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叙事比较研究的背景

罗文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北京100005]

摘要：作为中国和吉希腊英雄史诗之代表的《格萨尔》和《伊利亚特》这两部共性很明显的中西方著名史诗，很少有人将其纳入叙事学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去观照，更多的研究都集中在两部史诗的各自特征，尤其是国内外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多集中在艺人演述与版本整理的抢救式发掘与搜集，史诗情节、主题与人物研究，文化现象的思考等方面，而很少见到对《格萨尔》的叙事外在形式、内部情节结构、史诗心理描述等方面与《伊利亚特》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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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伊利亚特》《格萨尔》叙事 比较

大体成型于8-9世纪的藏族《格萨尔》（又称《格萨尔王传》）作为在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活态史诗，标志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作为大型叙事文学的早期代表，《伊利亚特》与《格萨尔》这两部史诗的叙事比较研究有着独特的创新意义。本文简要对《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叙事比较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必要性进行述评。

一、《格萨尔》研究

关于最早研究《格萨尔》的人。赵秉理认为应当不是俄国的帕拉斯而是中国的松巴堪布·益喜班觉尔。紧随上述18世纪中后期这两位先驱，19世纪以来的世界《格萨尔》研究可做如下概要。

在国外，1836-1839年，由德国人史密德译自1716年北京印蒙文《格萨尔王传》的德文版《格萨尔王传》在圣彼得堡出版。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做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1884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青海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90年，俄国人波达宁发表了几篇论文，将格萨尔王传同俄国民间文学做了比较研究。进入20世纪，1900年，研究藏文格萨尔王传的捷克人弗兰克发表德文《格萨尔英雄故事内的春天神曲》，英文《下拉达克的藏文格萨尔史诗》与《格萨尔史诗序言，十八英雄传》。1906-1907年，英国人玛克斯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发表论文《格萨尔英雄故事中的武士》。但史密德、弗兰克和玛克斯等人的作品因发行量少、年代久远而不易见到，而法国女旅行家达卫一尼尔夫人的《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涯，藏族吟游诗人说唱的英雄》一书则引发了一般读者的故事兴趣。1956年，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的《岭部喇嘛寺庙藏格萨尔英雄记事》根据文字记载对《格萨尔》做了概要性研究。蒙古学者策丁·达木丁苏伦1958年版的《格萨尔史诗的史实根源》一书在《格萨尔》学界影响甚为广远，其第七、八两章尤为重要。达木丁苏伦也曾做了一个《格萨尔》故事情节顺序表，并在第六章中借引证历史著作与文献以证实格萨尔是个历史人物。1980年，在吸取达木丁苏伦《格萨尔史诗的史实根源》和青海版汉藏文《霍岭大战》的营养，以及受青海民间文学研究会收集到五六十部手抄本的事实的启发，石泰安的《格萨尔史诗》从法文译成英文并加注大量补充内容后出版，他强调不计其数的作者催生了不计其数的改写本与合写本。据不完全统计，虽然至2003年，已发表的涉及《格萨尔》研究的论文有近300篇，但限于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国外研究虽涉及的范围较广，但主要止步于概要评介。以蒙古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东方学派很重视资料收集和主题思想阐述，以及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和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的研究；而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派则更多关注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知名学者策丁·达木丁苏伦的贡献在《格萨尔》史诗的史实考证方面，而石泰安的贡献在《格萨尔》版本学研究方面。

在国内，最先向国内外介绍《格萨尔》的是任乃强先生在1944年发表的论文《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随后的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等先生以文章介绍《格萨尔》并译介国外相关论著。1949年后的《格萨尔》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是1950年代。主要是在初步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与版本等做初步的介绍和探讨。第二是1980年代。自1980年代初起，相关各省区普查寻访说唱艺人、整理其说唱部本及史诗翻译这三项工作进展迅速。王沂暖先生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的《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是迄今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珍本。降边嘉措的专著《格萨尔初探》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随之其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第三是1990年代起至今，《格萨尔》研究人员达千人之众，发表论文近千篇，《格萨尔》汉译整理本多部，《格萨尔》研究专著十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多期等。199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已召开了五届，而且《格萨尔》精选本至2006年已出版了12卷13本。

近十多年来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成果，总体分为如下几类：

1．专著和论文集。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论》，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论文集主要是《格萨尔学集成》(1—5)。

2．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向度举要：徐国宝从《格萨尔》与中华文化结构；李连荣从中国《格萨尔》史诗学史；诺布旺丹从伏藏史诗；周爱明从《格萨尔》口头诗学；徐斌从《格萨尔》史诗图像及其文化；王景迁从《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神灵文化；王恒来从《罗摩衍那》与《格萨尔》的人物类型等方面人手。

3．硕士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向度为：多从人物形象、音乐、研究史、生态意识、民俗与文化、语言与谚语、神话、审美观与原始思维等方面进行研究的。有两篇针对《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的美学建构和原始思维的比较研究。

4．非学位论文的研究向度：《格萨尔》的地位评价；翻译；部落战争与军事思想；历史与时代；受文人创作的影响；受民俗和文学的影响；人物形象研究；生态伦理；巫术宗教信仰；戏剧；心理；研究现状述评；史诗艺人；音乐；语言与形式；原型、母题与主题；版本与文本；中西精神差异；与其他史实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王兴先、何天慧等人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而《民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和《西藏研究》此三个刊物成为研究《格萨尔》的主阵地。

二、《伊利亚特》叙事研究

国内外的《伊利亚特》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而与《伊利亚特》叙事相关的研究则有：

1.《伊利亚特》叙事结果之外在样态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其程式化用语的研究。C.M.Bowra对程式化用语做过细致研究和详实考证。另外，J．C.Hogan，S.L Schein，以及B.A.Stolz和R.S.Shannon等人的研究中也有涉及。国内荷马史诗著名专家陈中梅先生的《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认为：“程式化用语是荷马史诗得以成功扩展的最基本的和最常用的有机成分之一。”

2.《伊利亚特》叙事结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伊利亚特》情节整体分块与情节环形对称结构的研究方面。首先，整体将该史诗情节结构作“三分法”。不过“三分法”还有其他划分形式。其次，从形态学角度认为《伊利亚特》有一种严密而奇特的“环形结构”(ringcomposition)。C．H.Whitman随后将这个理论发扬光大，把“环形结构”说运用到全书的各个角落。后来D．Lohmann对这个理论做了一些修正、完善和细化，使之上升到形态学的高度。程志敏总结了西方学者对环形结构所反映的重复的作用，认为重复有两个“功能或作用：助忆与论证”。“环形结构符合认知心理学原理，经济、对称、简洁，当然就好记忆。”但尚未见到有对《伊利亚特》的情节详略做数字统计，更未有对其行文波澜起伏之镜头（连续）切换式叙事结构做分析的。

3．研究《伊利亚特》里的悬念。“荷马知道如何制造悬念。”“悬念有助于故事内容的连接，有助于情节的稳妥和‘艺术地’展开。但是……荷马最拿手的好戏不是制造而是‘消除’悬念。……而是通过再三的提及或预告，使听众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不断’等盼结局的实现。”但是，从《伊利亚特》的铺叙和设疑两方面对其表现方法进行研究的却很少。

4．《伊利亚特》里的修辞（主要是明喻）研究。陈中梅说：“荷马是编制和使用明喻的专家。根据古代注疏家的得到一些现代同行赞同的观点，荷马史诗里的明喻具备五个特点。”而且陈先生认为：“荷马使用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就事论事的情节语言，另一种则是与之形成配套的以衬托为主并（可以）与情节的常态发展‘无关’的明喻语言。”同时，陈先生对荷马的多行次明喻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明喻扩展了史诗的篇幅，却缩短了作品与听众的距离；它比情节语言的框架里营造自己的结构，不仅丝毫没有扰乱，而且还在更复杂的构思层面上坚固了故事的整一”。“明喻还起到象征和预示的作用，能够‘艺术地’把上下文连接起来，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推动叙述的铺开，从而改善故事的接受效应，使其读来更加扣人心弦。”不过未见到有论者分步骤分环节地对《伊利亚特》里的明喻和博喻进行研究的，至于其夸张和排比修辞手法，就更少有人研究。

5．至于在《伊利亚特》心理描述研究方面，则成果极少。

三、与两史诗之一的比较研究

就目前资料看，较少有《格萨尔》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周作人《古希腊的神话与英雄》是中国《荷马史诗》研究的起步。随后，《荷马史诗》研究一直沉寂到20世纪90年代，罗念生、王焕生、邓欣扬（台湾）与陈中梅等学者的《荷马史诗》汉译本陆续出版。近年出现这两部史诗的比较研究的小高潮：将《荷马史诗》与《诗经》或其他民族史诗进行比较研究的；有论述史诗特征的（《从<伊利亚特>和<格萨尔>的比较研究试论史诗的基本特征》）；还有研究“规律性的共同点和本质性的区别”的（《<玛纳斯>和<伊利亚特>（奥德赛>》）；有对史诗的内容与母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英雄史诗的双璧——<霍岭大战>与<伊利亚特>》）；还有从叙述动力的减弱与消失的角度对《格萨尔》与《伊利亚特》进行比较研究；有从史诗的流传方式、历史真实性、战争观念等角度论述其差异性与相似性方面来研究的（《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还有《格萨尔》与《荷马史诗》在其他方面的比较研究（《从藏族<格萨尔>等多民族史诗解析“荷马问题”》《<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美学建构之比较》《<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原始思维之比较》）。而就《格萨尔》的叙事，诺布旺丹曾对丹增扎巴的《格萨尔》史诗文本类型进行研究时发现其“自撰口述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认为如果对其“文本路数进行宏观把握”，此二者“显得极为重要：一是文本的叙事形态，二是文本的创作形态。一个是静态的，表现为他文本的整体空间形态，包括文本的语境、文本的叙事特质、文本的叙事视角、文本的结构形态等。另一个是动态的，表现为文本产生过程中的时间形态，包括文本创作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实际上，诺布旺丹所讨论的，是一种“叙事类型”。他进一步强调：“从狭义上说，智态化叙事即是指从掘藏传统派生出来的纯智态叙事文本，以丹增扎巴为代表，他将佛教掘藏作为创作的表现手段，应用一系列技法进行《格萨尔》故事创作。”也就是说，诺布旺丹此文的重心是审视丹增扎巴其文本生成过程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特质，而非具体叙事视角和文本的结构形态。

综上所述，目前能查阅到的已有（中外文）研究成果中，都还未见到将《格萨尔》与《伊利亚特》的叙事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因而该论题具有很鲜明的新颖性，值得展开去做。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时间与事件：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叙事比较研究”( 2013T6023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叙事比较研究”( 11XWW004)：甘肃省教育厅第二批科研

项目“《格萨尔》叙事与结构研究”（1118B-06）；西北民族大学校级中青年科研项目“《格萨尔》叙事学研究”（XBMU-2010-AD-128】

作 者：罗文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在站博士后，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编 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