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
2022-06-08
内容摘要：传统言论认为，法西斯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希特勒个人的邪恶和纳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造成的，或者是由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因素，错综复杂交织而成的结果，但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纳粹主义存在于人的心理结构。本文从心理学角度，用勒庞、赖希、弗洛姆三位心理学家的理论，解读电影《浪潮》。试图探寻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每一个人在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只要有人类就有纳粹。是群众选择了希特勒，正是群众的权威主义性格与纳粹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希特勒的宣传才获得了根基，而人的权威主义性格的形成，则是因为现代人无法忍受孤独和无能为力的境地，为了寻求安全感和归属感，主动放弃了自由。
关键词：群体心理 权威主义性格 自居作用 逃避自由机制
弗洛姆认为，在讨论纳粹兴起的原因时，人们的观点经常截然对立，要么认为“心理学根本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经济政治现象”[1]，要么“法西斯主义完全是个心理学问题。”在他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心理因素由社会经济因素塑造而成，而只有建立在心理基础之上，经济政治的统治才起效用。
本文关注的是纳粹兴起的心理方面，即它的人性基础。勒庞、赖希的着眼点都是群体心理，而弗洛姆则更进一步，他探讨了人的权威主义性格产生的深层原因。他们的群体心理理论对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先分析勒庞的群众心理特征，他指出在狂热政治运动中，个人融入群体后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接着讨论赖希的人的性格结构中的权威主义和“自居作用”，他认为这是法西斯精神的内核；最后探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说”，他认为纳粹的心理基础，是人们为了逃避个人的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感而形成的权威主义性格。
电影《浪潮》讲述了德国一所高中的老师在”独裁统治“的课堂上做了一个试验，他带领班上学生成立了一个叫“浪潮”的组织，以此解答学生的疑问，纳粹在今天的德国是否不再有兴起的可能？本文用勒庞、赖希、弗洛姆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电影《浪潮》，希望对纳粹的产生根源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群体心理特征
勒庞最早发现政治运动中的群体心理现象，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群体心理。虽然这种群体心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得出的分析，仍很好地说明了德国纳粹运动的集体心理。按勒庞的观点，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2]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呈现了历史上真实的“群众性的癫狂”：元首的车辆驶过沸腾的夹道欢迎的人群，希特勒微笑而又充满威严地挥手致意，顿时，人群涌动，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拥挤推搡只为亲眼目睹一下自己心目中的神、民族的救世主。从欢迎仪式、晨练、授旗仪式、阅兵到党代会开幕式，民众的膜拜热情熊熊燃烧，他们喧闹着、沸腾着、狂呼着“希特勒万岁！”鼎沸的人声和沸腾的人海将希特勒捧上神坛。
勒庞敏锐观察到了这种集体心理，并对此作了精彩的描绘。群体心理在他看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群体心理特征之一：从众心理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3]群体心理与单独一人时的心理不同，也就是说群体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与单独一人时非常不同。“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4]
在电影《浪潮》中，“浪潮“这个组织有统一的名称、口号、标志、手势，赖讷规定学生都穿白衬衣牛仔裤，是追求趋同一致，是迈向去个性化的第一步。“浪潮”组织提供了“平等”的幻象。“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2.群体心理特征之二：感情的强化与理性的欠缺
勒庞还发现，群体中的个人极端情绪化，他们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5]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和信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一旦接受，就赋予它专横的性质，不容许异己者有辩驳讨论的空间，不允许一件事情有中间过渡状态。他们极容易受情感瘟疫的传染，而且易于接受暗示和轻信，在一种近似催眠迷幻的情感状态下，群体展现出野蛮的一面，血腥而狂暴，甚至将残暴视为履行职责的崇高之举。他们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失去了批判推理的能力。总之，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不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
“浪潮”的成员将一切异己排斥在外：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开始了；卡罗拒绝穿白衬衣，在课堂上被赖讷无视，又被禁止进入体育馆观看比赛；在阻止“浪潮”的发展中，卡罗的男友好友与她反目，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卡罗的弟弟将同学阻挡在校门口，要求他们必须做“浪潮”的手势，才准许进入；当马尔科醒悟，提出应解散“浪潮”时，愤怒的众人叫嚣着，在赖讷的煽动鼓舞下押着马尔科走向前台，欲将他作为叛徒处决。专制的本质特征，正是在于对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和不同声音的极端排斥。
3.群体心理特征之三：法不责众
勒庞进一步发现，个人进入群体后，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6]有些念头或感情在只身一人时根本不会产生，一旦形成了群体，借着人多势众的原则，群体中的个人会发泄这些念头和情感，甚至将之付诸行动。 蒂姆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那意味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
群体是一个“无名氏”，而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律，对这样的无名氏是不起作用的。按这种逻辑推演，容易得出“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的结论。希特勒在演讲中说道“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在旗帜上看到了纲领，看到了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党徽中看到了为雅利安人斗争的使命，同样看到了创造性劳动观念的胜利。这一胜利一直并且永远是反犹太人的。”于是，为了雅利安民族的纯洁和德意志国家的胜利，集中营的大屠杀，在纳粹看来，是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负责，而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迫害残杀犹太人。
4.群体的“道德”：成为罪犯或英雄
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用勒庞的话说：“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诚实的人变成罪犯，懦夫变成豪杰。”[7]
电影中，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未加入“浪潮”之前，蒂姆受尽同学的欺凌，只能忍气吞声，而一旦成为“浪潮”的成员，他就似乎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感受到一股短暂的莫大的力量，以致他敢用枪威胁黑帮。但，也是为了“浪潮”，蒂姆最后成了罪犯。当赖讷提出要解散“浪潮”时，蒂姆在无力阻挡的绝望下，开枪射杀同学后自杀。另外，延斯主动借出自己的白衬衫给同学，也是在集体心理的感染下表现出的无私。
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勒庞所说的“民族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8]。“群体在这些信仰的激励下，很容易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并且它所能达到的崇高程度，是孤立的个人绝对望尘莫及的。”[9]纳粹军校施行的教育手段精准地把握了这种心理，它对战死前线的士兵表达钦佩，并为他们举办高规格的葬礼，向学员不断灌输强化一种荣誉观：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和元首牺牲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虽死犹荣。
勒庞认为，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弱点，给领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可乘之机。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三种手段最为重要，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希特勒非常清楚大众的心理并善加利用，他的上台正是由人民选举的。
勒庞认为群体就是无意识，大众是可以被塑造的。在这一点上，赖希与勒庞意见一致。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中，赖希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群众心理，即群众的权威性格结构，并对形成这一性格结构的缘由作了深入的探讨。
二.权威主义家庭与自居心理
在赖希看来，“一个元首或一种观念的提倡者，只有当他个人的观点、意识、纲领与广大个体的心理结构相类似时，才能取得成功。”[10]希特勒的成功在于得到中下层阶层的充分支持，中下层阶级当时在经济上贫困，按照常理，他们是最可能革命的群众，实际却相反，他们支持拥护希特勒。赖希认为，这需要从群众的性格结构寻找原因，每一种制度会形成人的一种心理结构，父权制文化下的权威家庭造就了人的权威性格，并通过自居作用表现出来。
赖希指出，“权威主义国家从权威主义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家庭成了塑造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11]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家庭成员既反抗权威又接受屈从权威，这是中层阶级的性格结构特点。父权制文化通过性禁锢塑造了人的性格结构，对儿童和妇女的性压制，使他们感到害怕、羞愧、畏惧权威、顺从，造成他们保守主义、畏惧自由的思维，另一方面产生了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因为性得不到满足，就要寻求替代式的满足，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虐待狂性质使他们的力比多有了发泄的可能。
在社会结构中，中下层阶级处于中间地位，他们对上级权威俯首帖耳，对地位居于他们之下的人来说，他们又是权威的代表。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居作用，是指一个人觉得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思想、信念等相一致时，便采取这个人的态度，同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从而使自身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家庭中，儿子除了服从父亲的权威外，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与父亲的自居作用，儿子嫉妒模仿父亲。推及到民族、国家，个人与元首的自居作用使无能、自卑的个体，感到自己就是“小希特勒”，是“民族传”的维护者。
总之，“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12]而权威主义家庭是权威主义性格再生的源泉。
三.逃避自由
弗洛姆认同赖希的观点，也认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基础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但是他不同意赖希把法西斯主义的形成片面归结为性压抑。他认为现代人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是现代人为了逃避自由，主动放弃自由造成的，而之所以逃避自由，是因为现代人无力面对个人的微不足道感和孤独感。
1.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
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是人类的天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毫无疑问，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是否也可能有一种天生的臣服的愿望？”[13]弗洛姆的回答是肯定的，弗洛姆以婴儿的成长过程类比人的自由增长过程，婴儿脱离母胎后，自我力量日益增长，在肉体、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表面上看已经完全独立于母体，但是从出生直到成长为儿童，他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孤独感日益加深。弗洛姆发现，人的自由增长过程与婴儿的成长过程相似。“一方面，人摆脱外在的权威，日益独立；另一方面，个人日益觉得孤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无能为力。”[14]这时，自由对他意味着沉重的负担，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 在中世纪，人一出生，他的阶级、地位、身份已经被决定了；生活也相对固定，人们很难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种被限制与规定好了的生活虽然缺乏自由，但是人们获得了安全感与归属感。而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使人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但“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15]在这种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因此，个人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16]
电影《浪潮》中，酒吧里的一个少年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做了总结，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蒂姆在”浪潮“中找到了归属感。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 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现在，他有了浪潮。浪潮对他意义非凡。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
2.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人们无法继续承受自由带来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全力逃避。弗洛姆指出，在法西斯国家，逃避自由的社会途径是臣服于一位领袖。
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权威主义，即“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17]权威主义性格即同时具有施虐与受虐冲动的性格。受虐冲动渴望消除自我，依附与自我之外的其它一切（上帝、自然、国家等）并彻底融入其中。施虐冲动则渴望主宰他人，使其成为自己意志的玩偶，从中体现权力的伟大。施虐—受虐冲动是共生的关系，目的都在于摆脱个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具有施虐—受虐性格结构的人，“羡慕权威，并欲臣服于它，但同时又想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要别人臣服于他”。[18]
弗洛姆认为，权威主义性格在德国的下层中产阶级（小店主、手工工匠和白领工人）、以及希特勒本人身上表现得最典型，而纳粹意识形态也表现出权威主义的心理学特征，因而希特勒的理论受到下层中产阶级的狂热追随。弗洛姆进一步指出，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和家庭刺激了下层中产阶级权威主义性格的生成。1929年的通货膨胀使他们一贫如洗，经济地位急剧衰落；战后，一直被下层中产阶级瞧不起的工人阶级地位上升，而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声誉则相对衰落；在家庭中，父亲的权威和道德，伴随德国君主政权和国家的衰落而动摇，对年轻一代不再起作用。下层中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深感焦虑和个人的无能为力。他们非常渴望臣服于掌权者，同时也想统治那些无权者。于是，希特勒成了他们的救世主。
在弗洛姆看来，希特勒是权威主义性格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同时具有施虐—受虐冲动，他的施虐冲动表现在渴求对群众的权力。同时，他又有受虐的渴望，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把自己形容成“什么也不是”、“无名小卒”。希特勒渴望臣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权力如上帝、命运、必然、历史、自然。他的思想与纳粹意识形态等同，“纳粹意识形态—盲目崇拜领袖，仇恨少数种族和政治派别，渴望征服和支配，抬高日耳曼人和北欧人”[19]，迎合了下层中产阶级的渴望臣服和破坏欲。
还有一部分人没能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崇拜者，但他们选择了沉默与顺从。因为当数百万人认为希特勒政府就是“德意志”时，反对它就意味着反对德意志，也意味着将自己排斥在德国人的共同体之外。对普通人而言，不被一个大的群体接纳和认可，让他难以忍受。这种机械趋同的逃避心理机制背后意图，仍是害怕被孤立，需要变得同其他所有人一样，与别人的期望保持一致，免除个人的孤独和微不足道感，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四.小结
今天，人类消除了法西斯主义制度，勒庞、赖希、弗洛姆却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存在于人的内心，纳粹产生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法西斯主义就不会消亡。我们了解这一点，是为了警惕自身。同时，还应注意到，我们身处现代民主社会，以为我们的思想、愿望、感觉都来自于我们自身，殊不知是迎合社会的价值取向，承袭的是文化模式赋予的人格，成了别人期望中的自己，我们丧失了批判思维能力，这种现代人的机械趋同也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温床。
参考文献
[1]（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2]（奥）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重庆出版社，1990.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 一论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3]（美）弗罗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
[4]电影《浪潮》、《孔雀》、《纳粹军校》、《朗读者》、《寻枪》、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我虽死去》等
[5]杨威.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解读[D].黑龙江大学，2010.
[6]郭永玉.“逃避自由说”的文本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5：102-107-131.
[7]袁媛.德国二战时期精英教育下人性的异化——评德国电影《希特勒的男孩》[J].电影评介，2011，10：70-71.
关键词：群体心理 权威主义性格 自居作用 逃避自由机制
弗洛姆认为，在讨论纳粹兴起的原因时，人们的观点经常截然对立，要么认为“心理学根本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经济政治现象”[1]，要么“法西斯主义完全是个心理学问题。”在他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心理因素由社会经济因素塑造而成，而只有建立在心理基础之上，经济政治的统治才起效用。
本文关注的是纳粹兴起的心理方面，即它的人性基础。勒庞、赖希的着眼点都是群体心理，而弗洛姆则更进一步，他探讨了人的权威主义性格产生的深层原因。他们的群体心理理论对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先分析勒庞的群众心理特征，他指出在狂热政治运动中，个人融入群体后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接着讨论赖希的人的性格结构中的权威主义和“自居作用”，他认为这是法西斯精神的内核；最后探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说”，他认为纳粹的心理基础，是人们为了逃避个人的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感而形成的权威主义性格。
电影《浪潮》讲述了德国一所高中的老师在”独裁统治“的课堂上做了一个试验，他带领班上学生成立了一个叫“浪潮”的组织，以此解答学生的疑问，纳粹在今天的德国是否不再有兴起的可能？本文用勒庞、赖希、弗洛姆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电影《浪潮》，希望对纳粹的产生根源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群体心理特征
勒庞最早发现政治运动中的群体心理现象，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描述了这种群体心理。虽然这种群体心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得出的分析，仍很好地说明了德国纳粹运动的集体心理。按勒庞的观点，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2]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呈现了历史上真实的“群众性的癫狂”：元首的车辆驶过沸腾的夹道欢迎的人群，希特勒微笑而又充满威严地挥手致意，顿时，人群涌动，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拥挤推搡只为亲眼目睹一下自己心目中的神、民族的救世主。从欢迎仪式、晨练、授旗仪式、阅兵到党代会开幕式，民众的膜拜热情熊熊燃烧，他们喧闹着、沸腾着、狂呼着“希特勒万岁！”鼎沸的人声和沸腾的人海将希特勒捧上神坛。
勒庞敏锐观察到了这种集体心理，并对此作了精彩的描绘。群体心理在他看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群体心理特征之一：从众心理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3]群体心理与单独一人时的心理不同，也就是说群体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与单独一人时非常不同。“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4]
在电影《浪潮》中，“浪潮“这个组织有统一的名称、口号、标志、手势，赖讷规定学生都穿白衬衣牛仔裤，是追求趋同一致，是迈向去个性化的第一步。“浪潮”组织提供了“平等”的幻象。“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2.群体心理特征之二：感情的强化与理性的欠缺
勒庞还发现，群体中的个人极端情绪化，他们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5]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和信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一旦接受，就赋予它专横的性质，不容许异己者有辩驳讨论的空间，不允许一件事情有中间过渡状态。他们极容易受情感瘟疫的传染，而且易于接受暗示和轻信，在一种近似催眠迷幻的情感状态下，群体展现出野蛮的一面，血腥而狂暴，甚至将残暴视为履行职责的崇高之举。他们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失去了批判推理的能力。总之，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不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
“浪潮”的成员将一切异己排斥在外：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开始了；卡罗拒绝穿白衬衣，在课堂上被赖讷无视，又被禁止进入体育馆观看比赛；在阻止“浪潮”的发展中，卡罗的男友好友与她反目，人身安全也遭到威胁；卡罗的弟弟将同学阻挡在校门口，要求他们必须做“浪潮”的手势，才准许进入；当马尔科醒悟，提出应解散“浪潮”时，愤怒的众人叫嚣着，在赖讷的煽动鼓舞下押着马尔科走向前台，欲将他作为叛徒处决。专制的本质特征，正是在于对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和不同声音的极端排斥。
3.群体心理特征之三：法不责众
勒庞进一步发现，个人进入群体后，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6]有些念头或感情在只身一人时根本不会产生，一旦形成了群体，借着人多势众的原则，群体中的个人会发泄这些念头和情感，甚至将之付诸行动。 蒂姆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那意味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
群体是一个“无名氏”，而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法律，对这样的无名氏是不起作用的。按这种逻辑推演，容易得出“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的结论。希特勒在演讲中说道“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们在旗帜上看到了纲领，看到了国家主义的观念。在党徽中看到了为雅利安人斗争的使命，同样看到了创造性劳动观念的胜利。这一胜利一直并且永远是反犹太人的。”于是，为了雅利安民族的纯洁和德意志国家的胜利，集中营的大屠杀，在纳粹看来，是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负责，而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迫害残杀犹太人。
4.群体的“道德”：成为罪犯或英雄
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用勒庞的话说：“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诚实的人变成罪犯，懦夫变成豪杰。”[7]
电影中，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未加入“浪潮”之前，蒂姆受尽同学的欺凌，只能忍气吞声，而一旦成为“浪潮”的成员，他就似乎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感受到一股短暂的莫大的力量，以致他敢用枪威胁黑帮。但，也是为了“浪潮”，蒂姆最后成了罪犯。当赖讷提出要解散“浪潮”时，蒂姆在无力阻挡的绝望下，开枪射杀同学后自杀。另外，延斯主动借出自己的白衬衫给同学，也是在集体心理的感染下表现出的无私。
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勒庞所说的“民族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8]。“群体在这些信仰的激励下，很容易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并且它所能达到的崇高程度，是孤立的个人绝对望尘莫及的。”[9]纳粹军校施行的教育手段精准地把握了这种心理，它对战死前线的士兵表达钦佩，并为他们举办高规格的葬礼，向学员不断灌输强化一种荣誉观：为德意志民族、国家和元首牺牲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虽死犹荣。
勒庞认为，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弱点，给领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可乘之机。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三种手段最为重要，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希特勒非常清楚大众的心理并善加利用，他的上台正是由人民选举的。
勒庞认为群体就是无意识，大众是可以被塑造的。在这一点上，赖希与勒庞意见一致。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中，赖希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群众心理，即群众的权威性格结构，并对形成这一性格结构的缘由作了深入的探讨。
二.权威主义家庭与自居心理
在赖希看来，“一个元首或一种观念的提倡者，只有当他个人的观点、意识、纲领与广大个体的心理结构相类似时，才能取得成功。”[10]希特勒的成功在于得到中下层阶层的充分支持，中下层阶级当时在经济上贫困，按照常理，他们是最可能革命的群众，实际却相反，他们支持拥护希特勒。赖希认为，这需要从群众的性格结构寻找原因，每一种制度会形成人的一种心理结构，父权制文化下的权威家庭造就了人的权威性格，并通过自居作用表现出来。
赖希指出，“权威主义国家从权威主义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家庭成了塑造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11]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家庭成员既反抗权威又接受屈从权威，这是中层阶级的性格结构特点。父权制文化通过性禁锢塑造了人的性格结构，对儿童和妇女的性压制，使他们感到害怕、羞愧、畏惧权威、顺从，造成他们保守主义、畏惧自由的思维，另一方面产生了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因为性得不到满足，就要寻求替代式的满足，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虐待狂性质使他们的力比多有了发泄的可能。
在社会结构中，中下层阶级处于中间地位，他们对上级权威俯首帖耳，对地位居于他们之下的人来说，他们又是权威的代表。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居作用，是指一个人觉得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思想、信念等相一致时，便采取这个人的态度，同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从而使自身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家庭中，儿子除了服从父亲的权威外，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与父亲的自居作用，儿子嫉妒模仿父亲。推及到民族、国家，个人与元首的自居作用使无能、自卑的个体，感到自己就是“小希特勒”，是“民族传”的维护者。
总之，“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12]而权威主义家庭是权威主义性格再生的源泉。
三.逃避自由
弗洛姆认同赖希的观点，也认为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基础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但是他不同意赖希把法西斯主义的形成片面归结为性压抑。他认为现代人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是现代人为了逃避自由，主动放弃自由造成的，而之所以逃避自由，是因为现代人无力面对个人的微不足道感和孤独感。
1.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
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是人类的天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毫无疑问，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是否也可能有一种天生的臣服的愿望？”[13]弗洛姆的回答是肯定的，弗洛姆以婴儿的成长过程类比人的自由增长过程，婴儿脱离母胎后，自我力量日益增长，在肉体、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表面上看已经完全独立于母体，但是从出生直到成长为儿童，他失去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孤独感日益加深。弗洛姆发现，人的自由增长过程与婴儿的成长过程相似。“一方面，人摆脱外在的权威，日益独立；另一方面，个人日益觉得孤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无能为力。”[14]这时，自由对他意味着沉重的负担，于是人便产生了逃避这种自由的强烈冲动。 在中世纪，人一出生，他的阶级、地位、身份已经被决定了；生活也相对固定，人们很难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种被限制与规定好了的生活虽然缺乏自由，但是人们获得了安全感与归属感。而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使人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但“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15]在这种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因此，个人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16]
电影《浪潮》中，酒吧里的一个少年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做了总结，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弗洛姆所说的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蒂姆在”浪潮“中找到了归属感。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 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现在，他有了浪潮。浪潮对他意义非凡。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
2.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人们无法继续承受自由带来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全力逃避。弗洛姆指出，在法西斯国家，逃避自由的社会途径是臣服于一位领袖。
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权威主义，即“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17]权威主义性格即同时具有施虐与受虐冲动的性格。受虐冲动渴望消除自我，依附与自我之外的其它一切（上帝、自然、国家等）并彻底融入其中。施虐冲动则渴望主宰他人，使其成为自己意志的玩偶，从中体现权力的伟大。施虐—受虐冲动是共生的关系，目的都在于摆脱个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具有施虐—受虐性格结构的人，“羡慕权威，并欲臣服于它，但同时又想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要别人臣服于他”。[18]
弗洛姆认为，权威主义性格在德国的下层中产阶级（小店主、手工工匠和白领工人）、以及希特勒本人身上表现得最典型，而纳粹意识形态也表现出权威主义的心理学特征，因而希特勒的理论受到下层中产阶级的狂热追随。弗洛姆进一步指出，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和家庭刺激了下层中产阶级权威主义性格的生成。1929年的通货膨胀使他们一贫如洗，经济地位急剧衰落；战后，一直被下层中产阶级瞧不起的工人阶级地位上升，而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声誉则相对衰落；在家庭中，父亲的权威和道德，伴随德国君主政权和国家的衰落而动摇，对年轻一代不再起作用。下层中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深感焦虑和个人的无能为力。他们非常渴望臣服于掌权者，同时也想统治那些无权者。于是，希特勒成了他们的救世主。
在弗洛姆看来，希特勒是权威主义性格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同时具有施虐—受虐冲动，他的施虐冲动表现在渴求对群众的权力。同时，他又有受虐的渴望，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把自己形容成“什么也不是”、“无名小卒”。希特勒渴望臣服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权力如上帝、命运、必然、历史、自然。他的思想与纳粹意识形态等同，“纳粹意识形态—盲目崇拜领袖，仇恨少数种族和政治派别，渴望征服和支配，抬高日耳曼人和北欧人”[19]，迎合了下层中产阶级的渴望臣服和破坏欲。
还有一部分人没能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崇拜者，但他们选择了沉默与顺从。因为当数百万人认为希特勒政府就是“德意志”时，反对它就意味着反对德意志，也意味着将自己排斥在德国人的共同体之外。对普通人而言，不被一个大的群体接纳和认可，让他难以忍受。这种机械趋同的逃避心理机制背后意图，仍是害怕被孤立，需要变得同其他所有人一样，与别人的期望保持一致，免除个人的孤独和微不足道感，从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四.小结
今天，人类消除了法西斯主义制度，勒庞、赖希、弗洛姆却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存在于人的内心，纳粹产生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法西斯主义就不会消亡。我们了解这一点，是为了警惕自身。同时，还应注意到，我们身处现代民主社会，以为我们的思想、愿望、感觉都来自于我们自身，殊不知是迎合社会的价值取向，承袭的是文化模式赋予的人格，成了别人期望中的自己，我们丧失了批判思维能力，这种现代人的机械趋同也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温床。
参考文献
[1]（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2]（奥）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重庆出版社，1990.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 一论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3]（美）弗罗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
[4]电影《浪潮》、《孔雀》、《纳粹军校》、《朗读者》、《寻枪》、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我虽死去》等
[5]杨威.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解读[D].黑龙江大学，2010.
[6]郭永玉.“逃避自由说”的文本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5：102-107-131.
[7]袁媛.德国二战时期精英教育下人性的异化——评德国电影《希特勒的男孩》[J].电影评介，2011，10：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