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北疆，车之要轮——论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影响力

王又一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此，许多学者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在总结前人相关成果基础之上，尝试从北方政权的数量、存在时间，以及在历史中的比重等角度入手，进一步分析北方民族及其政权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以期阐明即使统治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更替，但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民族从未从中国大家庭中脱离，相反，却大大增强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凝聚力、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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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游牧文化；北方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17-02

王锺翰先生主张，中国的历史是由以中原农业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和以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民族王朝”组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生活在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的北方民族，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对于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北方民族突出代表、蒙古族杰出首领成吉思汗对王罕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最具代表性：“大车的轮子有一个折断时，就再也不能乘坐它游牧了……”[1]其实，整个中华文明何尝不是这辆大车，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何尝不是这辆大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而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一、北族之浮沉起落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给人的印象是“暴起暴落”[2]，“来时排山倒海，去时无影无踪”。据史料记载，北方民族早在“东渐于海，西被流沙”的夏疆域内，就有“岛夷卉服”的民族；商代，西部有羌方、土方、鬼方、人方和戎方，东部有东夷；西周时期，有肃慎、犬戎、西戎和赤戎；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有狄族，东北有胡、肃慎、貘等；秦汉时期，乌桓、鲜卑、扶余、挹娄、匈奴、西羌和西域诸族矗立北方；魏晋时期，柔然、敕勒、突厥和吐谷浑在北方出现；隋唐时期，北有契丹、奚、室韦、靺鞨，西部及西北有突厥、回鹘、吐谷浑；宋辽金西夏时期，北及东北有契丹、女真，西有党项、羌、西夏；蒙元时期，蒙古族崛起于北方并建立元朝；明末，满族兴起与东北，并且君临天下。其后，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回族、维吾尔族长期居于北方之地。原居于中亚一带的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撒拉族渐渐内迁。19世纪中叶，朝鲜族陆续又从邻国迁入北地。如果把这些北方民族按照地域分布来划分，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北方地区民族、东北地区民族和西北地区民族[3]。而且，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如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匈奴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党项族建立的西夏[4]、契丹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更有君临华夏、统一全国的蒙元以及满清。

谈到北方民族，不能不谈到万里长城。作为前沿防御[5]的标志，长城旨在“拒敌于门外”。这条举世闻名的空间界线，从东到西，绵延上万里，是古代历史上南方农耕民族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措施，更是划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无形界限。面对匈奴铁骑的一再南侵，秦国、燕国、赵国都开始修建长城，并且，都选择在北方地区修建，而不是在南方修筑。究其原因，应当与北方诸如东胡、匈奴等民族以游牧为主、集体的人数众多、行动快速，以及在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北方民族往往能够快速地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以及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一次次冲击，或是摧残，或是洗礼。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南方民族一般只能形成分散的、实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团，他们在面对北方民族强大并且快速的冲击下，往往表现的不堪一击。农业历来是中国的立国之基，而广大游牧地区的存在，使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世界上更是独树一帜。农、牧两大类型的经济与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古代既互相矛盾又是互相依赖。游牧生活、生产的单一性与不稳定性，使牧区对农业区有更大的依赖性，而且，考古发现证明，游牧社会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农业活动[6]。同时，牧区始终保持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体性社会组织，尤其是强有力的骑兵，很容易形成一阵阵、一股股快速有效的军事优势，成为农业区的严重威胁。

早在史前时代，中华文明就存在这样一个文化区：东北、蒙古和新疆高原及青藏高原畜牧渔猎文化区[7]。在这片文化区域内，包含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渔猎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少部分的农业文化，其中以拥有开放性、流动性为突出特点的游牧草原文化为最基本的形态。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之充满生机、活力，并且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主动进取。“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的利器”[8]。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们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传统，因而一旦与中原农耕文化接触，就很容易被其同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极大地丰富、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广度与深度。戎狄之于商周，匈奴之于秦汉、鲜卑之于魏晋，突厥之于隋唐、契丹党项女真之于两宋、蒙古之于元明、满族之于明清，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自始至终与中原农耕文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相对应的发展序列。尤其是后期的蒙古族铁骑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使得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世界性特征更加突出。随后满族人入关，建立了大清，完成了北方民族第二次对中国的统一进程，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

二、北族之时空回响

谈到北方民族及其建立的王朝，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深远而持久的影响。首先，自秦始皇嬴政于公元前221年扫平六国、统一华夏，到国父孙文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诸如秦、汉、唐、元、明、清等7个强盛的王朝，其中就有元、满两个北方民族的席位。其次，从时间上讲，从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蒙古国到公元130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蒙元在中国历史的时间长轴上持续了共计162年。清朝字1644年眀亡算起，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更是存在了长达267年之久。将162与267两个数字相加，我们发现，长达429年！这个数字占至秦王朝统一至清廷灭亡约2110年历史的五分之一之久。再者，从南北对峙角度讲，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上两次南北对峙局面的产生同样起了重大作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在司马氏的夺权之中结束，中国经过短暂的统一以后，不久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长达270余年的分裂泥潭。与东晋对峙的“十六国”政权中的大多数，以及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中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都是由北方民族所建立。五代中的后唐、后汉均为北方的西突厥沙陀部所建。后晋的统治者，据史料记载“本自西夷”。五代自唐亡算起至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历时达53年，其中，后唐、后晋、后汉三个北方民族政权合计居五代总计年的一半以上。两宋时期，虽然号称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但始终处于北方强邻契丹、党项[9]、女真、蒙古的威胁之下。最后是北方民族政权在“廿四史”中所占的比例。所谓的“廿四史”，是历来被视为记载中国“正史”的24部史书，而其中，记述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性或是全国性朝代历史的史书就有《魏书》、《北史》、《北齐书》、《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九部，占“廿四史”的三分之一以上。

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到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北方民族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相继建立起一系列的政权甚至王朝，并与汉地中原王朝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应序列关系。无论是秦汉时期的匈奴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诸政权，隋唐时期的突厥诸政权，五代十国两宋时期的契丹、西夏、女真政权，还是元明时期的蒙古诸政，明清时期的满族政权，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无时不在发生着交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统治地位的变化与更替，不是侵略，不是征服，而是各民族之间在自身发展基础之上对政治权利的转移、更替、追逐。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无论封建王朝如何更替，不管是哪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我国都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局面，即使有时候形散，但根基不断。以北方民族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过全国性或地域性的政权或王朝，但他们都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轨道，都没有分离出华夏这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母体。尽管以汉族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在我国历史上始终占据着多数和主导地位，然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有时是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有时是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王朝，有时又是两者的对峙，但无论形式如何，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也好，几个政权并立也罢，但其经济文化的整体形态并没有改变，只是共同体内部的政权的分合，而非整体的破裂。而这种中国国内民族之间统治地位的变化与更替，确切来说，是从辽代开始的。正是北方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开创了少数民族成为统治民族的新时期。在唐代以前，汉族长期居于国内统治民族的地位，坚不可摧。唐朝以后，在中原地区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先后有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北方民族。当时，北宋、南宋朝廷先后向辽、金称臣纳贡，视辽金为“上国”。而且，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自认为北朝，而把中原王朝视为空有躯壳的安逸南朝。相比于辽，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则不喜欢自称北朝，在金人看来，女真主体就是中国的主体，而宋朝廷的地位则近似于藩属。金世宗曾说：“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10]到了元朝、清朝，统治全国的是蒙古族、满族。

历史上的中国各民族之间统治地位的变化和更替，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并没有导致北方民族王朝游离于中国之外，也没有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使中国灭亡。与此相反，在各民族的发展、进步以及相互影响作用中，愈发体现出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对中华文化的强劲向心力、凝聚力，有力的维系了以汉族为主体、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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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波斯）拉斯特.史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贾敬颜.释“行国”——游牧国家的一些特征[J].历史教学,1980，(1).

〔3〕申友良.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4〕吴天墀.西夏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5〕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尼古拉·第·科斯莫（Nicola Di Cosmo）.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hina [J].亚洲研究,1994，(4).

〔7〕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

〔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