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词”与“物”的关系——读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关键词：《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型；“词”与“物”

福柯所著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之一。福柯认为，西方文化中存在四种知识类型，每一种知识类型都与时代相关联，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知识类型中“词”与“物”的关系也不同。为此，福柯在书中深入探讨了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中的知识类型，从“词”与“物”的关系入手阐明其话语观。本文通过对四种知识类型以及知识型转变过程中典型形象的分析，总结出福柯如何看待“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和这种关系在文学中的表现，进而探讨当代“词”与“物”关系的新变化。

一、西方文化的知识类型及其转变

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的知识构造原则是“相似性”。此时，词与物是难以区分的，二者是同一的。“相似性”构造出文本的阐释模型，解释成为知识的核心。符号决定了人们可以知道什么，以及怎样表达知道的东西。这一时期的知识就是发现物与物的相似，这种相似性使得宇宙成为一个整体，而语言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组成要素。因此，语言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比关系，而非指涉关系。因为词与物的不加区分，书面语在这一时期显得非常重要。书面语成为上帝的创造，作为语言的积极方面，它先于转瞬即逝的声音，让词与物的联系更加密切。书面语的主导性使得知识的地位无处安放，观察和语言表达之间存在着无限的交集，这就引发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的模糊。

到了17至18世纪的古典时期，语言的性质发生了整体改变，同一和差别原则代替了相似性原则。此时，“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符号不再因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亲合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称的东西联系起来。”符号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与世界分离开来，不再以“相似性”为依据和物相关。这一时期，符号有确定和不确定两种性质，符号的独立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区分了人和动物，使得人类真正地成为人类，理性的知识就此诞生了，分析重于阐释。同时，知识开始分门别类，其本质变为表象世界、再现世界。福柯认为，表象分析遵循事物的秩序来再现事物，人类不再习惯于将事物联系起来，而是区分它们，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同一和差别。知识的任务就在于给表象世界以观念秩序，它的实质是理性主义，自然科学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知识形式。

从19世纪初开始，历史的观念取代了秩序的观念，世界的构成要素不再由同一和差异原则决定，而是取决于有机结构和功能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此时，语言开始关注自身的特性，它与其它事物在同一个层次上，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词不是附属于表象的东西，它附属于语言规则，语言成为一种时间和历史的存在。时间概念的强调让现代知识进一步分化，一种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不同领域了。现代知识类型使得同质的知识向数学、经验科学、哲学三个方向分化，基于分析的数学、基于表象的经验科学、基于反思的哲学相互作用，合力构成了现代知识的三个基本维度。

到了当代，在福柯看来，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人类学、语言学逐步代替了人文科学，由现代知识型到当代知识型的颠覆性转变导致了主体和人的消亡。此时，人不再作为认识的主体，人类由知识、语言和历史的创造者变成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产物。福柯在这里所说的“人”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不是具体的人。“人的死亡”和“人的消失”的意思就是：知识形态意义上的人不存在了,人文科学也随之消失,因此，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也就消失了。

以上四种知识型的转变都是以“词”的转变为标志的，具体表现为三个典型形象。第一次转变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福柯认为，“它们结束了相似性与符号之间古老的作用；并在那里已经结成了新的关系。”堂吉诃德眼中的骑士生活在普通人眼里十分可笑，其所用之“词”和所存之“物”不再相似，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便就此终结；第二次转变以萨德为典型，“萨德的角色在古典时代的另一终端，在古典时代衰落时与他（堂吉诃德）对应，不再是表象讽刺地战胜相似性，是欲望之晦涩而反复地强力拍打着表象的边界。”萨德的语言俨然成为一种对象，表象世界已经消失了；第三次转变以尼采为典型，他向人们宣告“上帝死了”，否定了形而上学的“存在”，“物”也随之被否定，“词”再也无法指涉“物”了。

二、“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

从18世纪末开始，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动摇了一直以来占据西方文化史统治地位的“摹仿说”，人们逐渐颠覆了“词”与“物”的统一性原则。康德提出的“艺术天才论”认为，真正的艺术得益于天才的创造，这是独一无二的，不需要用摹仿来实现，摹仿并不是艺术家的真情流露。此外，黑格尔所提倡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彻底否定了“摹仿说”，他认为，在自然面前，人的摹仿永远是力不从心且无趣无味的，艺术是人之心灵的表现。19世纪末期，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人类以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人们认为，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非理性主义文化第一次形成了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巨大冲击。到了20世纪，后现代主义更加强调“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超现实的真实”大大超越了“物”的范围，使“词”的表现空间大于“物”，二者的统一性原则被彻底打破。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福柯对于“词”与“物”不对应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

比利时画家玛格丽特曾经画出一只烟斗，但画家却说这不是烟斗，使得文字与画面产生了背离，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作《形象的背离》。福柯深入分析了这幅画，认为它深刻地说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不对应关系，打破了传统的相似性原则。玛格丽特的说明让言语获得了否定的力量，它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阐释工具，形象和言语之间的统一性被彻底颠覆。这恰恰印证了福柯的话语观——“词”与“物”之间本身就不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词”不是为了表象而存在的。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摹仿说”，它认为表象只是为了确证实物而存在的，但玛格丽特在《形象的背离》中建立了“词”与“物”的全新联系，开辟了言语的新功能。所以，福柯认为，语言和人的生存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又指出，当代必然不再像18世纪那样以人类为中心了，进而在《词与物》的最后一章，福柯宣告了“人之死”，其话语理论也随之诞生了。

福柯认为，话语要讨论的不再是“思考的主体”——人，而只是话语本身，话语不再是人类意识的附属品了。他总结出社会控制话语的方式：第一种是“排斥原则”，人们总是由于身份、场合的变化考虑到环境、社交礼仪、交谈对象的“禁忌”；第二种是内在规则，包括不同时期的特定话语、作者求得文本统一性的原则、不同学科领域的限制性话语；第三种是人们在使用话语时受到的限制。可见，话语受到社会和人的双重影响，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和社会权力、秩序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福柯认为，话语已经成为权力竞争的手段，它满足了权力的需要。

许多文学作品也同样说明了“词”与“物”的不对应关系，最突出的就是现代派文学以及萨德对于“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反叛。比如，波德莱尔的作品中“以丑为美”，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异化关系的揭示本身就是对“词”与“物”对应关系的否定，三者的不和谐使得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通常不能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客观地反映。另外，现代派文学还彻底否定了客观世界。如此一来，作为“词”之源的“物”已经被消解，那么二者的对应关系就完全不存在了。再从语言形式上看，现代派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意义模糊，往往不能找到现实的对应物，所以，“词”与“物”呈现出彼此分离的状态。例如，法国著名诗人、现代派文学理论的奠基人马拉美，其诗歌语言晦涩难懂、形式独特另类。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难以从表面理解其思想内涵的，只能通过“暗示”的方式去传达作家想要表达的内容，这才是文学的真正魅力。文学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展现一种神秘的力量。总之，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语言与事物完全脱离了。

三、对当下“词”与“物”关系的思考

根据福柯的观点，“词”与“物”的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统一走向分离。从社会方面来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难以通过命名来了解事物，文化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衰落，这是“词”与“物”分离的一大后果；从文学方面来看，以前的文学严格遵照“词”与“物”的统一性原则，作者和读者很容易相互理解、产生共鸣，而在当下，由于“词”与“物”的关系不再对应，越来越多的作品让人难以理解；从人的思维和实践方面来看，“词”与“物”的分离状态使得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走向多样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从客观上说，这些变化也让世界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在如此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词”与“物”的关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不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例，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属于一种复合型文化。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也是通过继承优秀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精华而形成的。总之，当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深刻的改变，人们逐渐摒弃了“词”与“物”的统一。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抛弃“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因为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础，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认同。虽然那些不统一带给人们许多新鲜感和刺激感，但生活毕竟还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规则作为运转的基础，这是人类发挥创造力的源泉。但是，一味地遵守“词”与“物”的统一原则又是不可取的，这会导致时代的止步不前。因此，在当下，人类只有掌握好“遵守”的“度”，才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四、结语

福柯的话语理论一向被视为反传统的典型代表，其批判精神和分析问题的独特方式成为后人效法的对象。福柯提出的“话语”概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话语”区别于“语言”和“言语”，它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他又将权力和“话语”紧密联系起来，阐明了“话语”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这种富有开创性的话语理论对后来的哲学、文学、新闻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福柯的话语理论否定了话语只能作为交流工具的传统观点，将话语概念置于更加广阔的知识框架下。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过度批判也使其自身走向迷茫，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显现出诸多弊端，福柯的话语理论也自然逃不出这样的命运。福柯终究没有给出如何解决“词”与“物”分离的答案，这是其话语理论最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