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我非我 非我即我——关于郁达夫小说“自叙传”色彩

文/黄伟飞

摘要：本文就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色彩进行了分析。“自叙传”是郁达夫在艺术上的独特创造。它并不是简单地指主人公经历就是作者经历的真实展现，然而作者在内心确实有过这样做的冲动和热望。小说主人公的特质与作者的内在气质，在理想层面上达到统一。小说创作是对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现，而非生活细节的自然再现。这就是郁达夫“自叙传”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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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自叙传自我个性

从1921年第一篇小说 《沉沦》发表开始，郁达夫就是文坛上毁誉不一的热门话题。誉之者曰：“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发了狂了”；“下笔大胆，匠心独运，看得青年如醉如痴”；“在有数的几位文艺先辈中，达夫先生应是最能攫住青年心魄的一位。”贬之者曰：“除了无端歌哭，无端狂笑，嘲世骂俗，牢骚满口而外，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只有醇酒妇人以消极的自杀”；“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

几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尘埃终于落定。1951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位曾被加上颓废放荡等各种恶名不见容于社会的作家，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了解郁达夫其人、理解郁达夫的作品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郁达夫“自叙传”这种小说创作方法的理解，这直接影响到对其人其文的评价。因而在对郁达夫研究已有了相当成就的今天，再来分析其“自叙传”特色，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郁达夫公开标举“自叙传”的主张，在小说创作中也非常注重“自我”这个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实现。他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那么，郁达夫所谓的“自叙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来看看郁达夫自己的解释。

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他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 《〈达夫代表作〉自序》中写道：“想在作品里表现一点力量出来，总要不离实地的经验，不违背Realism的原则才可以。这是我的真意，这我想也是谁也应该承认的一个原则。” 《〈茫茫夜〉发表之后》他写的：“我的事实Watrbeit文中，也有些虚构Dichturg在内，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过去生活。”在《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中有言：“以死压人，是可羞的事，不死而以死为招牌，更是可羞。然而我的心境是如此，我若是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心境写出来。”

由以上几段话可以看出，“自叙传”明显区别于“自传”。如果以郁达夫的小说来评判他生活态度，那是不客观的；“自叙传”也明显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从自身熟悉的生活中取材”，作者在创作中的主体意识非常突出。“自叙传”作为郁达夫小说最明显的艺术特征，也是作者在艺术上的独特创造。它并不是简单地指主人公的经历就是作者经历的真实展现，然而作者在内心确实有过这样做的冲动和热望。小说主人公的特质与作者的内在气质，在理想层面上的统一。小说创作是对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现，而非生活细节的自然再现。这就是郁达夫“自叙传”的真实含义。

尽管众口不一，毁多于誉，但是郁达夫一直在自己独特的道路上坚持到底，不曾有过动摇。因而，我们要体会其小说的“自叙传”特色，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随处可得。下面从三个方来谈谈其具体表现。

一、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形式，首先表现在作品主要人物的塑造上

郁达夫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总是强调创作主体与作品中人物的—致性，以促使艺术的“真”。因而，他在创作中，总是以自身为人物原型，从自己身上进行加工创作。纵观郁这夫的小说，虽然主人公有“我”“他”“伊人”“质夫”“文朴”“林旭”“介成”等分别，但这些人物在性格气质、受教育水平、思想情趣乃至年龄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异。在他们身上，我们处处可以发现作者的影子。

像《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是一个二十四五的青年，“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看着天上的月亮，会“突然滚下两颗眼泪来”；《沉论》的主人公“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它还“含了一双清泪”；《胃病》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梦想家，我也是一个可怜的悲剧者”；《茫茫夜》中的质夫一个人时“面上突然滚下两粒粗泪”； 《还乡记》中“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是“人生战场上的惨敢者”。而这多愁善感正是郁达夫性格的主要方面。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和郭沫若的《论郁达夫》都谈到了这一点。郁达夫自己在《闲情日记》中也写道“筌君在信中，诉愁诉恨，更诉说无钱，弄得我良心发现，自家责备自家，后悔到了无地。”如果我们将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对照起来读，不难发现小说主人公思想情感与作者有着惊人的一致，甚至作者有时像忘记自己在写小说而像写日记似地，将个人思想和生活的阴暗面毫无保留地显现在读者面前。

郁达夫小说不唯在人物形象上极仿自身个性特点，还经常透露—些真实的自我身份。如《茑萝行》中主人公的儿子叫“龙儿”，而这正是作者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在《迟挂花》中，翁则生给“我”的信中提到“我”写的《南迁》，翁则生的母亲更直接地称“我”为“从上海的郁先生”。

即使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与作者没有明显的联系，但人物性格仍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我化”。如《迷羊》中青年画家王介成与女演员谢月英之间的爱情纠葛，是作者不曾亲身经历的。但是王介成对爱情的痴迷狂热却能让人一眼看出他的性格气质与“我”、“质夫”等其他小说主人公是同一类人，仍不脱“自叙传”的痕迹。哪怕是在历史小说《碧浪湖的秋夜》中的清代诗人厉鹗， 《采石矶》中“自小神经过敏”的王仲则，作者也是在事件基本真实的基础上加上自我的性格因素，是改了姓名和生活年代的“郁达夫”。

可以说，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是郁达夫认为的真实的自我。他承受着现实的生的苦闷，捆绑的社会道义的绳索，但终不能在现实中找到出路。他看淸了现实，但又抗拒着现实。他沉湎于自己营造的悲苦愁怨的氛围中，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或者说是将现实的压力释放在精神的虚幻中，将现实中可做不可做和已做未做的事，都放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让他替作者去沉沦、去自溺，以此获得重生的解脱。

二、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形式，也表现在作品的取材上

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把构思的立足点紧紧放在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上，直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取材，写自己的经历遭遇和生活感受。

《沉论》主人公“他”自述了身世，如果把他和作者的生平相对照，马上可以看出不独事件，就是年龄、地点都极为吻合，他完全是在“夫子自道”。《茫茫夜》和《秋柳》都写到了妓女海棠，海棠是郁达夫在安庆任教时结识的，并与之有往来，还写有《将之日本别海棠》的诗一首。《银灰色的死》和《茑萝行》都提到主人公在东京押卖结婚信物金刚石戒指的事，从《一封信》中，可见亦是真事。其他小说中如《怀乡病者》中质夫回忆在北京留学考试情景，《鸾萝行》中林旭送妻儿从上海回浙江的情景，《还乡记》中回故乡的困窘等等，无一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可以说，如果把郁达夫的小说连起来看，基本上就可以从中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了。

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的生活都可以当做作者的亲身经历，否则就不会有《沉论》，更不会有以后的作品问世了。

三、郁达夫小说的“自叙传”形式，还表现在小说描述的角度上

郁达夫的小说，以描写细腻取胜。每篇小说中，都有着情感强烈的描写。这洋溢在作品中的抑郁孤独的氛围，不仅表现在对小说主人公的语言和经历的描写中，同样也表现在对事件和外部世界的描述之中。从表现自我出发，郁达夫的小说总是在自我的自叙中展开，“伊人”“林旭”，只不过是一种称呼而已。

首先，小说中鲜有完整的情节或贯穿始终的主体事件，大部分都是以心境的变化为中心的。《沉论》一开篇就是“他近来觉得可怜”点出主人公的情绪，也奠定了在小说中表现自我情绪的基础。接着写到了主人公由身为弱国学子和早熟性情的忧郁发展到性苦闷乃到最后绝望而投海自尽的发展过程。以主人公（即自我）的情绪为线索，有利于自由地表现自我。小说中主人公一唱三叹长篇独白，直接向读者诉说内心的抑郁苦闷，将自我的心情准确细腻地传达给读者。在其他小说中，也大多如此。

其次，作者以自我的眼光观察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因自我的情结而发生变形，与自我当时的心境相一致，达到借对外部世界的表现来表现自我的目的，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作者在小说中以情染物的描绘数量众多，且运用得非常的成功，使小说的“自叙传”形式表现得更为突出。

像《沉论》中“他”“做梦似地”看，就看到了“一层薄薄的霞气楼，同轻炒似的”梦境，连背后都吹来“紫色的气息”；高兴的时候，“觉得周围的草木，都连那里对他微笑”；独处时看到的是“远远里一点灯火，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 听到的是虫鼠的“息粟索落”的争食声，“梧桐的叶战声”。

看景物是如此，看人也是如此。《沉论》中旅馆的主人的女儿爱笑，便认定是“因为绝自家觉得自家的笑容是非常可爱，所以她平时总在那里弄笑。”在《薄奠》中，写人力车夫时写道“他好像是在默默想他的被社会虐待的存在是应该的样子，又好像在这沉默的思苦中间，在表示他的无限的反抗，和不断的挣扎的样子”。

以自我的眼光对客观景物和人物进行描写，借以反映自我，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使郁达夫小说中“自叙传”特色更为显著。

（作者单位：临海市中等职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