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扶桑》的叙事技巧

周琳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116029]

摘要：严歌苓的《扶桑》以曲折的笔调描绘了美丽的华人妓女扶桑和白人贵族少年克里斯的凄婉爱情，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本文将从时空错置的叙事结构、明暗双线的故事脉络、三重文本的叙事张力等方面探讨作者在《扶桑》中采用的叙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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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扶桑 叙事 严歌苓

一、时空错置的叙事结构

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以顺序的方式来结构文章，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把故事娓娓道来。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处就是让读者可以比较明确地知道故事发展的脉络，可以对整个故事有清晰直观的了解。到了现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传人使作家们认识到了叙述技巧的运用对整个文本的重要性，于是作家们纷纷改变了传统的结构故事的方式。严歌苓的《扶桑》就采用了时空错置的叙事结构。

所谓时空错置，指的是作家不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来结构文本，而是依靠情感的力量在时空的轨道里随意进出。在文本的开头，出现在读者眼中的是二十岁的妓女扶桑以及她与克里斯的初见。作者并没有在一开始就交代扶桑的身世与她被拐卖到旧金山的经过，而是在故事的逐渐发展中才交代了扶桑与大勇在中国的身份，以及克里斯的家庭环境等。

在文本中，这种时空错置表现最明显的角色是克里斯。文本中多次出现克里斯对扶桑的回忆：“六十岁的一天，克里斯想起他十二岁的一个瞬间。唐人区一条窄巷中，他看见了一个中国妓女”；“克里斯在他三十多岁、四十岁，在他以后的整段余生中不断想到扶桑那笑，给自己的笑”；“多年后，大约是四十岁，克里斯有天想到他走出扶桑和大勇那幢楼的感觉”；“许多年后，七十岁的克里斯在老年性失眠的一个夜晚，又一次看见扶桑跪着的形象……他看见十七岁的自己像条垂死的鱼”……这种时空错置，表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克里斯对同一个事件的不断回顾，并从回顾中得到了反思。读者可以看到，克里斯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正是从这种不断的回顾中得到了加强，当年老的他以忏悔、内疚或成熟的眼光“刷新”年轻时的回忆，我们也从中了解到了克里斯性格中的多个层面和向度。

时空错置的方式加深了文本的历史厚重感，随着时间的超前和倒流，不同时期的同一个人物对同一个事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而我们看到，直到多年后，克里斯才真正地了解了扶桑当年举动的内涵，两种文化的碰撞、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艰深解读从中可见一斑。

二、明暗双线的故事脉络

小说明面上讲的是妓女扶桑与两个男人——大勇和克里斯的故事，其实暗中还潜藏着叙述者“我”的故辜，并通过两个故事的不断比较，讲述了不同时期华人在陌生的国度遭遇的相同的不平等待遇和苦涩人生。

叙述者“我”是第五代移民，来到旧金山以写书为生。在一百六十本描写圣弗朗西斯科华人的史书中，“我”找到了扶桑这个最美丽的华人妓女，又因为克里斯和扶桑的故事是当时男童嫖娼的典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这里叙述者交代了整个故事是有史可依的，就是所谓的一百六十本史书。而整个故事又是虚构的，是在看了史书之后叙述者产生的对最美丽华人妓女和白人小鬼之间感情的想象。叙述者直接在作品中暴露了整个小说的虚构性，公然讨论情节的发展和主人公的性格，这里体现出元小说的特点。

小说中多次出现叙述者自己和扶桑的境遇比较。在扶桑初次登上名叫金山的城市时，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地域、陌生的习俗、陌生的一切，还有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的欲求，和一百多年之后的“我”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些，当扶桑和克里斯面对面地对视而引起战栗时，叙述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自己和白人丈夫相互对视时那种企图被懂得的渴望和对于彼此差异的迷恋，也许这就是她设计扶桑和克里斯对视的原型所在。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下成长的人渴望相互了解，可是真实的了解又是多么难以达到。克里斯直到多年之后才了解了扶桑对自己笑的含义，才了解了她承认自己是贼的原因所在，而“我”和白人丈夫就日本豆腐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世俗又有烟火气，这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人建立家庭后所发生的文化碰撞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写到扶桑和克里斯之间的“爱”，“我”这个第五代移民用非常晦涩的笔触写了现代人对这个复杂又奢侈的词汇的理解，纯粹的情感中掺杂了异常多的现实因素，因而发生在妓女和白种少年身上的这种感情，这种差距过大的神奇感觉，让人惊奇，也显示了写出他们故事的“我”的感情的复杂。

通过写扶桑的故事，叙述者“我”的故事从背后慢慢浮现出来。相隔了一个多世纪的两个女性之间的比较，从作者情不自禁抒发的愤懑里，读者了解到时代在改变，历史在发展，可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欺凌和不屑甚至是粗暴地凌辱依然随处可见。弱势文化中的群体在异国他乡没有认同感，没有皈依，无论自身多么成功，在异国依然是寂寞的、不受重视的。甚至最亲密的人可能也不是真正地了解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弱势文化。文中举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例子：一群白人青年在电视机上发表了白种人对所有有色人种毫无由来却根深蒂固、深沉阔大的仇恨。这种仇恨甚至不需要血缘来传承，只是代表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彻底的仇恨。联想现在，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现在的世界依然还是由强势文化来主导，弱者没有说不的权利，“落后就要挨打”。严歌苓通过描写19世纪60年代华人在美国的生存困境和20世纪末“我”在美国的无归属感，揭示了一个深沉的主题：种族歧视。

除了扶桑，《小姨多鹤》中的多鹤、《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严歌苓对像她们一样的“边缘人”的隐秘内心世界的刻画、对人性的关注、对异质文化的敏锐体验，使她的文本多了历史的深刻性和人文精神的内涵。

三、三重文本的叙事张力

在严歌苓的另一本小说《白蛇》中，存在着三重文本：官方版本、民间版本、不为人知的版本。其实在《扶桑》中，也存在着三重文本。

第一重是官方文本，讲述的是叙述者从一百六十本圣弗朗西斯科华人史中摘抄下来的官方评价，也就是所谓的正史。整个文本中存在的官方评价极其稀少，而且其存在的价值只不过是为了给叙述者的观点提供反面的例证，来证明强势文化的史学家对弱势文化中的人的不了解，对克里斯和扶桑爱情的不了解。每次作者引证这些官方史书后，叙述者总会在接下来的话语中驳斥史学家们的观点，如：“我看着你在烛光中的模样，我丝毫看不出‘价钱低廉’的痕迹”；“总之，这些史学先生摇头晃脑，自认为弄清了你们关系的谜”……官方文本本应是最正统、最权威、最具有公信力的版本，但作者在文中解构了权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威采取了蔑视的态度。因为叙述者本人自发地站在了弱势文化的立场，而且她本人的经历对她看待圣弗朗西斯科华人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她对由强势文化的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不赞同的。由此，因为对正统历史的不满，叙述者重新解读了那段历史，根据自己的理解产生了民间版本。

读者读到的扶桑与克里斯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叙述者自己创造的民间版本，这是在看了一百六十本官方文本之后对其不满的产物。在官方版本中，白种男童嫖中国娼妓只是作为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被记录下来，而叙述者则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了一个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克里斯对扶桑几乎持续了一辈子的爱恋与扶桑从无意识地接受苦痛到认识克里斯之后的变化再到两人最后的擦肩而过。在描述整个故事的过程中，叙述者展现了华人在美国的糟糕的生存状态和被白人欺压的多个故事，让读者对在异国挣扎求生的华人产生了诸多同情，同时对欺压华人的白种人产生了愤怒。与官方文本截然不同的解读可以看成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作者力图通过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来展现不同角度的历史的不同侧面。一切的历史都是由人书写出来的。但是，当史学家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冲突时，我们应该相信谁呢？

这里，就出现了第三重文本：不为人知的版本。作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深入到了扶桑和克里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以在极端隐秘的情况下描写两者之间最幽微的表情变化、最深层的情绪翻滚。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像作者一样隐藏的上帝能够完整地表现一个人生活的全部，作者所展现出来的扶桑和克里斯仅仅是她自己的想象和创作而已。而在历史中，扶桑和克里斯到底产生过爱情没有，甚至二人到底是否真正存在过，都是未知的。也就是说历史的真相隐没在时间的深处，除了当事者无人得知。这就是历史的虚无所在，无所谓有或者没有，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人心的奇特所在，别人无从得知你心里最深藏的秘密和最深刻的感情。

三重文本共同存在，相互交叉相互消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在逐渐褪色，人心隐隐浮动中把一切指向了未知。读者在深深叹惋于爱情悲剧的同时，对历史的真实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严歌苓曾说：“其他的语言是听觉的，但中国语言是视觉的，这使中国文字传导给世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作家应该寻找更具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写作方式和语言……才不会再翻译过程中流失中国文字的美丽、含蓄和生命力。”作者实践了她的观点，在《扶桑》中，通过多种叙事技巧的运用，使整个文本别有一番魅力。

作 者：周琳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