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体精神存在的叩问——浅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罗立学[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116029 ]

摘要：小说不纠缠于现实而关注存在，在“存在堕入遗忘”之际，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先锋”姿态和勇气叩问存在，在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下对人类精神存在的困境做出了精辟阐释，并试图从以往经验的精神坚守中寻求救赎，是对当代人关于“存在”的警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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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存在 创伤 反乌托邦 乌托邦精神

格非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初登文坛，凭借诡秘奇崛的“空缺”叙事和玄妙莫测的“语言迷宫”，创作了《迷舟》《褐色鸟群》《青黄》《傻瓜的诗篇》等一系列“异质性”很强的“先锋小说”，成为文学界不可忽略的存在。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叙事策略随之改变，由最初注重“怎么写”转向“写什么”的思考，小说形式渐趋走向简单、朴素，然而叩问存在的先锋精神却一路伴随着他。特别是沉潜多年后于新世纪推出的“江南三部曲”，把西方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与中国本土的传统与现实相统一，优美的语言和抒情的气质下涌动着智者之思，通过透析当下现实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谱写出一曲乌托邦的末世之歌，书写出个体生命存在的艰难和困境。

一、存在的创伤：疯癫

“真正的文学就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格非自1986年发表《追忆乌攸先生》至今，对存在的叩问和书写从未停止，《青黄》和《褐色鸟群》通过时间和记忆的命题镌刻出存在的不确定性；《敌人》中赵家后人在一场场无法逃脱的谋杀中先后死去，表达出宿命的轮回和生存的恐惧；《紫竹院的约会》《欲望的旗帜》里欲望的旗帜飘扬在人类的精神领地，在情欲的狂欢中找寻的是个体存在的痛楚和破碎；而“江南三部曲”中格非肯定了个体存在的确定性，并试图探寻个体精神存在的实现途径以及存在的最终归宿。

“江南三部曲”梳理了从20世纪初直到当下的近一百年的历史，书写了一群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创伤，“疯子”是不同时代人们对这个群体的相同表述，“天底下的读书人，原来就是一群疯子”，是对他们存在状态的诠释。“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无论陆侃、秀米还是李秀荣、绿珠的疯癫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李秀荣为此还改名为庞家玉，但仍没有逃离这一宿命。以陆侃的人生经历为例：陆侃因官运不顺、备受排挤而罢官回籍，跳出世俗的圈套让他得以窥探到现实的不堪，与现实的矛盾和距离迫使他返归传统寻找慰藉，当他看到丁树则赠的《桃源图》时恍然大悟，桃园式的生活正契合了他内心世界的存在，修建一条长廊成为他存在的理想和证明，然而现实的理性造成精神存在的日益瓦解，疯癫成为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挥刀砍树是发泄对现世的不满，烧书是抵抗现存的世俗秩序，出走则成为寻求内心诉求的归宿。

而《春尽江南》中王元庆的发疯无疑更好地说明了疯癫和理性的关系。王元庆发迹后梦想把花家舍打造成“人民公社”的形式，合伙人张有德认为这是与整个时代作对，他致力于把花家舍变成一个“销金窟”，当理性遭遇疯狂时，暴力是解决疯癫的最好工具，王元庆被打进医院和派出所后被迫主动撤资。后来王元庆建立了一所精神病治疗中心，他的这一疯狂举动正好预言了“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并且从他给弟弟端午写的那些信中的名言警句式的疯话来看，疯癫不是对理性的简单妥协，而是对理性的否定和超越。这些在现实体验到的创伤无法诉诸语言，只能依靠扭曲的意志和疯狂的行为来表达，所以疯癫的人注定是孤独的、沉默的，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大都遭遇过语言表达的困境，例如秀米的两次失语，“造成疯癫失语的是疯癫对存在的解释权的丧生，疯癫的对于存在的解释力的日益瓦解造成了疯癫的失语，以及最后的沉默”，然而这种沉默下却隐藏着丰富的精神探索，即对乌托邦的不懈追求。

二、存在的悖谬：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是自古以来理想主义者精神追求的归宿，在中国既有古代陶潜的世外桃源，也有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而在西方对“乌托邦”的描写同样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奈的《乌托邦》，“乌托邦”情结作为人类追求理想生活的集体无意识代代传承。然而“乌托邦”作为形而上的空想、虚构，在历史面前始终属于乌有之地，在现实社会中，再强大的信仰和努力都将化为乌有，“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看着它终成笑谈”，这就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

尽管乌托邦只存在于精神维度而不可能幻化为真实，但理想主义者们对实现乌托邦这一实践而做出的努力却从未停止。《人面桃花》中王观澄放弃世俗的名与利，隐居花家舍苦心孤诣二十载创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社会：“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每当春和景明、细雨如酥、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然而这一切美好的表象下面却暗涵着变态的性欲和龌龊的勾当，靠强盗的营生和与官府的勾结维持的短暂安宁，一旦受到外力的挑拨便自相残杀，功亏一篑。同样是理想主义谱系中的陆秀米见证了存在和毁灭的过程，并伴随着对父亲桃源梦和张季元大同世界的思考走上了革命乌托邦的道路。她在普济组建革命军队，设置育婴室、养老院、疗病所、殡仪馆、书籍室和监狱等，甚至为了理想变卖了家里所有土地，但最后换来的却是儿子的死亡、革命同志的背叛和自己被捕的事实，她不得不以沉默表达自己的反抗，惩罚自己的过错。其实无论陆侃、张季元、秀米还是王观澄，他们的乌托邦都只是希望把所有人变成一个人，而忽略了人的特殊性和社会现实，与现实断裂、隔阂所造成的错位注定是反乌托邦的，是失败的。

《山河入梦》中谭功达宿命般地继承了母亲陆秀米的乌托邦精神事业，在不合时宜的地点做着不合时宜的桃源梦，修大坝、挖运河、建沼气、通公路等一系列美好理想最终幻为泡影，被贬至花家舍当无所事事的巡视员。在花家舍他看到梦寐以求的桃源世界竟在这里提前实现，但生活在这里的人却没有实现乌托邦应有的快乐，所有人都郁郁寡欢，不苟言笑，甚至善于遗忘成为共同的特点，因为一个神秘的组织“101”就在身边。创建者郭从年比王观澄和陆秀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乌托邦本身的脆弱，看到了人类本性中的恶，“除非私欲能够及时制止，否则一切追求空乏理想的政治手腕都是罪恶的”，为此他创建了相互监督的机制，在花家舍一切都是透明的，甚至连潜意识都被控制在内，人们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之下，人人自危，如履薄冰。依靠窥视和专制建立起的自我道德规约终归是违反人性的，花家舍也终归被历史所颠覆。

三、存在的救赎：乌托邦精神

人类经由混沌走向理性，其间个体的存在感日渐殆尽，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占据上风，纯粹的物质消费和空虚的精神追求充当存在的本质需要，新世纪人类的盲目性更是渐入极端，在“存在堕入遗忘”之际，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恰恰是对当代人存在的警示和救赎。

《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在监狱中强迫自己忘掉过去，放弃名利纷争，当她重返家乡，“她第一次正视这个纷乱而甜蜜的人世，它杂乱无章而各得其所，给她带来深稳的安宁”，油然而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让她找回了失落的自我，她把所剩的人生全部投放到大自然的怀抱，与花草诗书交友，找到了最妥帖的存在方式。《山河人梦》中谭功达在经历政治失意后，姚佩佩杜鹃啼血般爱的呼唤给了他受伤的心灵以巨大的慰藉，两颗饱受创伤的心灵之间达到的默契，让他们在现实的困境中凭借超越生死的真情挚爱得到了救赎。《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半生时间都在摆脱过去的阴影，然而功成名就并没有给他带来些许的快乐，生活的狼藉让她焦头烂额，特别是当看到法律的漏洞以及社会的阴暗面时常常泪流满面，直到被确诊为癌症后她才彻底放下世俗的纠缠，回归内心，虽然西藏之行仍未完成，但用死亡获取灵魂的安宁对她来说何尝不是超越后的精神救赎。

小说中陆秀米、谭功达和庞家玉在存在遭遇困境时都选择回归内心世界寻求救赎，但作者用更多篇幅所描述的乌托邦精神却是整个人类实现精神救赎的方式。乌托邦作为一种精神根植于人的存在本身，是对人的存在的肯定和证明，它代表着人类对一切美好、自由与理想境界的孜孜追求，同时也是对现存境况的质疑和颠覆，所以乌托邦承担者始终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游弋，在有限中寻找无限的可能性，这种不可能的实践就赋予了乌托邦承担者以悲剧命运。然而“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在信仰极度缺失的国度，精神匮乏已经成为物质丰盈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回顾以往经验中的精神坚守不仅是对人类存在现状的反思，更是当代人实现精神救赎的一种方式。陆侃、王观澄、郭从年、王元庆等人的理想社会虽然都没有彻底实现，但他们对于存在的未知世界的探索，对于梦想近乎偏执的坚守，对于乌托邦精神超越生死的追逐，却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 者：罗立学，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