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动“人世”与被动“出世”谈李白的拜谒观

朱贤晖[宁波大学，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后人论及李白的仕途偃蹇都会提及李白不懂政治，因为王侯名公是不希望你与他“平交”的，这确是肯綮之论。但综观李白主动“入世”与被动“出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想凭一己之力立志使天下太平的浪漫主义情怀，又由于这情怀的高尚让我们怜惜于诗人的主动放低姿态以求人生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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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白“谒游” “出世”“入世”拜谒观

作为盛唐诗歌的代表人物，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双峰并峙”无疑是整个唐代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诗仙太白的“豪放飘逸”不光为后代留下诸多名篇，更有无数佳话轶事成为传奇为后人激赏。但是一篇《与韩荆州书》却在历代文人骚客心底留下疑惑：何以潇洒豪迈放浪不羁如诗仙者，也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拜谒诗作？再联想起李白曾有“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光辉事迹”，甚至诗圣杜甫也留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名句称赏其不趋炎附势、“平交王侯”之风，这一篇《与韩荆州书》不是甚为矛盾之作吗？无可否认，《与韩荆州书》是李白豪放飘逸的代表之作，其中的名句如“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更是千古名句。不管后人如何为其辩解，说其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或云表现了李白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也不能解释人们心中的疑惑；因为不管如何，这是一篇以寻求引荐为目的的拜谒文章，“求人”之意非常明显，这与我们心中的诗仙形象是大相径庭甚至是矛盾的。本文即拟从“出世”与“人世”的角度来对李白的拜谒观做一探讨。

一、“仰头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入世”心境探微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可以说“学而优则仕”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据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可看作是唐代童子的儒家启蒙读物，虽然李白后来也接受了一定程度的道家思想，但儒学思想无疑在其内心深处占有重要地位。现一般认为李白生于中亚碎叶，但至迟在开元六年，李白十八岁时他已在四川大匡山隐居读书为人仕做准备。开元十三年，李白行出蜀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追求，李白此举既是潇洒游学之举，也有着强烈的干谒意味，即希望结交有识之士，扩大名声并获得引荐的机会。他在《与韩荆州书》中云：“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可以说李白的“谒游”行为从一开始就表露出了他强烈而鲜明的希冀以诗文求得引荐“人世”的心理。如此，就引出李白研究常被人忽视的一个话题，即李白为何不参加科举以求仕进。以科举入仕无疑有着相当的好处。一是避免了拜谒求人的种种不堪。杜甫在困居长安“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之时，为行干谒感慨良多，写下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句，可谓遍尝艰苦。二是科举入仕向来被视为“正道”。在封建时代为官不外乎征召、举荐、科举、荫蔽、封赏这几种途径，而其中科举是最为人赏识的，因为这是自身能力的体现和认可，由此入仕一方面能得到同僚及上级的认可，另一方面获得升迁的几率也较大。那么李白为何弃科举而事干谒呢？当代的主流观点是李白不屑为之。由科举入仕途必然要从“基层”做起，自尊心强如李白者，“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另外也有学者提出李白绝意科举是因没有资格。白居易在《百道判》中曾为一虚拟的商人之子求情，意为朝廷应放宽科举之途，使商人之子也可参与科举。逆推之则可知在唐代商人之子是不可参加科举的。据考证李白之父李客为任城尉，似非商人，但考虑到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自言“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可见其家之豪富，与商者相关似也在情理之中。再者，唐代罪臣之后不可参与科举。李白曾有言其家“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上安州裴长史书》），后人一般认为李白先祖乃罪谪西域，这一点可从李白对自己身世的“语焉不详”似可见端倪。由此，不管是商人之子还是罪臣之后，李白都与科举无缘。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仕途，至少在得唐玄宗征召的天宝元年(742)之前，李白是倾心向往的。那么不管什么原因使李白放弃科举，决意以于谒“人世”都是无可厚非的，这可看作是一个有志之士为实现个人抱负而做出的人生选择。这与他“豪放飘逸”的诗文风格、“平交王侯”的潇洒风流、使“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不羁之举均无矛盾之处。

二、道对儒的补偿——李白被动“出世”心境探微

可以说在李白自身价值思想体系形成之前，道家思想就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言年少时“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以致太守以二人“有道”而荐举。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言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后“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名人道士籍；就身份而言，李白完成了从儒生到道士的转变。就李白自身而言，笔者并不否认他有异于常人的仙风道骨，但在其诗文中笔者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在李白身上道对儒的一种补偿。

儒道二元思想在李白身上结合世所公认，但儒的第一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可从李白“人世”的主动性与“出世”的被动性的分析中得出。上文对李白“人世”的主动性已经论及，这里再举两例：一是仕进可为时的狂喜。经历了干谒的失败之后，李白于天宝元年得到皇帝征召，狂喜之下吟出“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句，是年李白已经四十二岁，由此叮见萦绕于诗人心头的不是羽化为仙的痴迷而是“游说万乘”的建功立业之豪情。二是壮志难酬的悲慨。天宝九年李白二人长安，眼见仕进不可为而写下“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之句，功业难就之下的自弃、无奈、悲愤之语正是其锐意仕进、积极进取的佐证。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其鲜明的对壮志难酬的悲愤之语，同时也点明了：归隐江湖如道士般“散发弄扁舟”之举是在“人生在世不称意”的前提下做出的，是被动的无奈之举。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李白人道士籍，不是在供奉翰林之前，而是在被“赐金放还”之后了。李白年少时江陵遇司马承祯，被誉为“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就交游而言这对李白赢得民间声望无疑是有帮助的，这段经历在李白看来更多的是起到了进阶之梯的作用。被玄宗“赐金放还”意味着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人生理想既已破灭，唯有人道修心以弥补人生遗憾了。即便如此，在“安史之乱”后得到永王征召时，李白虽忖之再三还是抑制不住那颗强烈的“出世”之心人永王幕，最终引火烧身。

从李白被动“出世”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的那些抒发一己愤懑、悲慨情怀的作品，那些追求强烈自我、气势凌厉的诗篇大多是对现实不满的寄托之作，那些气度潇洒的文字背后是一个孤寂的灵魂在抵牾；放达洒脱、豪迈飘逸的仙风道骨是对壮志难酬的儒者情怀的补偿或自我安慰。

三、再探《与韩荆州书》与《上安州裴长史书》

前文开头已经提到，由于《与韩荆州书》明显而强烈的“求人”意味使许多读者对李白有了疑惑甚至是误解，更有臼作主张的“人有两面”说令方家捧腹。这实则是对李白的为人，尤其是拜谒观尚未有深入的了解。本部分即从《与韩荆州书》及与之类似的《上安州裴长史书》着手，对李白之拜谒观进行具体论述。

《与韩荆州书》约作于开元二十二年，李白三十三岁，尚未北入长安，正是踌躇满志之时，其广行干谒，意欲大展宏图。《与韩荆州书》虽有“求人”意味，但真是“平交王侯”之作；与之相比，《上安州裴长史书》就显得底气不足。毋庸讳言，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谈了两个方面：一是赞扬韩朝宗知人善举，一是推说自己可堪大用。而作于天宝十二年(753)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则有别，准确地说，这是一篇借自辩之名行干谒之实的作品，“平交”之气稀见而“卑自”之意鲜明。此时李白已经五十二岁，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可说是历尽沧桑。李白广行干谒是想得到名公大臣的荐举，以期直上云霄，他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自云“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可见李白对自己是直以宰辅之才自命，非甘屈居人下者。前《与韩荆州书》确为干谒之作，后《上安州裴长史书》也是不希望裴宽听信谗言对自己产生误解，而这背后是李白的一颗济世安民之心。

后人论及李白的仕途偃蹇都会提及李白不懂政治，因为王侯名公是不希望你与他“平交”的，这确是肯綮之论。自视甚高之李白在这方面无疑吃了大亏。联想到李白希冀人仕是为济世安民，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再来观照他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到后来的如不获赏识将“膝行于前，再拜而去”（《上安州裴长史书》）的低下姿态，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不是阿谀谄媚，而是一个伟大灵魂的用心良苦。

四、结语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初游东鲁，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以义士鲁仲连自比，既抒发了对自己“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的安世济民能力的非凡自信，也表现了自己“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的实现理想不为功名利禄的高尚情操。综观李白主动“人世”与被动“出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想凭一己之力立志使天下太平的浪漫主义情怀，又由于这情怀的高尚让我们怜惜于诗人的主动放低姿态以求人生理想的实现。由此我们无需再讳言诗仙李白的那些干谒之作，希求人仕本就不是难于启齿的事情，诗仙也正是因这些普通大众都曾体会过的共同情感而更血肉丰满吧？百代之下，当我们重读起“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的诗句时，也许会对诗仙有更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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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白．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杨羽生，李FI生平研究匡补[M】．成都：巴蜀书社，2000.

【3】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2.

作者：朱贤晖，宁波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