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

　　摘要：电影作为一种文学话语，不似科学话语通过严格限定和精确的推论来沟通，而是借助多个镜头的综合，在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艺术场域中，进行超时空性的意识形态对话，从而有效表达其创作主张。其所传播的话语意义不是文本内部的言说规则所能有效控制的，而使其具有能够突破审查机制的独特的艺术本性。这表明，对于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研究，就是要着重通过对其文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研究，分析其话语生成、言说方式及其特定功能，进而完整地揭示其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实质。

　　关键词：西方电影文学；传播；意识形态；话语；

　　作者简介：刘海奋(1979—)，女，陕西佳县人，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电影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被引介到我国；加入WTO的商贸协定后，每年60多部西方电影作品被引进在华传播；当前，中美签署新的电影贸易协定后，将会引进第三方检测机构评估西方电影在华的票房收入，这会使得更大量的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这样在西方电影在华传播急速扩增的当下视图阅读语境中，在全国加强意识形态建构的文艺美育语境中，西方电影文学中的西方意识形态观念与中华文明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观念，出现了对立与统一的接受问题。这使得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差异性意识形态的分析、防范、化解，共识性意识形态的引导、兼容、重构，构成了西方影视文学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西方电影文学就是一种电影化的西方意识形态言说，也就是借助电影的载体，在特定意图下对一定长度话题表述的话语展开过程。

　　一、电影文学在审美掩体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生成

　　电影作为文学，艺术性是它全部的内容，也是它唯一的现实。但是，其实电影所显现的全部现实都本源于生活，渗透于生活，而且极力冲破生活原有的历史与传统的边界，使读者价值观念的既定领域，如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甚至包括人性观念，等原有社会内部的整一性结构关系，被重新建构。电影文学利用现代摄影技术手段，融蒙太奇等多种艺术的表现方式和方法，在意识形态观念的创作意图下，形成了一种完整而价值观念极强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声画兼备、时空复合的综合艺术。其以图画、色彩等符号描绘世界，作用于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以声音符号描写世界，作用于人的想象，是声音的艺术；通过蒙太奇把一个个镜头组合起来，把声音与画面直接呈现出来，诉诸观众的视听感官，使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审美直观性。可见，电影文学的话语活动所表现的艺术性是第一位的，其作为艺术活动的审美属性显得直接而突出。但是，依照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尔诺的观点，电影文学不仅具有审美属性，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为，电影文学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网格中，处于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关联中，而生成为独特的意识形态。[1]电影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方式，不是对观众进行直白的意识形态教化，而是将观众吸引在作品的思考位置，进行意识形态对话。但是，对电影作品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本体分析，忽视了电影文学的矛盾性；只有在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矛盾关系中进行对比研究，才能深刻揭示电影文学意识形态性的特质。电影的内部话语是摄影，而摄影作为电影话语，就是以视觉对象的客观形式涵括意识形态的主观评价。因此，电影强调画面群组本身的意蕴和艺术表现，不主张滥用蒙太奇手法，过渡切换、虚拟和拼组叙述场景，致使破坏画面对意识形态传达的统一性。电影是对外部“物质现实的复原”，但是，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摄录那些典型的偶然事件，才能拍出既符合电影本性，又能够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影片。如果说对电影文学的这种理解，是侧重于对电影文学本身的内部生成性的解释，那么，从探究电影文学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对电影文学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外部关系。例如，电影艺术的创作不会脱离自己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不是把电影作品作为对生活的一番苍白无力的临摹和图解；也不是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将古代的生活进行“现代化”的屏幕转译；而是赋予意识形态以电影的艺术体现形式。这种外在的关系性是评价电影文学能否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

　　由此来看，电影采取假定性的生活话语，通过对空间的直观来转述意识形态，具有比小说文本更为有效地实现意识形态目标的话语特点。因此，对于传播在我国的西方电影文学的研究，既要分析其审美价值，又要分析其源于生产语境的意识形态蕴含，并在对比关照中，研判其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审度其在中华文化的接受语境中，是否能够继续维系我国观众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连续性。因此，这种对西方电影文学的艺术性与社会属性关系的研究，表明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研究的理论前提，西方电影文学的本源现象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载体。

　　二、西方意识形态观念在电影文学中的话语言说

　　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载体，西方电影文学承载了音乐、舞蹈、绘画、文学、建筑等审美意识形态的西方观念，而生成为独特的审美价值载体。这使得其在异域文化的传播中，获得了艺术传播的共同美感的普遍性价值平台，在审美观念的表层传播中，易于形成文化认同。电影文学的艺术形式在体积、色彩、质地、力量等方面的审美观念反映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均具有较强的审美倾向。西方电影文学强调体积大、力量大、色彩素朴、质地坚硬的审美形式，其隐含在电影文学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对异域文化，容易造成陌生化的审美效应，从而使得电影文学的审美价值传播在异域的中华文化中易于获得合法身份。同时，西方电影文学也承载了政治、宗教、法律、历史、道德的意识形态观念，而生成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载体。[2]这使得其在异域文化的传播中，遭遇到意识形态错位的差异性价值评判，在审美观念底层的文化传播中，易于造成文化认同危机，甚至意识形态冲突。因此，西方电影不单单是用图画的话语方式来叙述一个虚构的或可能的故事，而是通过创作者有意识的编导，使故事的图画流程，言说某种特定的意识观念。对于镜头的故事性是如何具体实现承载意识形态话语并使其发挥特定功能的问题，成为我国电影文学理论研究西方影视文学的新焦点。从我国当前对于西方电影文学研究的理论现状来看，在西方电影文学如何实现对华意识形态传达方面，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是，这些表面分歧的理论，却都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西方电影文学一定要实现某种意识形态传播的共同性的话语起点。[3]事实上，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理论家同时又身兼电影导演，对西方电影文学理论和电影生产实践均产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影响。因此，西方电影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了传达西方意识形态的艺术载体。但是，当前国内的这一研究，多是确立了一种问题导向和研究方法，或以演绎法来阐释电影文学意识形态性的一般原理，或以归纳法来分析电影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矛盾关系，或以品鉴法来表达对单部或几部作品审美价值导向的文学评判，仍然未能根本上突破对电影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形而上的学理困窘，同时，也未能关注电影文学在现实文化传播中的意识形态目的，更没能梳理出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中意识形态渗透的话语方式及其特定功能。西方电影文学的话语传播，就是通过电影言说，是借助电影的艺术载体，在意识形态目的的指引下，对一定长度意识形态观念陈述的展开过程。其作为一种文学话语，不似社会科学的理论话语通过严格概念限定和精确的逻辑推论来宣讲，却也能通过多个或系列镜头的综合，在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诗性文本中，展开时空对话；从而表达有效的创作主张。可见，西方电影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并非是文本内部的话语规则所能独立构建的，而是在话语传播中，在生产与接受的对话中完成的。这使其具有了能够有效突破一般文化产品审查机制灵活性。对于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研究，应该着重把握对西方电影文学传播的话语陈述行为。因此，这种对西方意识形态观念之于电影文学传播的研究，将为探讨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研究，奠定理论路径，即西方电影文学传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行为。正基于此，对西方电影文学的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传播功能。

　　三、西方电影文学在中华语境下传播的话语功能

　　作为具有多重价值属性的西方电影文学，在多元化的价值传播中，对中华语境的观众可能产生的价值影响，表现为西方影视文学传播的话语功能。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审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在没有获得观众时，这些价值观念只是潜在的价值蕴含，只有当它与观众见面，才有可能实现价值传播。可见，这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价值传播，是通过电影文学特定的话语路径，对中国观众产生影响而实现的。当前，在华传播的西方电影文学以“侦探”为话语内容，借助《007》系列电影的司法实践为宣传载体，表现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极力宣扬人类司法进步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反恐活动”为话语内容，借助《黑鹰坠落》等系列电影的反恐战斗为宣传载体，表现出西方国家为消除异己而精心设计的心理震慑；从1963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西部巨片《西部开拓史》开始，西方影视界制作了大量的“西部片”。由此，以“西部”为话语内容，西方影视文学凭着传奇色彩的牛仔形象，以及对于跃马驰骋持枪格斗的激烈场景虚拟历史的真实写照，意图宣传西方人彪悍的民族性格和倔强的精神倾向，展示其当下武力征服的历史渊源。以《意志的胜利》等众多纪录片为代表，构建“‘真实’纪录”的话语内容，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就像西方家庭的电子相册，陈述着西方世界的光辉历程，其通过一部部光彩熠熠的经典作品，展示着西方世界完美的国家曲线。纪录片比演员表演的结果更加完美，更具真实感，中国观众通过对这些看似娓娓道来的纷繁故事的阅读，便被静静地吸引在影像穿梭的时空，[4]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阻隔，误读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声音，感受“邻家”的美好日子，从而实现了西方影视进行意识形态重构的目的。以《异形》系列科幻电影为代表，西方电影尝试构建“科幻”话语内容，其借助真实科学、科学推想和思辨的方法，将未来的想象或是现实社会的冲突与魔法或宗教中的超验性观念结合起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实现其宗教排异的意识形态教化目的。[5]这些影视作品的话语传播，就是通过叙述视点的设定和叙述结构的动态调整，向观众传输蕴涵特定意识形态观念的叙事信息，进而占据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主导权。因此，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研究，就要以分析西方电影文学的这种多重的价值构成为前提，通过对其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梳理，来分析其实现价值传播的话语特点，也就是要考察其说什么，对谁说，怎么说，说了有什么效果的话语问题。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习惯了中国文学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语言形式，在遭遇到西方影视文学陌生化的艺术表达时，自觉的批评意识在影视有限的阅读时间内，难以发力。可见，西方影视利用故事层面的变奏形态，和影像的奇观效果，往往使中国阅读者迷失在影视文学视听语言的时间流程中，而不能自觉进行意识形态评价。因此，只有通过对西方影视文学传播的话语机制及其效应评价的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中国观众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从而为探索相应的对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概而言之，西方电影文学在华的意识形态传播，就是在西方电影作品与中国观众之间架起一个对话、沟通、交流、教化的话语桥梁，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传播。可以将这座话语桥梁统称为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桥梁。只要能对这座话语桥梁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内外”对比研究，就能明确地识别，在桥梁的西方一边，通过什么方式在传播，传播过来了什么；也就能够准确地把握，在桥梁的中华一头，谁在接受传播，通过什么方式接受传播，接受传播之后，有何影响。从而可以在电影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的对比研究中，在差异性与共识性意识形态的对比分析中，探索出对于差异性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防范措施，揭示出对于共识性意识形态传播的接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