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野下“不婚”现象及其制度

　　摘要：“不婚”现象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新趋势，应结合婚姻制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社会各主体对于婚姻的态度及做法，明确分析“不婚”现象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索当代婚姻制度的有待改进之处。结婚率的不断下降，意味着我国选择结婚的适龄人口数量正不断上升。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经济水平，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社会关系不断变化，文化氛围受多种影响与冲击，我们这一代人在寻找伴侣、决定人生大事的时候，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父母，我们面对着新的选择与自由，同时也承受着新的焦虑与不确定性。本文通过数据调查和分析，客观理性的分析我国结婚适龄群体结婚率的下降问题，以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数据分析；事物变化；“不婚”现象；结婚率；社会环境

　　数据是体现事物变化的最有效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结婚率正呈逐年下降趋势而离婚率正逐年上升（见图民政部数据）。虽然2017年的结婚率并没有被正式公布但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服务统计季报（2017年4季度）》显示2017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59.1万对，从数值上看，相较2016年减少83.7万对，可见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国的结婚率仍呈下降趋势。

　　一、对结婚率不断下降的数据分析

　　结婚率的不断下降，意味着我国选择结婚的适龄人口数量正不断上升，不婚率正不断上升，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结果，影响不婚率的因素有哪些，在现代人们对不婚现象的看法有哪些，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

　　问卷由18道题组成，其中包含13道单选题，5道多选题。本次问卷以网上收集为主，共回收问卷400份，有效问卷400份，其中调查样本中有男性119人，女性281人。

　　（一）通过数据，我们对如下因素进行了分析：

　　1.婚姻观念

　　对婚姻的理解这一问题，体现了当代人对于婚姻的态度。“是爱情的自然产物，恋爱自然过渡到婚姻”这一选项有84%的比例，而“提供一定物质保障，在生活中相互扶持”这一选项只有45%的占比（见图1），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爱情是人们考虑婚姻问题的一大基础，人们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婚姻在精神方面的积极影响，而非物质生活上的保障作用，追求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需求能够相契合的婚姻模式。我国处于深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处于中西文化愈加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时期，多元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当代人。当代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越来越看重个性的保护和发展，追求自主空间、人身自由和精神世界的自由，追求情感独立的空间、经济独立的地位，更在乎精神世界的契合。故而当代青年人愈加希望使婚姻成为爱情的自然产物。

　　由图也可以看出：从古到今，人们的婚恋观几经变化，然而追求幸福爱情的美好愿望没有丝毫的降低。

　　2.物质因素对婚姻的影响

　　“结婚一定要买房买车吗”这一问题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调查了物质条件可能对婚姻造成的影响。得到的数据与对婚姻的态度一题中的结论相吻合。与团队调查前的预想不同，这一问题中认为结婚不一定要有房有车的人占了大多数，数据显示有65%的人支持这一观点。这也反应了当今人们对于结婚的物质条件的要求正在降低，而出乎团队意料的一点是，在将这一问题与年龄数据进行交叉统计后，我们发现，不同于我们在展开调研前认为的“年长的人会更在意结婚是否有车有房，甚至会影响子女结婚时所提的要求”的观点，数据显示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认为可以不买车买房的人都占了多数。

　　3.对待不婚主义的态度

　　不婚主义者关于“可能会面对的困难”这一问题中，选择“世俗舆论的压力”这一项的比例高达89.89%（见图2），但在已婚及认为自己可能会结婚的答卷者的选择中占有53.38%的“没有婚姻保障难以维持与另一半的稳定关系”这一选项在不婚主义者的考慮中并不占较大比重。可以看出在这一方面两类人群的考虑角度有很大不同。除问卷选项外，很多答卷者还提出了“养老难”的顾虑（见图3）。由此可见除了如何解决我国不婚率逐年上升的问题之外，我们还要重视在这样的数据背后，多年后可能会出现的数量剧增的独身老人的养老问题。

　　此外，在第18题解决方法中我们共收集到69份有效建议，参与者从“完善立法”“提高社会包容性”“开放非婚生子许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也为我们完成后续内容提供了更多的思路与角度。

　　（二）综合所有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如下两个使得人们“不婚”的客观因素：

　　1.婚礼费用高

　　从我们的统计结果来看，抛却婚车婚房，调查对象大多数认为婚礼费用应在10万元以下，所占比例为53.5%，而认为婚礼费用应在20万元以上的仅占比例11.25%。这与我们想象之中的选择大相径庭，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之中，婚礼应该是一个“充场面”“有面子”的场合，一是为遵循传下来的文化习俗的完整性，二是为了向亲朋好友体现出生活的幸福，婚礼往往是隆重甚至奢侈的。

　　这样的数据结果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调查对象年龄分布集中在30岁以下，这能反映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尤其是年轻的90后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期望与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婚礼费用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水涨船高。昂贵的婚礼费用用残酷的数字让美好的节约愿望落空。根据全国结婚产业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结婚产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结婚人群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目前婚庆消费总额还在不断增长。2015年国内狭义婚嫁消费测算如下（刨除旅游珠宝等领域）：

　　如今距这个数据发布已有三年之久，婚庆业由整合期进入成熟期，服务进一步完善，而费用也是居高不下。表格中所列出的数据按我们婚礼流程来看其实并不完整，甚至忽略了婚礼费中中占比极高的婚戒、蜜月旅行、彩礼嫁妆等。婚庆行业大多为服务性质，人工劳务难以计算，费用就居高不下，各种冗杂且高昂的费用成了不少准新人的心头病，在将婚礼规格作为“门槛”的家庭中，难以负担的费用势必会成为一种阻碍。我们认为，应当让政府适度参与婚庆行业费用调控，扶持或者资助公益性的婚庆服务公司，同时给予人们两个选择：是选择较为平价的经济适用性婚礼还是一场精致的梦中的婚礼。在分流过程中，价格监管部门应该对于价格有最基本的限制，不能让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的情形愈演愈烈。公益性质的婚庆服务公司不仅能降低准新人们的经济负担，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还能够与现存的“一家独大”的全国连锁垄断型婚庆公司形成竞争。

　　2.寻觅对象难

　　现在人们生活圈子较为固定，在单位与家两点一线间，很难有机会结识有可能一起走入婚姻殿堂的对象，深入了解更是难上加难，常常是大家各自都有结婚的心却有各自单着，可谓是“相逢对面难相识”。

　　商机在眼前，各大相亲网站蠢蠢欲动，纷纷推出各种会员套餐，级别从青铜到钻石，费用从十位数到四位数不等，层层筛选各种条件，力图为用户选出那一位“Mr.Right”。然而，互联网上的虚拟交流毕竟有其风险，登记的信息未必真实，人品也无从验证。去年沸沸扬扬的“翟欣欣事件”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一个网站上你无从得知对方登记的以前的婚姻状况是否真实，可用的网站平台不互通，信用等级也是形同虚设。婚后出现了问题网站往往就开始推脱责任，忘了当初收会员费的信誓旦旦的承诺，退一步说就算是网站表示了歉意，谁又能为一场失败的婚姻甚至是为你的人生埋单呢？翟欣欣这样的“爱情骗子”绝不在少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酿成一出惨剧。

　　相亲网站与相关公司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网站甚至不要求实名登记，更无须上传真实证件，也就为骗子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见光死”，照片与本人完全不符甚至判若两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平台为了获取关注量，扩大用户受众面，完全不加以限制，在某些蓄意的欺骗中，这些平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狠狠地点了火加了柴。

　　互联网虚拟平台曾给相亲行业带来了无限憧憬，可是不加限制与管控的现状却不是我们想看到的。轻则“约炮、投资、骗红包”，重则“招嫖、酒托、仙人跳”，不仅背离本意，更是在违法的边缘试探。这样触及底线的、明目张胆地“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已经不能被容忍了。政府应该对于相亲网站成立的资质加以审核，并定期抽查审核其真实性与实践度，制定相关条例，加大处罚力度，以期真正实现互联网的优越性，达到便民利民的目的。

　　二、通过社会环境及数据进行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经济水平，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社会关系不断变化，文化氛围受多种影响与冲击，我们这一代人在寻找伴侣、决定人生大事的时候，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父母，我们面对着新的选择与自由，同时也承受着新的焦虑与不确定性。“不婚”现象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新趋势，应结合婚姻制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社会各主体对于婚姻的态度及做法，明确分析“不婚”现象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探索当代婚姻制度的有待改进之处。

　　不婚现象已在世界不少国家屡见不鲜。在日本自20世纪末以来，就适婚年龄女性而言，其未婚比例已经超过五成。越来越多的亚洲女性选择从以婚姻家庭为中心的“女主内”生活方式转化为坚持不婚、争取独立自由的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将女性的婚姻选择改变之原因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日本女性地位的上升，包括学历水平、经济水平的上升，让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增强，对伴侣和婚姻的期待值增高并更加尊重个人情感，因此在择偶和步入婚姻之前会有更长时间的选择期；其次，是日本职场结构的变化让女性在社会中也有了与男性近于平等的地位，在喜爱的工作和婚姻生活中间可以不用再因物质而妥协于依附伴侣，同时已婚生活会挤占个人时间，鉴于日本社会兼顾事业、育儿等家庭功能的社会化不够完善，婚姻普遍成为女性追求个人理想的阻挠之力。

　　女性选择不婚的态度体现了成为完整独立个体的诉求。不婚现象体现了女性对实现成为独立个体的积极诉求和对于婚姻对个人影响的消极担忧，或可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与男女平权的必然过程，但这并非会成为社会结构的最终形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婚现象之根源在于经济发展，而政策调控则是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法，但过硬的政策控制对于社会心理的压制可能会起反作用，因此和缓疏导和解决不利影响因素是本文比较提倡的办法，即对男女家庭地位与分工的解决。

　　我国现在对于产假及生育津贴的规定仍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予以说明，女性产假在百日左右。多数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中规定男性陪产假在7天到30天不等，并未作统一规定。男女对于生育这一家庭共同重大事件的分担明顯不均，让已婚女性在就业方面承担更大的压力，产假这一因素很大程度让雇佣者选择雇佣男性员工，因此在追求事业与成全家庭之间女性只能择一。以法律的名义明确对配偶的陪护和对婴儿的照顾，不仅有利于两性公平承担生育成本，还有助于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男性参与生育事务是大势所趋，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对于男性休产假提供制度性保障，当男性也需要关注个人对家庭的贡献时，男女在家庭和职场的地位的平等让女性获得同等的就业和晋升的机遇，那么选择婚姻和生育也能够回归成为主流。

　　我们既要围绕着“不婚”现象的产生原因以及其社会影响，也要提及“不婚”现象对文化传承的冲击。我们应结合当代社会现状，法律现实，如：婚姻法，劳动法等，对其有待改进之处，从人身，情感，财产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提出建议性条款并进行阐述。

　　对于“不婚”现象的论证最终应该落脚于社会文化变革的冲击与相关法律政策缺失的矛盾中。通过调研我国的社会现实，以数据分析“不婚”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文化背景，思想变迁等等。我们认为，从宏观的角度看，婚姻制度本身的根本性变化是导致“不婚”现象出现的原因，针对这一原因我们认为应当正视现有婚姻制度的改变，接受多样化的婚姻模式。

　　在文化转变的脉络下，人们对婚姻中的不同情境有着不同的应对措施。如社会学家AndrewCherlin所述：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命题，比如婚前性行为是否适宜、离婚的条件，甚至是婚姻的必要性，都已经不再盛行。从文化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不可否认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扩散。受此影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变迁，这包括初婚年龄提高，离婚的阻碍减少，社会对于婚前、婚外以及同性间的亲密关系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我们认为婚姻是一套复杂的制度，其外围是性别化的家庭和情缘关系，在向外扩展则是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体制，所以在讨论婚姻制度时，应该将婚姻与家庭组成的规范分割开来，通过权衡公共生活和私人喜好得出影响婚姻的关键因素。如同84%的人认为，婚姻爱情的自然产物，婚姻是一种亲密关系。但是，婚姻也是一套具有分配社会权利、义务、自愿的公共制度，调研中45%的受访者认为婚姻具有物质保障功能也能体现这一观点。婚姻作为公众制度对私人领域的影响一部分是源于儒家根深蒂固的父权家庭价值，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社会依然尊重传统的婚姻与家庭形式。公众难以接受甚至是排斥其他的婚姻与家庭形式如同性婚姻，这也是约百分之九的受访者选择不婚的原因。儒家社会的道德基础给予个人权利最小的保护但持续强调家庭，这也导致了公众偏好超过了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而这显然与日益追求自由的时代变迁不相符合，也是246位不婚主义者不愿走进婚姻殿堂的原因。

　　通过调查“不婚”现象的社会现状，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行为者和旁观者的心理。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不同人群对“不婚”现象的不同看法，并从“不婚者”与“非不婚者”的访谈中研究了行为者最真实的初衷和想法；在对“非不婚者”的调查中，有百分之89.07%的人认为是否结婚是个人自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此可见旁观者对于“不婚”现象仍然持有包容的态度，对“不婚现象”的社会接纳度较高。从社会大众对现代婚姻各方面制度条款的认同度，研究社会环境与情感的变化和冲突等等。通过了解“不婚”现象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大众对“不婚”现象的看法，我们对婚姻法律制度存在的有待改进之处提出如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扩大婚姻法保护范围，纳入民事伴侣关系。

　　民事伴侣关系通常是指同性伴侣结合和无结婚意愿的异性伴侣结合的法律关系。这个概念起源于丹麦的“民事结合”，目的是给同性伴侣提供类似婚姻的权利、福利、义务，后来被大多数国家借鉴，是接近婚姻的一种关系。在一些国家它还可以用来表示没有结婚意愿的异性伴侣关系。各国对民事伴侣关系的表述各不相同，如法国的“民事契约关系”、德国的“生活伴侣关系”。

　　根据调查，约22%的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不婚主义者，而约5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边有人认为自己不会结婚。我们不能武断的认为不婚现象已很普遍，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此外，有约百分之八的人因为同性婚姻不合法而选择“不婚”我们认为必须尊重时代客观变化并尊重个人选择，以此为前提，我们应该平等地向所有人提供婚姻的权利、福利与义务。但是，我们认为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下，直接主张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激进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逐步将“民事伴侣关系”纳入婚姻法的保护范围中，这样不仅可以给予广大同性恋群体以必要的保护，更加可以给予那些不愿被婚姻束缚或者因为客观原因不愿走进婚姻殿堂的群体的财产（约38%的受访者认为财产是不婚主义者将遇到的主要问题）等权益以保护，也能更好地解决非婚生子的户口及遗产继承等问题（约36%的受访者认为非婚生子与婚生子在中国的权利不平等是不婚主义者将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纳入“民事伴侣关系”也能让不婚主义者享受与结婚者一样的婚假、产假等福利待遇，真正是的个人权利胜过公众偏好，给与所有人平等的权利保护。

　　然而对社会群体观念的改变仍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忽略当下正在发生的不婚现象或可带来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问题。不婚人群在未来或会结婚，但已经属于晚婚晚育，而坚持不婚的群体，若非具有充裕的经济条件，则会在老年期成为社会重要的负担对象，生育率降低和老龄人口比例升高已成必然趋势。因此在政策法规方面，需要提前作好应对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在《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指出，人口老龄化之现象并非一个需要巨大卫生保健开支的问题，而是社会需要根据老年人的能力和健康需求多样化进行调整，不仅要在卫生医疗模式应对老龄人口健康，更需要使老年人安全舒适生活的政策和适当的社会关怀体系。

　　就我国卫生医疗模式而言，卫生专业中有关老年病学和老年学的培训仍旧处于低水平，对于专业照护人员的关注和支持仍并非政府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重点。中国自古以来讲求齐家治国，对于老年人的供养社会基本由家庭后辈承担，因此当未来不婚主义一代年老后，人口老龄化达到高峰，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大量的老龄人口成为社会共同负担。在老年人群体多发的慢性病问题、限制行为能力的老人照护问题会对国家的医疗保健体系产生巨大冲击。

　　与此同时，老龄化并非是一个走入死胡同的过程，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医疗水平的进步。而且老年人本身在阅历和智慧的优势也使他们仍旧是社会中重要的生产力群体，摒弃对老年人生物学衰退的偏见，老龄化将会带来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升高，当今社会的经济转型也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转变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业而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产业，减轻老龄化问题对于劳动力缺失的压力。同时，老龄人口对社会消费也可作出巨大贡献。

　　医疗服务方面，对于医疗工作者培训如何评估老年人身体状况并作出更适宜老年的治疗方法、对于需求长期的治疗服务的病人的医疗程序特别设计、组织培训非正式照护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并支持其加入医疗服务系统、多学科小组的社区护士和职业/非职业理疗师，这些医疗服务的协调都能较大程度减轻医院门诊压力、提高系统绩效的同时帮助老人便利快捷接受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建设老年人更能获得精神关怀的社会氛围十分重要。老龄人口并非是完全需要社会婴儿式看顾的群体，在教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艺术等领域，老年人仍由较多的社会参与空间。除专业的医疗卫生体系配套建设，政府或可提倡建构基础于社区的关怀体系，缓解老龄人口因为老来孤独而生抑郁和焦虑等精神疾病，同时为医疗卫生体系提供基础的组织性支持，比如在中老年人群在社区范围中能帮助照顾高龄老人，或老年人通过社区社交活动等，同时也能通过对于老年群体的整合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甚至理财咨询，避免出现孤寡老人老无所养之情形。

　　希望通过如上方式可以促进“不婚”现象的解决，使社会对“不婚者”愈加尊重，使“恐婚者”“不婚者”能以更乐观的态度面对婚姻。

　　作者：杜佳玲等