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光年间鲍东里编纂的童蒙读物
2022-06-08
摘 要：清代道光年间，鲍东里编纂了大量的童蒙读物，从形式上来看，基本上都是以韵语的形式编纂而成，适合孩童阅读。而起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但其所编纂的《史鉴节要便读》成为官方的通用教材。对于其他由鲍东里所编纂的童蒙读物，尽管没有《史鉴节要便读》的影响大，但都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鲍东里 童蒙读物 《史鉴节要便读》
一、鲍东里其人及其所编纂的童蒙读物
鲍东里（1789-1841），字师侨，号古村，安徽和州（今和县）人。三岁而孤，“承先曾祖妣，先祖妣两世孀闱慈训，励志读书”，[1]在祖母和母亲的教导之下，勤奋读书。弱冠之年，又体弱多病，但仍博览典籍，尤其精于史学。然不求仕进，其子鲍源深（1811-1884），字华潭，号穆堂，又号澹庵，于道光十七年（1837）考取拔贡，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殿试时为第三名，故乡人尊称其为鲍探花。历任编修、国史馆协修官、纂修官、御史、贵州学政、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使等官职。后于咸丰九年（1859）七月进，京授惠亲王之子奕询、奕谟、奕详侍讲、侍读学士。后又历任工部左、右侍郎、顺天学政、礼部左侍郎、江西监临官、山西巡抚等职[2]。鲍东里则由于其子的关系，亦被赠官职，历任授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大理寺少卿等。
“生平不多著述，手辑郡邑沿革，考证姓氏源流，详考暨章岂绩、陈其年两家骈体文，补注稿成，芷之不欲问世”，[3]尽管著述不多，却有骄人的成绩，对地理沿革、姓氏源流及骈体文都有专门的研究。书稿已成，然鲍氏并未将其立即问世，而是作为家塾的童蒙读本。鲍东里所编纂的书籍有《史鉴节要便读》《酿斋训蒙杂编》（包含有《十三经源流口诀》《廿三史评口诀》《圣门诸贤述略》《历代国号总括歌》《直省府名歌诀》等）《十三经章句口诀》《孔门弟子姓氏考》，还有《酿斋诗》等等，从形式上来看，这些书籍的写作方法均是用四言或六言韵语写就的。例如，《历代国号总括歌》曰：“盘古首出传三皇，有巢燧人功难忘。五帝之说至不一，羲轩治迹犹微茫。唐虞历数始可纪，夏商及周为三王。”又如，《史鉴节要便读》曰：“西汉高祖，刘邦字季，始为亭长，即有大志。陈涉发难，应以沛兵，及事义帝，受命伐秦。西行扶义，先入咸阳，除秦暴政，约法三章。项籍背约，立为汉王，还定三秦，缟素发丧。力不敌籍，屡战屡北，卒乃覆楚，为任三杰。惜其不学，矜功任智，杀戮功臣，性实猜忌。吕后元强，不早为计，身死未几，后乃恣肆。”这些四言或六言读起来琅琅上口，极适合童蒙阅读，不仅交代了历史上的大事迹，而且参以评论，孩童在学习之时，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将这些思想吸收。
对于《史鉴节要便读》《酿斋训蒙杂编》等书，很多资料却显示出为鲍东里之子鲍源深所著，如《安徽历史名人辞典》对鲍源深的生平履历作简要介绍后曰：“著有《史鉴节要便读》《竹补轩诗文集》《酿斋训蒙六种》。”[4]另外，《中华蒙学集成》中对《史鉴节要便读》的说明中言：“同治元年，小皇帝六岁登基，曾诏告内廷，为学史需要，命有关臣僚收集编写适用史书。鲍源深当时在上书房供职，参与了编写工作，受到嘉奖。供同治‘御览’之书，是否即《史鉴节要便读》的改编、缩编本，待考……《史鉴节要便读》一书之真实作者为父为子，恐怕永远说不大清楚了。”[5]这些疑问从何而起，时间要回到咸丰十一年（1861），此年七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随后，太子载淳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同治。而在咸丰帝去世至同治元年之间这段时间，尽管同治帝即位，但仍以咸丰纪年。同治帝即位时，仅仅是个六岁的孩童，幼年践阼，还需要像孩童一样进行启蒙教育，于是诏告内廷，“采辑史事之可为法戒者”，诏告大臣选择一部能适合同治帝阅读的童蒙读物。而鲍源深受到褒奖，“书成进御，被旨褒嘉，恩赍文绮，穆堂与焉”。鲍源深所受褒奖的原因即是将其父所编纂的《史鉴节要便读》进奉于皇上：
臣鲍源深跪奏：为恭进家刻《史鉴节要便读》一书，抑祈圣鉴事，窃臣故父贡生鲍东里夙耽史学著有《史鉴节要便读》六卷，自盘古以迄有明，摘要删繁，叶韵旁注，实期便于记诵，今恭值我皇上典学之初，臣不揣冒昧，将所藏刊本进呈，如荷天恩，留备乙览壤流之一助，或可抑裨高深于万一，则臣父夙昔编辑之苦心亦不为徒劳矣，臣不胜悚惶待命之至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旨。
知道了，书留览，钦此。[6]
另外，俞樾在光绪十年（1884）为《酿斋训蒙杂编》作序时曰：
和州鲍古村先生著《史鉴节要便读》六卷，令子穆堂中丞进呈乙览，得备石渠天禄之储，可谓极稽古之荣矣。先生又有《酿斋训蒙杂编》一书，……今年春，中丞（即是鲍源深）以先生诸书寄余吴中且属为序，余惟《史鉴便读》序者已众，且书经进御亦不待 詹一小言为之表襮矣，《酿斋训蒙杂编》尚未有序，辄不辞而僭为之俾海内学者，知先生此书体大思精，言简意尽，家置一编，童而习之，异时于经史之学，实有事半功倍者，勿以《蒙求》诸书一律而视之也。[7]
无论是鲍源深的上奏还是俞樾为《酿斋训蒙杂编》所作序言，都可以证明《安徽历史名人辞典》及《中华蒙学集成》的说法错误。主要错误有三：一是同治帝下诏内廷之事是在咸丰十一年，而并非同治元年;二是鲍源深所上之书即为《史鉴节要便读》，而不是自己所重新编纂的;三是《史鉴节要便读》的作者是鲍东里，而非其子鲍源深，证据确凿，并无异议。
二、《史鉴节要便读》等的版本、流传及其影响
鲍东里所编纂的书籍，涉及到经学、史学和文学，从形式上来看，均是以四言或六言韵语的形式，这种形式适合于童蒙，作者的旨趣也正在于此。即是用于家塾对孩童的教育，“特录以课家塾者也”。[8]这些书都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为《史鉴节要便读》。
《史鉴节要便读》编纂之初，仅仅为家塾教育子弟而用，这可以从鲍源深在咸丰十一年上奏同治帝的折子中得到证明。在同治六年刊本卷首有这样一段同样是用四言韵语写成的题辞曰：“史称浩繁，读之不易，韵语括之，以便诵记，卷帙无多，全史已备，置诸家塾，为童蒙计，庶几读之，俾知世系，金匮能窥，嚆矢可弃”，而落款写作“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夏月和州鲍东里古村识”。道光十六年，是目前所见到此书最早的日期，故而成书年代最晚当在道光十六年。作为家塾刻本，尽管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很大。到了咸丰十一年，同治帝即位之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俞樾在序中曰“和州鲍古村先生著《史鉴节要便读》六卷，令子穆堂中丞进呈乙览，得备石渠天禄之储，可谓极稽古之荣矣。”即此书统治者的认可，得到同治帝的青睐，可谓是荣耀至极。在此种氛围之下，此书的影响也随之扩大。随后，即开始不断的刊刻传播，私塾、书院甚至学校也纷纷将其作为教材，供学生阅读使用。 此书的版本，从目前所留存的目录或版本中，可以窥见其盛况。如《安徽近现代史辞典》载“《史鉴节要便读》，清和州例贡生鲍东里撰于道光年间的家塾史地课本，共6卷。此书所记，起太古开辟，迄南明灭亡，旁注史事以备考，用四言韵语便记诵，流行甚广。有1836年（道光十六年）刊本，1874年（同治十三年）江苏书局重刊本。1885年（光绪十一年），辑入《酿斋训蒙杂编》”[9];王彦霞所著《清代通鉴学研究》中所引用的版本为《史鉴节要便读六卷末一卷》“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官书局刻本”[10];新疆大学图书馆藏有《史鉴节要便读》为“光绪元年刻本（1875）和光绪三十年（1904）重刻本”[11];吉庆书局曾刊刻过此书，“吉庆书局，原为解州城内吉庆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吉庆书局，仍经营雕版印刷业。尝于光绪三十一年，为山西河东道雕刻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六卷本”[12];李光明庄亦曾刊刻《鉴略四字书》《史鉴节要便读》等书籍[13];到了晚清，山东烟台也有很多书坊，据记载约有官刻书坊12处，坊刻书坊7处，还有家刻5处。其中“诚文信”的坊刻书坊“清光绪十五年（1890）开业，刊刻过《诗经》《易经》《书经》《尔雅注疏》和《史鉴节要便读》等”[14];据福建省志记载出版的史部有“《史鉴节要便读》6卷，清鲍东里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浦城启蒙学社刻本;《韵史》2卷，清许遯翁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汀墨香楼刻本;《历朝鉴略》1卷，清曹维藩撰、叶滋兰笺注，清光绪四年（1878）闽中叶滋钧写刻本”[15];“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清鲍东里撰，清同治甲戍（1874）江苏书局刻本，2册。而我手头这套《史鉴节要便读》上有‘清光绪十三年（1887）秋月绘’”[16];又据同治六年（1867）所刊刻的版本中，有同治元年（1862）翁心存序、道光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沈维鐈序、咸丰元年（1851）鲍殿龄序、同治甲子（同治三年，1864）郑献甫跋、同治七年（1868）筠敬跋，这与俞樾所言“余惟《史鉴便读》序者已众”所言一致，一方面说明此书得到很多重要人物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此书刊刻次数众多。
鲍东里编纂《史鉴节要便读》等书的初衷即是为了用于私塾教育孩童，“鲍东里之《史鉴节要便读》，则为四言韵语之童蒙读物”[17]。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私塾或书院的读本，用于启蒙教育。如谢六逸，名光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二日，“到了学龄时期，一般仕宦人家都要把孩子送到私塾去发蒙读书，甚为县知事的（谢）天赐却不这样做，而是让光桑在家受庭训，亲身教诲;同时亦请塾师到家里来辅导课读。这种教学方式俗称家塾。天赐善作楷书，为给光桑发蒙，特地找来一本《史鉴节要便读》，用很工整的楷书抄在雪白的厚绵纸上，并装订成册，做的很精巧。”[18]作为一个官宦人家，并不让自己的孩子读私塾，而是用《史鉴节要便读》这本书，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自己用工整的楷书抄写，且做的非常精巧，可以看出对此书的珍爱之心。
私塾或书院很多也将此书作为教材来使用，这样的范例很多，如“武夷山的启蒙教育者们……过渡性地加入一些形式灵活、通俗易懂的教材，如同治十二年鲍东里撰崇文书局刊印的《史鉴节要便读》”[19];据《濮州志校注》载当时的学校即有此书，“濮自水患屡经，学校所存典册荡然矣，所存者仅近来颁发学堂书籍耳，姑列其目如下。”[20]其中有《御批通鉴辑览》《史鉴节要便读》《历代史要》《东洋史要》《史镜古》《在官法戒录》等等一些较为通俗的读物。1903年，清朝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对学堂所颁行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中，中国史学门的教材有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潘世恩《读史镜古篇》等外，其他的多为日本教科书，如普通学书室译本《普通新历史》、广智书局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东文学社本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振东室本河野通之辑《最近支那史》、作新社译本《世界近世史》、东文学社本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金栗斋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译《西洋史要》、东亚译书会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等。[21]尽管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仍很受重视，《史鉴节要便读》也成为了官方所定的教材。
当然，对于其他由鲍东里所编纂的童蒙读物，尽管没有《史鉴节要便读》的影响大，但都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鲍源深：《酿斋训蒙杂编·跋》，见《酿斋训蒙杂编》卷末，光绪年间刊本。
[2]参见《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鲍源深：《酿斋训蒙杂编·跋》，见《酿斋训蒙杂编》卷末。章岂绩，名藻功，钱塘人，清骈体文家，以新巧取人，在清代颇有文名，著有《思绮堂四六》;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清代词人、骈文作家。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4年后卒于任所。
[4]《安徽历史名人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5]韩锡铎主编：《中华蒙学集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6页。
[6]见《史鉴节要便读》卷首，同治六年仲冬刊于姑胥，顾悦廷刻印。注：此书卷末跋语为同治七年初所作，此书当在同治六年始刻，至同治七年完成。
[7]俞樾：《酿斋训蒙杂编·序》。
[8]鲍源深：《酿斋训蒙杂编·跋》。
[9]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近现代史辞典》编委会编：《安徽近现代史辞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10]王彦霞：《清代通鉴学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85页。
[11]李晴编：《新疆大学图书馆藏古籍书目（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12]李晋林，畅引婷著：《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3页。
[13]见沈津著：《老蠹鱼读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页。
[14]山东省出版总社出版志编辑室编：《山东出版志资料》第8辑，1989年版，第59页。
[1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福建省志·出版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16]徐汝明：《<史鉴节要便读>介绍》，靖江日报，2011年8月6日。
[17]李若晖著：《语言文献论衡》，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24页。
[18]秋阳著：《谢六逸评传》，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9]邹全荣编著：《武夷山村墅文化》，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20]毕殿忠主编，范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濮州志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21]《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再版。
（林坤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河南南阳 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473061）
关键词：鲍东里 童蒙读物 《史鉴节要便读》
一、鲍东里其人及其所编纂的童蒙读物
鲍东里（1789-1841），字师侨，号古村，安徽和州（今和县）人。三岁而孤，“承先曾祖妣，先祖妣两世孀闱慈训，励志读书”，[1]在祖母和母亲的教导之下，勤奋读书。弱冠之年，又体弱多病，但仍博览典籍，尤其精于史学。然不求仕进，其子鲍源深（1811-1884），字华潭，号穆堂，又号澹庵，于道光十七年（1837）考取拔贡，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殿试时为第三名，故乡人尊称其为鲍探花。历任编修、国史馆协修官、纂修官、御史、贵州学政、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使等官职。后于咸丰九年（1859）七月进，京授惠亲王之子奕询、奕谟、奕详侍讲、侍读学士。后又历任工部左、右侍郎、顺天学政、礼部左侍郎、江西监临官、山西巡抚等职[2]。鲍东里则由于其子的关系，亦被赠官职，历任授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大理寺少卿等。
“生平不多著述，手辑郡邑沿革，考证姓氏源流，详考暨章岂绩、陈其年两家骈体文，补注稿成，芷之不欲问世”，[3]尽管著述不多，却有骄人的成绩，对地理沿革、姓氏源流及骈体文都有专门的研究。书稿已成，然鲍氏并未将其立即问世，而是作为家塾的童蒙读本。鲍东里所编纂的书籍有《史鉴节要便读》《酿斋训蒙杂编》（包含有《十三经源流口诀》《廿三史评口诀》《圣门诸贤述略》《历代国号总括歌》《直省府名歌诀》等）《十三经章句口诀》《孔门弟子姓氏考》，还有《酿斋诗》等等，从形式上来看，这些书籍的写作方法均是用四言或六言韵语写就的。例如，《历代国号总括歌》曰：“盘古首出传三皇，有巢燧人功难忘。五帝之说至不一，羲轩治迹犹微茫。唐虞历数始可纪，夏商及周为三王。”又如，《史鉴节要便读》曰：“西汉高祖，刘邦字季，始为亭长，即有大志。陈涉发难，应以沛兵，及事义帝，受命伐秦。西行扶义，先入咸阳，除秦暴政，约法三章。项籍背约，立为汉王，还定三秦，缟素发丧。力不敌籍，屡战屡北，卒乃覆楚，为任三杰。惜其不学，矜功任智，杀戮功臣，性实猜忌。吕后元强，不早为计，身死未几，后乃恣肆。”这些四言或六言读起来琅琅上口，极适合童蒙阅读，不仅交代了历史上的大事迹，而且参以评论，孩童在学习之时，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将这些思想吸收。
对于《史鉴节要便读》《酿斋训蒙杂编》等书，很多资料却显示出为鲍东里之子鲍源深所著，如《安徽历史名人辞典》对鲍源深的生平履历作简要介绍后曰：“著有《史鉴节要便读》《竹补轩诗文集》《酿斋训蒙六种》。”[4]另外，《中华蒙学集成》中对《史鉴节要便读》的说明中言：“同治元年，小皇帝六岁登基，曾诏告内廷，为学史需要，命有关臣僚收集编写适用史书。鲍源深当时在上书房供职，参与了编写工作，受到嘉奖。供同治‘御览’之书，是否即《史鉴节要便读》的改编、缩编本，待考……《史鉴节要便读》一书之真实作者为父为子，恐怕永远说不大清楚了。”[5]这些疑问从何而起，时间要回到咸丰十一年（1861），此年七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随后，太子载淳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同治。而在咸丰帝去世至同治元年之间这段时间，尽管同治帝即位，但仍以咸丰纪年。同治帝即位时，仅仅是个六岁的孩童，幼年践阼，还需要像孩童一样进行启蒙教育，于是诏告内廷，“采辑史事之可为法戒者”，诏告大臣选择一部能适合同治帝阅读的童蒙读物。而鲍源深受到褒奖，“书成进御，被旨褒嘉，恩赍文绮，穆堂与焉”。鲍源深所受褒奖的原因即是将其父所编纂的《史鉴节要便读》进奉于皇上：
臣鲍源深跪奏：为恭进家刻《史鉴节要便读》一书，抑祈圣鉴事，窃臣故父贡生鲍东里夙耽史学著有《史鉴节要便读》六卷，自盘古以迄有明，摘要删繁，叶韵旁注，实期便于记诵，今恭值我皇上典学之初，臣不揣冒昧，将所藏刊本进呈，如荷天恩，留备乙览壤流之一助，或可抑裨高深于万一，则臣父夙昔编辑之苦心亦不为徒劳矣，臣不胜悚惶待命之至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旨。
知道了，书留览，钦此。[6]
另外，俞樾在光绪十年（1884）为《酿斋训蒙杂编》作序时曰：
和州鲍古村先生著《史鉴节要便读》六卷，令子穆堂中丞进呈乙览，得备石渠天禄之储，可谓极稽古之荣矣。先生又有《酿斋训蒙杂编》一书，……今年春，中丞（即是鲍源深）以先生诸书寄余吴中且属为序，余惟《史鉴便读》序者已众，且书经进御亦不待 詹一小言为之表襮矣，《酿斋训蒙杂编》尚未有序，辄不辞而僭为之俾海内学者，知先生此书体大思精，言简意尽，家置一编，童而习之，异时于经史之学，实有事半功倍者，勿以《蒙求》诸书一律而视之也。[7]
无论是鲍源深的上奏还是俞樾为《酿斋训蒙杂编》所作序言，都可以证明《安徽历史名人辞典》及《中华蒙学集成》的说法错误。主要错误有三：一是同治帝下诏内廷之事是在咸丰十一年，而并非同治元年;二是鲍源深所上之书即为《史鉴节要便读》，而不是自己所重新编纂的;三是《史鉴节要便读》的作者是鲍东里，而非其子鲍源深，证据确凿，并无异议。
二、《史鉴节要便读》等的版本、流传及其影响
鲍东里所编纂的书籍，涉及到经学、史学和文学，从形式上来看，均是以四言或六言韵语的形式，这种形式适合于童蒙，作者的旨趣也正在于此。即是用于家塾对孩童的教育，“特录以课家塾者也”。[8]这些书都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为《史鉴节要便读》。
《史鉴节要便读》编纂之初，仅仅为家塾教育子弟而用，这可以从鲍源深在咸丰十一年上奏同治帝的折子中得到证明。在同治六年刊本卷首有这样一段同样是用四言韵语写成的题辞曰：“史称浩繁，读之不易，韵语括之，以便诵记，卷帙无多，全史已备，置诸家塾，为童蒙计，庶几读之，俾知世系，金匮能窥，嚆矢可弃”，而落款写作“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夏月和州鲍东里古村识”。道光十六年，是目前所见到此书最早的日期，故而成书年代最晚当在道光十六年。作为家塾刻本，尽管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很大。到了咸丰十一年，同治帝即位之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俞樾在序中曰“和州鲍古村先生著《史鉴节要便读》六卷，令子穆堂中丞进呈乙览，得备石渠天禄之储，可谓极稽古之荣矣。”即此书统治者的认可，得到同治帝的青睐，可谓是荣耀至极。在此种氛围之下，此书的影响也随之扩大。随后，即开始不断的刊刻传播，私塾、书院甚至学校也纷纷将其作为教材，供学生阅读使用。 此书的版本，从目前所留存的目录或版本中，可以窥见其盛况。如《安徽近现代史辞典》载“《史鉴节要便读》，清和州例贡生鲍东里撰于道光年间的家塾史地课本，共6卷。此书所记，起太古开辟，迄南明灭亡，旁注史事以备考，用四言韵语便记诵，流行甚广。有1836年（道光十六年）刊本，1874年（同治十三年）江苏书局重刊本。1885年（光绪十一年），辑入《酿斋训蒙杂编》”[9];王彦霞所著《清代通鉴学研究》中所引用的版本为《史鉴节要便读六卷末一卷》“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官书局刻本”[10];新疆大学图书馆藏有《史鉴节要便读》为“光绪元年刻本（1875）和光绪三十年（1904）重刻本”[11];吉庆书局曾刊刻过此书，“吉庆书局，原为解州城内吉庆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吉庆书局，仍经营雕版印刷业。尝于光绪三十一年，为山西河东道雕刻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六卷本”[12];李光明庄亦曾刊刻《鉴略四字书》《史鉴节要便读》等书籍[13];到了晚清，山东烟台也有很多书坊，据记载约有官刻书坊12处，坊刻书坊7处，还有家刻5处。其中“诚文信”的坊刻书坊“清光绪十五年（1890）开业，刊刻过《诗经》《易经》《书经》《尔雅注疏》和《史鉴节要便读》等”[14];据福建省志记载出版的史部有“《史鉴节要便读》6卷，清鲍东里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浦城启蒙学社刻本;《韵史》2卷，清许遯翁编，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汀墨香楼刻本;《历朝鉴略》1卷，清曹维藩撰、叶滋兰笺注，清光绪四年（1878）闽中叶滋钧写刻本”[15];“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清鲍东里撰，清同治甲戍（1874）江苏书局刻本，2册。而我手头这套《史鉴节要便读》上有‘清光绪十三年（1887）秋月绘’”[16];又据同治六年（1867）所刊刻的版本中，有同治元年（1862）翁心存序、道光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沈维鐈序、咸丰元年（1851）鲍殿龄序、同治甲子（同治三年，1864）郑献甫跋、同治七年（1868）筠敬跋，这与俞樾所言“余惟《史鉴便读》序者已众”所言一致，一方面说明此书得到很多重要人物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此书刊刻次数众多。
鲍东里编纂《史鉴节要便读》等书的初衷即是为了用于私塾教育孩童，“鲍东里之《史鉴节要便读》，则为四言韵语之童蒙读物”[17]。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私塾或书院的读本，用于启蒙教育。如谢六逸，名光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二日，“到了学龄时期，一般仕宦人家都要把孩子送到私塾去发蒙读书，甚为县知事的（谢）天赐却不这样做，而是让光桑在家受庭训，亲身教诲;同时亦请塾师到家里来辅导课读。这种教学方式俗称家塾。天赐善作楷书，为给光桑发蒙，特地找来一本《史鉴节要便读》，用很工整的楷书抄在雪白的厚绵纸上，并装订成册，做的很精巧。”[18]作为一个官宦人家，并不让自己的孩子读私塾，而是用《史鉴节要便读》这本书，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自己用工整的楷书抄写，且做的非常精巧，可以看出对此书的珍爱之心。
私塾或书院很多也将此书作为教材来使用，这样的范例很多，如“武夷山的启蒙教育者们……过渡性地加入一些形式灵活、通俗易懂的教材，如同治十二年鲍东里撰崇文书局刊印的《史鉴节要便读》”[19];据《濮州志校注》载当时的学校即有此书，“濮自水患屡经，学校所存典册荡然矣，所存者仅近来颁发学堂书籍耳，姑列其目如下。”[20]其中有《御批通鉴辑览》《史鉴节要便读》《历代史要》《东洋史要》《史镜古》《在官法戒录》等等一些较为通俗的读物。1903年，清朝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对学堂所颁行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中，中国史学门的教材有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潘世恩《读史镜古篇》等外，其他的多为日本教科书，如普通学书室译本《普通新历史》、广智书局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东文学社本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振东室本河野通之辑《最近支那史》、作新社译本《世界近世史》、东文学社本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金栗斋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译《西洋史要》、东亚译书会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等。[21]尽管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仍很受重视，《史鉴节要便读》也成为了官方所定的教材。
当然，对于其他由鲍东里所编纂的童蒙读物，尽管没有《史鉴节要便读》的影响大，但都对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鲍源深：《酿斋训蒙杂编·跋》，见《酿斋训蒙杂编》卷末，光绪年间刊本。
[2]参见《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鲍源深：《酿斋训蒙杂编·跋》，见《酿斋训蒙杂编》卷末。章岂绩，名藻功，钱塘人，清骈体文家，以新巧取人，在清代颇有文名，著有《思绮堂四六》;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清代词人、骈文作家。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4年后卒于任所。
[4]《安徽历史名人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页。
[5]韩锡铎主编：《中华蒙学集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6页。
[6]见《史鉴节要便读》卷首，同治六年仲冬刊于姑胥，顾悦廷刻印。注：此书卷末跋语为同治七年初所作，此书当在同治六年始刻，至同治七年完成。
[7]俞樾：《酿斋训蒙杂编·序》。
[8]鲍源深：《酿斋训蒙杂编·跋》。
[9]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近现代史辞典》编委会编：《安徽近现代史辞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10]王彦霞：《清代通鉴学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第185页。
[11]李晴编：《新疆大学图书馆藏古籍书目（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12]李晋林，畅引婷著：《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3页。
[13]见沈津著：《老蠹鱼读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页。
[14]山东省出版总社出版志编辑室编：《山东出版志资料》第8辑，1989年版，第59页。
[1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福建省志·出版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16]徐汝明：《<史鉴节要便读>介绍》，靖江日报，2011年8月6日。
[17]李若晖著：《语言文献论衡》，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24页。
[18]秋阳著：《谢六逸评传》，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9]邹全荣编著：《武夷山村墅文化》，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论文代写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20]毕殿忠主编，范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濮州志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21]《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再版。
（林坤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河南南阳 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47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