发展独立、客观的智库提供了可能性。各大传媒组建智库可以邀请各个层面的专家，所作出的分析报告和决策建议可以不代表任何部门利益。

二、媒体型智库在我国崭露头角

国外智库不仅与政府关系密切，而且与其主流媒体互动性强，在影响社会整体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智库不仅是媒体掌握政府政策动向的重要渠道，还是媒体在重要事件上寻求解释的对象，美国大多数智库也十分愿意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以扩大社会影响力。

媒体人转型为智库学者，在欧美国家也早有尝试。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著名记者苏珊·斯特兰奇后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她的代表作《国家与市场》几乎是政治学必读书目；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孟捷慕数次参与美国参议院对华评估的听证会，其代表作《中国幻想》对白宫对华战略起到重要的作用：CNN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都是智库界的常客，对美国决策层都有重要的影响力。

国内的媒体型智库行情也于近年抬头，并逐渐办得有声有色，具体说来，呈现出以下几种形式：

（一）内参形式。

新华社利用自己的人才和网络优势，以参考新闻编辑部为依托，建设了以国际问题和国内要情研究为重点、以实证和比较研究为特点、以服务中央决策为目的、具有新华社特色的“中国智库”，发挥着中央和各级政府决策“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如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有将近20年的运作经验与人脉积累，该中心的研究员已在国内各种论坛上建立了声誉，他们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类会议，并作为主讲嘉宾。《世界问题研究》作为该中心的公开刊物，阅读对象主要为中央有关部门决策层及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新华社系列刊物更是中央和各级政府领导层了解国情，进行决策参考的重要资料。

此外，《人民日报》内参部、《文化纵横》杂志社等负责人都由记者转型成智库研究员。

（二）论坛形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传媒机构也在积极探索建立智库。如《羊城晚报》从1999年起就致力于打造“羊城晚报财富沙龙”，其“外脑库”，即“羊城晚报财富沙龙专家委员会和企业家委员会”，由300多位海内外知名经济学者、社会学家和1000多位企业家组成。每期沙龙选取财经界的焦点热点为话题，邀请3到5名“主讲嘉宾”（“外脑库”专家）——通常由“知名专家／学者”+“政府智囊／官员／协会”+“知名代表性企业家”三方组成，从各自角度阐述，起到影响社会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的作用。

前《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负责人王海明担任秘书长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在中国智库界也是声名显赫。王海明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最早的一批编辑，长期在评论版面工作，积攒了大量财经界人脉。2007年前后，他开始公开运营“中国金融40人论坛”，以极高的准入门槛和淘汰机制，网罗了40岁上下的一批金融精锐，定期举办主题研讨会，并推出有分量的报告，影响决策层。

（三）研究院、研究中心形式。

今年以来，由《环球时报》编委王文领衔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为中国智库界的大亮点。2012年秋，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为这一团队捐赠2亿元，今年6月，人大重阳研究院又筹得了2500万元捐款，拟建中国首个生态金融智库项目。根据人大重阳研究院的官方介绍，这个智库“邀聘了来自10个国家的43名国内外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近30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关系，构建了直达中央的内参报送渠道，数份内参获得中央领导人的批示”。

此外，还有《第一财经日报》编委徐以升任副院长的第一财经研究院、《经济观察报》记者新望领导的经济观察报研究院、前财经记者邹卫国任副院长的人民网财经研究院……

三、进一步发挥媒体型智库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常务副总编辑吴亮曾说，“靠一篇新闻打天下的时代基本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问题深度关注、聚合资源的时代”。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求，中国今后十年将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49年要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对如此宏伟的新使命，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头脑风暴”进行推进，而且需要形成铸就大战略、大思维、大突破的智库机构，在这股潮流中，媒体理所当然应贡献力量。

（一）组建研究圈群。

媒体一脚踏在体制内，一脚踏着市场化，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优势是很多官办、民办智库无法比拟的。媒体可以整合掌握的资源，从宏观经济、移动互联、土地、能源等各个领域邀请体制内外的人才组建论坛或者平台。

（二）培养人才库。

媒体圈内存在优秀人才，他们的优势在于既接地气，又了解社会，由于经常实地调研，所以思想也更符合社会现实。

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的发展，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仅靠单一领域的研究或是浮于表面的调查远远不够。

优秀的媒体人若想成功转型智库，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基础，对国内情况有切实的了解，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能和国际专家学者无障碍沟通，也能流畅地发声。

（三）健全筹资机制。

国外经验表明，智库办得如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要看它的筹资能力。媒体构建智库必须将筹资作为一项重要职责，有资金保障才能开展广泛的课题研究，才能有第一流的人才加入传媒智库，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筹资要从多渠道考虑，要争取政府投入：要从传媒本身的经营性收入中支出；要争取企业和基金会的赞助。等到建立完善的智力服务渠道后，媒体智库应能够依靠自己向社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来生存和发展。

（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