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之谜

【一鸣惊人的典故，《韩非子》里的主角是楚庄王，《史记》却说是齐威王，究竟谁对谁错？论时间先后当是韩非更近，但论史学功底则史迁高出一筹，殊难定论，或许二王皆有一鸣惊人之举也未可知。总之，我们是好给古人身上编排一些逸事的，这也并非我国独然，泰西之希罗多德亦如是。如果说古人只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偶尔有意或无意地错用一些典故，到了晚近，某些无良的出版业从业者开始大规模、批量化地制造古人的名人名言，奇行奇事，或炮制诱人猛料，或勾兑心灵鸡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看完下面这篇“打假”的文章，您一定会大跌眼镜。当然，您也可以说：观点表达了就好，何必较真儿？这话也不错，但小编想：我们总要有些求真的精神才好。套用一句歌词：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我只是怀念真的东西。】

苏生文 赵爽

“名人效应”在今日已不是稀奇事，如果渠道正当，“借势”宣传、扩张自我本也无可厚非，可惜急功近利、作伪行骗之事却屡有所闻。但谎言毕竟是谎言，本文以至今仍有流行的《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作伪一事，做一叙述并略做剖析，以警醒世人。

《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是由一位名叫襟霞阁（主）的人编纂的，最早的版本是1925年由上海共和书局出版的《十大名家家书》。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再版时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为名。20世纪90年代后还有一些类似版本在出版。上述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这十大名人绝对是清朝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郑板桥、纪晓岚、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自1925年初版开始，《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曾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流传甚广，可见“名人效应”之大。然而，经专家多方考证，其中大多数家书多有伪造之嫌。由于作伪，我们在这些家书中会发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错误，诸如生死对话、张冠李戴、穿越时空、违背常识乃至虚构人物等，在此，先来说说其中业经专家考证确认作伪的四种——《林则徐家书》《李鸿章家书》《张之洞家书》《袁世凯家书》。

奇异的“生死对话”

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被遣戍新疆，后获赦调任云贵总督，携夫人到昆明就任。不幸的是，到昆明没几个月，林夫人就病逝了。可是《林则徐家书》的最后几封信，竟然是林则徐在林夫人病逝后写给她的！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赴京应试时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的，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八年，生母朱夫人去世已有二十三年，而在《张之洞家书》中，却出现了他在中试之后给“双亲”写的三封信，报告中试的喜讯，并且还誊抄了考试的试卷给他们。

《李鸿章家书》中这种“生死对话”更多。其中一封“禀父”信，称自己正在给曾国藩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做“校正”。实际上，李鸿章是1859年才进入曾国藩的幕中的，如果有校正《经史百家杂钞》的事，应该是在1859年之后，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于1855年7月就已经去世了。还有，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死于1863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和1886年写了两封信给昭庆。三弟李鹤章死于1880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还给鹤章写信。

叙家常恍如写小说

晚清人大多还是实行《红楼梦》式的大家庭制度，聚族而居，按照常理，那时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人，不但是父母子女，包括兄弟亲族、母党妻党的状况都应当是相当熟悉的，而在多个家书中都出现了搞错亲人情况的现象，让人产生亦真亦幻仿佛读小说的感觉。

举例一：林则徐搞错儿子的年龄。《林则徐家书》第7、9两函是林则徐分别写给长子汝舟、次子聪彝的，可是却把两个孩子的年龄搞错了。汝舟时年26岁，信中却说“年方三十”；聪彝才16岁，信中却说“年虽将立”（也就是将近三十岁）。

举例二：李鸿章不知自己有几个弟、妹。李鸿章兄弟六人，长兄瀚章、鸿章行二、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都是一母所生。但在李鸿章给瀚章、鹤章的家书里都说“吾兄弟四人”，岂不是笑话。究其原因，大概是在李氏兄弟六人中，前三位和六弟昭庆四人在晚清都是声名显赫的，而蕴章和凤章的名气较小，所以作伪者把他们俩给漏掉了。此外，《李鸿章家书》中还提到“益妹”，可是李鸿章总共只有两个妹妹，都不是名“益”的。《李鸿章家书》中有十封信是写给“文儿”和“玉侄”的。看信的感觉“文儿”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儿子，其实李鸿章那时还没有孩子，那之后很久，他的弟弟才过继了一个儿子给他。至于“玉侄”，家书中说他是三弟李翰章的儿子，还说“玉侄”和“文儿”一起勤奋“耕读”。但实际上李翰章那时只有一个4岁的儿子李经畲，不叫“玉”，才四岁的孩子也谈不上“耕读”。这李鸿章念念不忘的“文儿”和“玉侄”，看来是出于虚构了。

同样虚构人物的还有《张之洞家书》，其中先后十余次说到他的三个母舅及舅母。但这些多次出现的母舅、舅母，均是子虚乌有之人。

不合制度及常识性错误

按说，写这四种“家书”的人都是朝廷重臣，最不会搞错的就是朝堂上的事儿，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家书中，类似的错误却是一再出现。

举例一：封疆大吏搞错皇帝尊号。清朝皇帝的称呼，有这么几种：一是最通俗的叫法，直呼年号，比如我们常说的康熙、乾隆、嘉庆等，其实都是皇帝的年号（因为入关之后的清帝们，一般一朝只用一个年号，叫起来也方便）；另一种是对已去世的皇帝称呼庙号，也就是他的牌位被供到太庙里时得到的尊号，比如努尔哈赤庙号太祖，皇太极庙号太宗等，又称为“某庙”，比如顺治帝庙号世祖，又被称为“世庙”。而林则徐、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在家书中居然犯了这样“大不敬”的错。

林则徐第42封给弟元抡的信有这样一段话：“愚兄本系一介文士，得邀宣庙恩遇，以御史历任封圻。而今上恩慈，更逾于先朝，不以卤莽见罪，反视作剿匪平乱之干员。”这里提到了“宣庙”（道光）和“今上”（咸丰）两个皇帝，但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信约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离道光皇帝去世还有两年，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出现“宣庙”这样的称呼呢？而那时候的皇帝还是道光，怎么会又冒出来一个“今上”（咸丰）呢？

《张之洞家书》中有一封据说是在湖广总督任上写给儿子的，其中提到：“而汝父之得有今日，其原又何在，实早受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张之洞自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曾多次任湖广总督，不过这多次任职都是在光绪皇帝在位期间。光绪皇帝是在去世后的第二年（宣统元年）正月才上庙号为“德宗”的，因此，张之洞显然不可能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光绪皇帝尚未去世）就称光绪皇帝为“德宗”

举例二：李鸿章不明科甲基本规则。科举是古代读书人的主要进身之阶，因此他们对科甲的基本规则都是了如指掌的，奇怪的是，科甲出身的李鸿章却在“家书”中一再说错话。《李鸿章家书》中有一封“禀母”书，向母亲报喜说自己在乡试中中榜，“放榜之日，男列二甲第十三名”，暴露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古时进士分成“三甲”，而举人仅列名次，是不分“甲”第的。实际上，李鸿章这年中的是顺天恩科乡试第八十四名举人，是没有甲第之说的。另一封报告自己中进士之喜的《禀母》信称，“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现已入院视事”，这也是没有常识的。实际上，举人中了进士以后，再经过朝考，然后引见给皇帝，成绩优异者进入翰林院，在翰林院待三年后才授给修撰、编修等职。李鸿章刚刚中了进士，哪有马上就成为编修之理？

自己做的事也会搞错

举例一：林则徐搞错“禁烟之旅”。从得道光帝器重赴广东禁烟到虎门销烟，是林则徐一生最大的功绩，但《林则徐家书》中叙述事情前后经过的书信，却多次出错。第1函至第3函是林则徐致夫人和长子汝舟的信，告诉他们自己奉旨查禁鸦片的事。这三封信出现了几个错误：第1函谈到道光帝派他去广东禁烟时，令他“毋用来京请训”。实际上，林则徐在去广东之前是进过北京向道光帝辞行的，道光还特别赐给他在紫禁城内骑马的隆恩。第2函提到林则徐南下广东的路径是“沿海道至省”，可实际上他是经陆路前往广东的。第26函致林元抡的家信中提到“自销化趸船鸦片二万余箱后，兴贩者不能不敛迹，吸食者亦不能不戒绝”句。从信中提到的其他事情上看，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839年3月左右，而销毁鸦片却是在当年6月发生的，完全是前后倒置。

举例二：袁世凯求错人。在《袁世凯家书》中，第3函袁世凯致于夫人书中，告诉她他在京城谋求捐官，其叔保恒指示他去翰林院探访徐世昌，但实际上那时候徐世昌还是踯躅于河南某些州县做塾师、小幕僚的穷秀才，不知如何能帮上袁世凯的忙。

不合人之常情

家书应有家书的风格，比如家常事、教子言以及亲人间的脉脉温情，可是很多家书更像是“目前形势”的报告。李鸿章家信中有很多是叙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事的，如述及“攻克天京”的家信《禀母亲》云：

五月三十日，攻克龙膊子山阴坚垒，俗所谓“地保城”者。遂筑炮台于上，日夜轰击，而潜穴于下，时刻进取。六月十六日地道火发。倾城二十余丈。李臣典、肖泗孚辈，蚁附争登，城遂破。九帅日夜劳心，风餐露宿，以致苍黑焦悴，无复尽生面貌。……城破之后伪天王府火起，九帅闭门搜杀贼众三日夜，太平酋目三千，兵十余万皆死。……

且不究所述史实是否正确，就从常情上说，哪有儿子给母亲写信，不但不报平安，反而有声有色地描绘一番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岂不是有意吓煞母亲！

“穿越”版新名词随处可见

举例一：《袁世凯家书》“穿越”到未来二十年。《袁世凯家书》第2函写于1873年，里面有“近世天演竞争，战事竟尚铁血主义”，而“吾国陆军犹守旧制，海军虽尚新法，稍胜于旧有之水师炮艇，而与英美等海军相较，瞠乎其后矣。……侄由是主张不观吾国兵书，专阅日本暨德意志之战略……久拟赴德，入陆军学校肄业”。所说全非19世纪70年代初的语气。所谓“天演竞争学说”，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19世纪90年代严复才翻译介绍到中国。德意志1871年才统一，当时中国人只知道有普鲁士，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尚不为国人知晓。日本明治维新才数年，在中国人心目中尚无任何地位。当时，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历经波折才刚派出去，还谈不上有个人的自费留学。近代海军要到1885年才开始兴办。袁何来那么多超前认识？

举例二：《李鸿章家书》新世纪名词到处飞。李鸿章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家书中，大量出现了诸如“国际”“教授”“服务”“世界”“社会”“民族”“教育”“义务”“适者生存”“家族封建时代”“种族之竞争”等现代气息的词句，实际上，这些词汇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语里吸取过来的，而实际上，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的，大概还来不及学习这些新名词，更不会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用这些词了。更可笑的是，信中还出现了“五四”语气的白话文。比如《示文儿》：

年来国势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忽然一旦变化，固非易事。然受外人之凌辱，国人未能反省，非愚且钝乎？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吾儿身体不佳，宜自保重。每日工作，宜有定时，弗过度。余年老力衰，耳眼不灵。疏忽之处颇多，可恨可恨。

以上这封信的行文颇有白话文的特点，用词也很现代，思想也较新潮。间或用些文言文，又多有不恰当之处，不大像进士出身的李鸿章所写。众所周知，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夕才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伦理思想的传入还要晚些。而李鸿章早在1901年就已经去世了。在李鸿章时代，竟能写出这样通俗的白话文，出现这样新潮的思想，岂不怪哉！

其余六种家书

以上来自“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种家书的纰漏，已经学者多次考证，确认为作伪。而其他六种家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曾国藩家书。早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初版以前，曾国藩家书已广为流传。笔者将《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中的曾国藩家书与当时市面上已经流行的《曾文正公家书》进行比对，发现前者不过是将后者掐头去尾、改头换面后重新编排而成。

纪晓岚家书。家书编者在“著者小史”中说，这是从“河间张氏庋藏秘本中，觅得若干篇”，编排而成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却不大像是“家书”，倒更像谈鬼说狐的笔记小说，如“寄秀岚弟”，是为了“告知自睹雄鸡产卵”；“训三儿”，则大谈“鸡能报恩救人，诫勿日杀一鸡”。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已经出版。更荒唐的是，在“寄内子”一函中，提到了自己在军机处值班时因赤身裸体差点受到处分的事。将类似的荒唐事告诉妻子本身就很奇怪，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纪晓岚一生从未入过军机处。纪晓岚家书之伪似无足辩。

胡林翼家书。早在抗战爆发前，胡林翼的曾孙胡有猷经“反复校阅”后，确定胡林翼家书“从时间和家事细节及其他各方面来看，其中不少是伪造”。并曾写过一篇《读<胡林翼家书>记》的文章，指出其中某些纰谬显系伪造。

左宗棠家书。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出版前，坊间已有《左文襄公家书》流传（即左孝同编校的“初本”）。《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所收录的一百余封左宗棠家书，均为“初本”所无，编者既没有说明它们的来源，也没有任何手迹可相印证。因此，有研究者结合这些家书的内容，认为“绝大部分是利用左氏给师友朋僚的函札，移花接木、连缀补苴而成的”。1987年岳麓书社在出版《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时，也因这些家书“体例芜杂，内容可疑”，没有收录。

郑板桥家书。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出版前，坊间已有《板桥家书》流传。《清朝十大名人家书》的编者在“著者小史”中却说：“（先生）平生著述亦甚富，惜其放诞不羁，往往随手散佚，以致坊间刊行之《板桥全集》亦仅十之二三耳。兹在三山某藏书家觅得先生家书一厚册，后有附志，云从先生后裔处借本抄录，则洵非赝鼎矣。”但该版郑板桥家书的真实性也很成问题。

彭玉麟家书。2003年岳麓书社在出版《彭玉麟集》时，已在“编校说明”里言明“坊间流传的（彭玉麟）家书，因有作伪之嫌，故未予收录”。

时至今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有大部分已被认定是伪作，而其作伪手段说来很是拙劣，无外乎两种：一是由熟悉“名人”情况的人来伪造，间或会附上部分名人手迹作为“有力证据”（当然所谓“手迹”，很可能是从名人“真迹”中摘取辑录出来的）；二是截取已经公开印行的名人奏稿、函电、年谱、笔记之类的片段，进行删减改篡、改头换面而成。如果把前者称为“特殊约稿”的话，后者就是纯粹的“剪刀浆糊”功夫了。换到电脑特技工具如此发达的今日，鼠标点点即可搞定一切，造假可比九十年前容易得多。可惜，假的毕竟真不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位“襟霞阁主”。襟霞阁主原名平衡（1892—1980，一说生于1895年），字襟亚，号襟霞阁主人（一称襟亚阁主人），江苏常熟人。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平襟亚这个人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和多起“笔墨官司”有牵连，跟张爱玲因“一千元灰钿”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还涉嫌“散布猥亵文字”影射陆小曼，被陆小曼告上法庭。他的“主业”是书店老板——经营中央书店，编《万象》杂志。他曾将鲁迅、茅盾、冰心等二十多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印成一套《现代创作文库》，以“一折八扣”的形式大量倾销，不但没有付给作者分文稿酬，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他曾伪称发现了“天壤间仅有之孤本”、“最全足本”——明万历版二十四卷本袁中道《坷雪斋近集》，并将它收入《国学珍本文库》中。而这个所谓的二十四卷全本，实际上是将流传于世的十一卷不全本拆解重编而成。可见，《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还不是他组织和参与的唯一盗版、伪造的书，其目的正如著名近代史专家陈恭禄先生所说的，是“贪图利润，欺骗读者”。作伪者牟利的目的看来已经达到，仅在20世纪30年代，《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至少印行了七次。一直到近年，仍有多种版本在世面上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