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从俗与超脱的情感冲突——《九章》的情感矛盾及其流程研究之二

任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在《九章》中，我们能比较强烈地感受到屈原内在情感的矛盾冲突表现在矢志与从俗的对立上，诗人孜孜以求的“志”与凡俗之“志”迥异，甚至严重对立。无私、清醒和耿直构成了屈原人格美的基本内核，他对自身品行的自信和对“美政”理想的坚执是《九章》中突出情感特点之一。现实生存的逼迫使屈原的确产生过从俗的念头，但终究还是“坚志而不忍”（《惜诵》）。诗人还试图使用采芳、食芳与神游、幻游等方式来超越痛苦，终因其初志不改而未能成功。矢志、从俗与超脱的情感冲突，使诗人倍感痛苦，他将这些无法摆脱的痛苦尽情地倾泻于激扬的诗篇中，便使痛苦成为了《九章》情感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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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屈原《九章》 矢志 从俗 超脱 情感冲突

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说：“一件艺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兆。”《九章》正是屈原怀王三十年以后被放流到汉北和迁逐到江南的十余年间情感的自发表现，是其最后的人生阶段的生活状况和情感状态的征兆。《九章》主要抒发了诗人四对情感矛盾：忠君与弃君，迁逐与恋国，矢志与从俗，生存与死亡。这四对矛盾情感的纠结和冲突，真实地再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后半生那潮起无端、跌转难循的情感历程。关于忠君与弃君、迁逐与恋国两对情感纠葛的问题，笔者已另文详述。在此主要探讨诗人如何在屡遭迁逐的人生旅程中，如何在生存状态极其恶劣的情境下，不向世俗势力低头，坚持自己高洁的志向和追求，最终以生命保持了高傲的心灵。

一、对理想的坚执

在《九章》中，我们首先就能比较强烈地感受到屈原对自己高洁的志向和追求的坚执。执着正体现了屈原情感的持久性，表现了其情感胶着性强的特点。也许屈原和其他先秦文人一样，其精神起点都是“对‘天下无道’的确认，对邪恶人心的忧惧”；但我们却很难说屈原像其他先秦文人一样，骨子里是悲观的，灵魂是被挤扁了的。虽然他的基本话题主要也是那两个：如何治理国家和怎样活在世上，但他似乎少了许多依附性和消极退缩性，这恐怕主要是因为屈原对自身品行的自信和对“美政”理想的坚执。独立的人格与不屈的意志，是诗人在浊世中坚持理想追求的支柱。

诗人的志向和人格追求，早年既已形成且终身不渝，《涉江》曰：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诗人幼时就爱好一种奇异的服饰，这种“奇服”的主要特点是高冠、长剑。这种服饰本是春秋时期楚国人的打扮，屈原生活在战国中期，仍然爱穿，说明他对古贤的爱慕和向往，同时也表现了他不同凡俗的追求。

屈原不同凡俗的追求主要是指其早年既已形成、晚年仍然坚执的“内美外修”。在《橘颂》中，有对这种“内美外修”人格追求的象征性描写：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婷而不丑兮。

小橘树绿色的叶子，白色的花；层层的枝条，尖尖的刺；圆圆的果实，青色、黄色错杂；多么可爱呵，多么美丽！这是橘的外美，寓含着诗人对“外修”的追求。橘实赤黄，其色精明，内瓤洁白，香气弥盛；出类拔萃，似可任道。此是橘的内美，体现了诗人对内在品质的执着。形质兼美的橘树，正是诗人汲汲自修的写照。有研究者说“屈原是‘好修’的哲人”，良有以也。

诗人不同凡俗的追求，必然同世俗之人产生冲突。历经多次被谗迁逐之后所写的《橘颂》，突出表现了诗人不同世俗之人的人格美，流露出诗人同世俗之人的矛盾。

《橘颂》所写诗人的人格美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无私：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洪兴祖说：“凡与世迁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举世莫得而倾之者，无求于彼故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秉德无私，则与天地参矣。”⑧说明一个人只有不求私利，心胸宽阔，才能保持自己高尚的品质，具有“参天地”的品德。诗人由橘而知内外皆修的有力保障在于坚持美德，无私无求。天地成就万物之功，个体达到“双修”之境，咸缘于此。

二是清醒：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汪瑗说：“苏犹醒也，俗语亦谓之苏醒。苏世独立，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⑨屈原总有非常清醒的自我意识，只有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在乱流暗潮中坚若磐石，笑傲风雨。

三是耿直：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屈原正是自觉追求那种“梗介”的“志士仁人”，不为阿世作态，不为疾风折腰。王夫之日：“枝叶茂盛，华香果美，而其为木也，坚挺独立，无繁艳婀娜之态。盖梗介自理，志士仁人之节也。”诗人曾一再述说自己的耿直，如“苟余心其端直兮”（《涉江》），“何灵魂之信直兮”（《抽思》）等等，他对因“嫜直以亡身”（《离骚》）的鲧充满了同情：“行（女幸）直而不豫兮，舷功用而不就。”（《惜诵》）

无私、清醒和耿直构成了屈原人格美的基本内核⑩，而诗人在《橘颂》中之所以突出这几点，显然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是诗人高洁的追求与世俗之情感冲突的象征性体现。

二、对从俗的抗争

诗人是无求的，而世俗之人都是有求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离骚》）；诗人是清醒的，而世俗之人却是糊涂的，是“皆浊”的，“皆醉”的（《渔父》）；诗人是耿直的，而世俗之人则是“儇媚”的，“固时俗之工巧兮，俪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因而，诗人与世俗之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遭到了众人的嫉恨：

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胱。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一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眙。（《惜诵》）

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惜往日》）

诗人对“内美外修”的追求，并不仅仅为了“自美”，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导君先路”，实行“美政”，把国家建设好。然而，在这一根本目标上，诗人同短视而逐利、嫉贤而妒能的众人产生了更大的矛盾冲突。他为国殚精竭虑，却备受排挤，成为众矢之的。

此时，诗人内心矢志和从俗两种情感产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通过“梦境”和“占梦”，诗人在《惜诵》中非常形象地表现了这种冲突。梦境中的“无杭”，实际上就是现实中诗人得不到众人支持的体现。占梦的“厉神”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诗人心中另一个“自我”的外化。这是一个想让诗人从俗的“自我”，他告诉诗人：嫜直如舷，终难成功；要想“登天”，必须以众为伴，以众为援；若不变志，必遭祸患，最终“危独离异”。经过此次的被流放，诗人确实明白了“作忠造怨”的道理，在势力悬殊的对抗中，他也真的产生过“从俗”的念头——“欲横奔而失路兮”，但终究还是因为“坚志而不忍”。

每个人在现实中生存，首先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之“我”，世俗之“我”。而一个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不仅仅为了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他还有更高的需要，更高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理想之“我”，超俗之“我”。屈原正是强烈追求理想之“我”的人，有时甚至到了不惜牺牲现实之“我”的程度，然而在决定以死殉自己的理想之前，理想之“我”和现实之“我”，必然会在诗人内心进行激烈的搏斗。《惜诵》一诗比较集中地表现了诗人心中矢志与从俗的情感冲突。

虽然诗人因为坚持理想，直谏不讳，而被君王放流、迁逐，但他还是不愿意改节从俗，在《九章》中，他一再宣告，至死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追求：

欲变节以从俗兮，娩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思美人》）

别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

矢志和从俗的情感冲突，从诗人初受谗被疏时产生（《离骚》），到诗人被流放汉北时激化（《抽思》），再到诗人被迁江南时仍在心中激荡（《惜往日》），直至诗人涉江去溆浦，才彻底打消“从俗”的想法——“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不变心，不从俗，是屈子一生得力处，故反复言之。”虽然在现实斗争中，屈原失败了，他被赶出政治舞台，被贬到荒远之地，但在心灵世界里，诗人的“好修”精神却是至死不渝的，矢志永远战胜从俗。

三、超脱的努力

屈原这种矢志对从俗的战胜，必然以个人际遇的“愁苦终穷”为代价。他竭力用坚志洁行来摆脱现实中的沮丧、失意。他先用对志向的执着来化解，然而他越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越不愿意变节从俗，他就越痛苦。以志慰心的受挫，使诗人又试着用采芳、食芳等方法来超越痛苦：

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擘大薄之芳苣兮，搴长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解篇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佩缤纷以缭转兮，遂萎绝而离异。吾且僮佃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窃快在中心兮，扬厥憑而不埃。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

诗人遭谗被逐，然其初志未变，前辙不改，决不从俗，这就使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为了“愉乐”，为了“娱忧”，诗人在岁首春初，朝阳初出之时，揽芳茝，采宿莽，为自己编织芬芳的佩饰，来加强自身修养。他相信有了杂糅的芳泽，有了自中而出的芳华，美名就会远扬他方。因此，他感到些许的快慰，似乎可以“愉乐”“娱忧”，如汪瑗所言：“言其所得者足以自乐也。”在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人内心的情感矛盾：一是对美好品质的执着（矢志），一是“谁与玩此”“萎绝离异”（从俗），再则就是“荡志”“娱忧”“窃快”的解脱努力。

屈原还曾想用幻想托游的方式来化解心中矢志与从俗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潘啸龙说：“楚人处在相对原始的发展阶段，在思想上更多受富于神秘想象的宗教巫术支配，故无论在都邑宫廷还是民间草野，神怪思想和祭神娱神的巫风盛行不衰。灵巫降神往往要斋戒沐浴，浑身披戴上奇花异草，而且装扮得须与想象中的神灵相似，瑰奇艳丽。按照当时人的迷信，灵巫还具有升天入地交接神灵的特殊本领，并如《九歌》那样，既可以飞越‘空桑’追随‘司命’、‘导帝之兮九坑’，又可驾御‘两龙’，与‘河伯’驰向遥远的河源‘昆仑’。”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全有可能产生用神游或幻游的方式来化解痛苦的情感。

在《涉江》中，屈原可以让青龙、白螭驾车，以明月、宝璐为佩饰，吃的是玉英，陪同他登游昆仑的是古帝重华。诗人成了一位可以与天地比寿、可以与日月齐光的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屈原似乎真的找到了知音，摆脱了污浊的现实世界。

在《悲回风》中，屈原又可以：

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蜿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婵媛。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悲回风》）

在这种“幻游”的境界中，诗人具备了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他可以上摸苍天，舒气成虹；下依风穴，吸露漱霜。他还可以一会儿处彩虹之上，一会儿登昆仑之巅，一会儿又跑到岷山。虽然是人仍有“婵媛”之叹，但他毕竟有了超越时空的暂时自由与快乐。

可是，不论诗人怎样努力，怎样幻想，现实总是无法改变的。屈原内在情感矢志与从俗的矛盾冲突仍然非常尖锐。诗人孜孜以求的“志”与凡俗之“志”迥异，甚至严重对立，其结果只能是：要么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追求，求得俗世的谅解与接纳，以在现世生存；要么坚持初志不改，抗争于艰难万状的境遇中，甚至殒身以殉。诗人显然选择的是后一条路。

卡西尔说：“当然毫无疑问，伟大的抒情诗人都具有最深厚的情感，而且一个不具有强烈感情的艺术家除了浅薄和轻浮的艺术以外就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应该说，在《九章》中，屈原表现出了深厚而强烈的情感，且其情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有感伤，有怨恨，有绝望。诗人心灵深处的重重矛盾主要是忠君和弃君、恋国与迁逐、矢志与从俗、生存和死亡等。众多矛盾的交互挤迫，使诗人备感痛苦，他将这些无法摆脱的痛苦尽情地倾泻于激扬的诗篇中，便使痛苦成为了《九章》情感的基调。宁宗一先生说：“屈原的痛苦就像莎士比亚与贝多芬的痛苦一样，都超越了个人狭隘的范围和性质，都不是为自身、为私人的具体命运而痛苦、去哭泣，而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精英人士所特有的一种‘对世界的痛苦’。”宁先生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屈原心灵中的秘密，指出其痛苦情感的本质。正因如此，才强烈地震撼着数千载以来诵读它的人们，在后人盈眶的热泪中，满腹哀怨的诗人是否得到了些微的安慰与快乐？

基金项目：本文系任强主持的2014年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清代安徽楚辞文献及楚辞学史研究”（项目编号SK2014A092），2008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吴世尚《楚辞疏》校笺”（项目编号2008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任强，文学硕士，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六朝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